汉魏著名名士集团：东汉党人、邺下文人集团。

　　社会风气：敢以天下名教为是非，逐步打破了两汉儒教“天人感应”的神学地位，社会思想得到了初步的解放。

　　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集团交替把持朝政，尤其是宦官集团的掌权，极大地伤害了士阶层的根本利益。此时，以维护皇权绝对性并带有宗教神学色彩的两汉儒学，逐渐受到了士人的怀疑和唾弃。以陈蕃、李膺、杜密、范滂、郭泰等为首的东汉士人集团互相标榜，公开宣扬“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他们品评时政与当时人物的“清议”也在社会上盛行，在朝野上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

　　东汉士人集团特别看重士大夫的节操，风骨凛然。在“清议”盛行与士人集团逐步壮大的背景下，不堪坐以待毙的宦官集团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连续掀起两次党锢，对士人集团进行沉重打击。第一次党锢时，许多正直的士大夫以没有列入“党人”名单为耻，主动上书，要求“连坐”；党人领袖范滂出狱返乡的时候，汝南、南阳迎接他的士大夫人数有数千辆车之多。面对打击，士人集团非但没有退缩，反而继续互相标榜，扩大声势，其领袖人物分别被称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

　　第二次党锢时，为了掩护士人领袖“八及”之一的张俭逃亡境外，数十户士大夫家庭上百口人家破人亡，但当时士大夫仍然视死如归，不惜代价要将士人领袖护送出境。“八顾”之一的士人领袖范滂为了不连累更多无辜的人，投案自首。临别前，他希望母亲不要悲伤。不曾想，他母亲也大义凛然，说：“你今天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

　　两次党锢之祸给重视节操的士人集团以沉重打击，一部分心灰意冷的士大夫逐渐转向哀怨人生苦短，宣扬及时行乐。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勰《文心雕龙》中所称的“五言之冠冕”，钟嵘《诗品》中所赞的“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应运而生了。《古诗十九首》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等看似离经叛道的诗句反应了当时部分士大夫在黑暗的政治中，开始用放浪形骸的方法来抗争当局官方儒学的伪善，同时又不涉及具体的政治斗争，得以全身避祸。

　　在出身“浊流”宦官家庭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两汉儒教的宗教神学地位，基本上土崩瓦解。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本来就不讲究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再加上他自幼就受到汉末“清流”崇尚“简洁”的影响。所以，他当政后，很自然地根本看不起两汉儒学“天人感应”的那一套。公元217年，曹操更是颁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公然要求推荐那些“不仁不孝，但有用兵之术”的人为官。无疑，这是用行政的手段对两汉儒学宗教神学地位的毁灭性打击，同时也进一步解放了当时的社会思想。

　　在党锢之祸与连年战乱的时代背景下，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士人集团，一方面感伤时乱，勇于正视当时人民的苦难；一方面也忧虑人生短暂，似水流年；另一方面更是满怀着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壮怀。这三种情感碰撞在一起，构成了慷慨悲凉，质朴大气的人格之美，史称“建安风骨”。

　　陈仲举①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②太守，至，便问徐孺子③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④式商容⑤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世说新语?德行》

　　“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王勃《滕王阁序》）魏晋以降，犹让初唐四杰的大才子王勃在其千古名著《滕王阁序》津津赞叹的便是《世说新语》第一篇《德行》第一则所记载的陈蕃礼贤下士的故事。

　　东汉中后期，外戚专权，大肆兼并土地；宦官主政，疯狂卖官鬻爵，国势每况愈下，民不聊生。一群正直的士大夫眼见书斋外，流民失所，食不果腹，一片凄凉景象，不禁痛彻心扉，拍案而起，冒着全族上百口人身家性命的风险，与外戚、宦官集团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而《世说新语》、《滕王阁序》所表彰的陈蕃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汉桓帝时期，一度得到汉桓帝信任而官至太尉的陈蕃，对待外戚、宦官专权敢于以死相争，寸步不让，对待同僚能够礼贤下士，奖掖后进，所以当时正直的士大夫都团结在他的周围，以其为典范，马首是瞻，《世说新语》论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实非虚言。

　　陈蕃有十分远大的理想，常常登上马车，拉住缰绳，扬言自己有“澄清天下之志”，至于初到豫章郡（今江西省），“席不暇暖”，就去拜访当地名士徐孺，则更是明言自己是效仿当年的周武王姬发，这样的豪气实在是非大英雄所不有啊。

　　非但如此，陈蕃做豫章太守的时候，还常常邀请当地名士徐孺来他官邸做客。由于两人都是有识见的正直士大夫，所以常彻夜长谈。陈蕃为此还特意在自己寝室里给徐孺准备了一张床榻，等徐孺离开，就把这张床榻悬挂起来；徐孺来了，才把床榻放下来。这也就是王勃《滕王阁序》中所说的“徐孺下陈蕃之榻”。虽然，现在看来陈蕃的做法不免有些做作，但这也恰恰表现了他求贤若渴，力求“澄清天下”的强烈心愿。总的来说，仍不失大英雄所为。难怪几百年后，王勃也要借此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遗憾。

　　当然，说起陈蕃，还不得不提历来广为流传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故事。其实，“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那个“不扫一屋”的少年就是陈蕃，只不过今天的许多论者提及此事，往往断章取义，糊弄小孩，把陈蕃打扮成一个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不够脚踏实地的反面教材。但实际上，这则故事的出处《后汉书?陈蕃列传》对此的评价是褒义的，作者范晔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客人薛勤知道陈蕃有澄清天下之志，对其刮目相看）言语中无不充满了对陈蕃的仰慕和肯定。那为何古今论者对此的评价会如此大相径庭呢？

　　在当今的社会上，不少人都认为世故就是成熟，所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成为许多人当然的处世哲学，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也就不难理解这些人为何会取笑陈蕃“自己的屋子都没收拾干净，又怎么能收拾天下”的幼稚了？也就是在这种自私、功利的心态下，陈蕃的历史形象才发生了180°的大转变。

　　然而，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当今不少人歪曲陈蕃“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陈蕃日后的两袖清风，勤政为民，礼贤下士，奖掖后进，领导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殊死斗争，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对得起他当日“大丈夫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岂可只为自己”的豪言壮语。

　　公元168年8月，时任太傅的陈蕃在得知志同道合的大将军窦武被宦官冤杀后，拖着已过了古稀之年的残躯，亲率八十多个门生弟子，手持兵器，杀进皇宫，明知必死，也期望与恶贯满盈的宦官同归于尽，完成他澄清天下的夙愿。最终，这位东汉士林当之无愧的领袖，带着他“澄清天下”的愿望遗憾地走完了自己英雄的一生。

　　陈蕃慷慨就义后，他的亲属门生上千口人也一同惨遭迫害，只有他的儿子陈逸被他的挚交硃震以他全家性命为代价才救了出来。此后一年，宦官集团又借口“张俭事件”掀起第二次党锢，将李膺、杜密、范滂等背负天下重望的名士统统杀害，其余被迫害的士大夫更是数以千计。一时间，天下万马齐喑，群魔乱舞，正直的士大夫集团遭到了沉重打击。

　　当然英雄的血没有白流，也不会白流。后一代的东汉士大夫均在陈蕃等正直士大夫的鲜血洗涤下成长，大都从小就在内心深处树立起“澄清天下”的崇高理想。终于在公元189年，陈蕃去世21年后，袁隗、袁绍、袁术带兵血洗皇宫，杀光了所有的宦官，标志着东汉士大夫集团对宦官集团的最终胜利。

　　出生在陈蕃去世后不久，直接受到陈蕃“澄清天下”思想影响的诸葛亮曾说过“志当存高远”，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曾说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啊，所谓，惟大英雄方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大丈夫处世就应当要有远大的志向，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而不是一味只顾着打自己的小算盘，收拾自己的房间。当然，如果你只想一辈子做个小男人，就另当别论。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燕雀有燕雀的志向，鸿鹄有鸿鹄的志向，彼此都不要勉强。【原标题：陈蕃：大丈夫当有澄清天下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