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三年坊刻本，竹纸１册

    又光绪十年坊刻本，竹纸１册

    “敬惜”字纸，也就是带字的纸，在我国有很久的传统。所谓“惜字律”，就是劝人“敬惜”字纸的善书。惜字律有不止一种传本，但我所见到的每一种的首要内容都是所谓“《文昌帝君惜字律》”。

    文昌帝君是民间信奉的一尊神祗，它本身的来历实颇为可疑。“文昌”本来是北斗之上六星的合称，名为“文昌宫”，在中国原始信仰及道教中俱为主司命的大神。文昌六星中有“司禄”一星，又专主“赏功进士”。而文昌帝君则本称“梓潼神”，是四川梓潼县一带信奉的一种地方神。与文昌神出自天星不同的是，梓潼神是由凡人升举而来。相传梓潼神本名张恶子，仕晋战死，在梓潼立庙祠祀。后来唐玄宗和唐僖宗两度入蜀避难，均得到梓潼神佑助，于是被晋封为济顺王。至宋咸平年间，又受封为英显王，影响日益增大，并由一尊地方守土神兼有了预知科举仕途和黜陟穷通的功用，后又发展为专门司掌禄籍。这样一来，便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祠祀。至此，梓潼神已取代了文昌宫司禄星“赏功进士”的功用，于是在元延佑年间封授它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掌“判桂禄二籍”。梓潼神亦从此与文昌神合而为一，俗称“文昌帝君”或“梓潼帝君”。

    就是这样一位横死的武将，却稀里糊涂地成了主掌文人命运的神祗。有关文昌帝君灵验的故事有很多，明代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中有《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一则，讲的就是文昌帝君为唐末才子罗隐添注禄籍的故事。罗隐的故事时代虽早,出现却较晚，在宋人洪迈所撰《夷坚志》一书中，则记有一些更早出现的灵徵事例。写字是文人的职份，因而这“敬惜”字纸的工作便也归由文昌帝君来管辖。《文昌帝君惜字律》究竟传自何时，我没有做过考证，所见收录此文的“惜字律”善书均为清末刻本；过去的藏书家一般不收藏这种书，即使偶然收藏，一般也不会收入藏书目录，所以未见前人著录有较早的刊本，因此无法借此界定其始见时间。不过从清末普遍流行此书的情况来看，它的出现应当已经有很久一段时间。

    我书斋里的这两种惜字律，光绪十三年刻本名《惜字律》，光绪十年刻本名《惜字新编》。后者钤”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朱文方印，知乃清末扬州藏书家测海楼主人吴引孙故物。吴引孙藏书后售与北平富晋书社。富晋书社出售时编有《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一一罗列吴氏所有藏书。其中稍微像样一点儿的善书，均单独列在子部杂家类中；此外尚有166种善书，则被富晋书社老板合列在一起，标价30元出售，在这当中就有这部《惜字新编》。可见这样的书在当时实在不值得一提。又这两种《惜字律》均非原刻，后者且在签条上就印着“重刻惜字新编”的字样。这两种书都是以所谓“《文昌帝君惜字律》”开篇，但两种《文昌帝君惜字律》的内容却颇有出入，可见决不是文昌帝君神授，而是凡世文人所编造。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僧道遍传惜字律，慧眼自明六通出”一句，后者作“儒者遍传惜字律，文章灿烂花生笔”。针对不同的对象，各有各的作用，说不上孰短孰长，可能把二者合而为一，互补其缺，要更为合理。最有意思的是虽然题为“文昌帝君惜字律”，但是其实际内容却是劝导诸色人等传布惜字律的偈语，开篇即谓：“国家颁行惜字律，风调雨顺干戈息。”结尾云：“一切发心刊印者，善报昭彰庆有余。”看来文昌帝君神力实在有限，他的戒律还要靠国家颁行、大众传布，才能被芸芸众生所接受。

    那么，所谓“文昌帝君惜字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文昌帝君”规定人们必须怎样“敬惜”字纸呢？按理说这两种惜字律书既然都冠有“文昌帝君惜字律”的字样，就本应都载有“文昌帝君惜字律”的内容。可是这两种惜字律书的内容却差别很大，所以很难断然判别。至少在这两部书中，还找不到二者大体相同的可视作“惜字律”的内容。这种情况说明所谓“惜字律”应完全出自民间，所以才会如此混乱。

    相比较而言，光绪十三年的《惜字律》也许含有更多可以看作是“惜字律”的内容。紧接在劝导人们传布惜字律的偈语之后，《惜字律》一书刊有“敬字纸功例”和“慢字纸功例”，继之是完全以“文昌帝君”口吻写的“劝惜字纸文”并附有“敬字十凡例”。所谓“律”的准确涵义无从知哓，若作律令之“律”或戒律之“律”解，则“惜字律”应有强制性，违之要受到惩罚。从这一意义上讲，可以视作“文昌帝君惜字律”的似乎只有“慢字纸功例”。

    “敬字纸功例”和“慢字纸功例”都是用“功过格”的形式，分别规定对各种敬惜或侮慢字纸行为的奖惩措施。“功过格”本是善书中常见的供人自我约束的规条，写明做某善事可记若干功，做某恶事则要记若干过。天日昭昭，到头来功过相抵，该奖该罚，自有报应。了解到这一因缘，所谓“敬字纸功例”和“慢字纸功例”，又理应一体看待；而以文昌帝君口吻写下的“劝惜字纸文”及所附“敬字十凡例”，既然说是出自文昌帝君之口，更不可漠视，所以不妨都把它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

    敬惜字纸最高的功德，是“生平以银钱买字纸至家香汤浴焚者”。不用说穷人，就是一般中等人家，恐怕连人也用不起香汤沐浴，所以这决不是谁想积就积得起的功德；也正因为寻常人做不到，“文昌帝君”才将其列为可记“万功”之首功，凭藉此功，可“寿增一纪，长享富贵，子孙荣显”。这里所说的“字纸”，虽然其本意主要是指带字的废纸，用香汤洗净后焚化是为使神圣的文字免受亵渎，并不是鼓励烧书，但有两类书却明文写在应焚毁之列。一种是“怪异淫乱”之书。在“敬字纸功例”中专有一条明确规定说焚毁此等书籍，可以记录“百功”，并能使“本身增寿，子孙贵盛”。另一种是残缺不全的书籍。敬、慢字纸功例虽无明文规定,但“文昌帝君劝惜字纸文”所附之“敬字十凡例”中，已把“不全遗书、破残经卷”与“淫词小说、恶款榜文”并列，要求人们随手捡拾，“随即焚化”。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要毁掉许多被视作“淫词”的优秀文学作品；一些罕传稀见的历史文献，靠残篇零卷，还可以保存一部分内容，或是以几部残书配成一部全书。这样的残书，一旦被毁，要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那些一心想要通过尊奉“惜字律”来积累功德的善男信女，无意中可能正做了毁灭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惜字律”的流行，对于一些古代典籍的散佚失传，应当起到了一定的不良作用。

    不过总的来说，“惜字律”劝导人们爱护书籍，对于保存古籍，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如“敬字纸功例”要求人们“不轻笔乱写，涂抹好书”；“不以书字放湿处霉烂，并扯碎践踏”；“慢字纸功例”中要求更严，如不能“以字纸经书放船舱底并马上，令人骑坐”，违之要记“二十罪”，“生毒疮，受人欺凌”；不能“以经书枕头”，违之要记“十五罪”，遭“穷苦，受杖刑”；甚至“以不净手或便溺后不洗翻阅经书者”，也要记“三罪”，遭“生刈指疮”之罚。如此说来，古代贤人如欧阳修者流如厕读书的习惯，若文昌帝君有知定然会给以更严厉的惩处。

    “敬字十凡例”中还有一条与古代典籍的流传有关，值得注意。这一条主要针对刊印书籍，规定说：“凡抄刻刷印之家，一切样稿印板，割补差讹，慎勿轻弃只字，久久自有福报。”时下在古旧书肆中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些古籍的试印样本或校样本，它们能够得以传世而不是被毁弃，在一定程度上或即与此有关。我得到的一部武英殿聚珍版本黄山谷诗集，为试印样本，本来满篇皆是上下乙误及讹字，却都被一一用字钉改正钤补。这种做法费工耗时甚多，不如用改正后的书版另刷一部省事，如此不惮其烦，很可能即与这种希求福报的观念有关。这些样本有时能够反映出作者定稿的过程，加之刷印最早，独具特色，因而也是很有价值的收藏品。

    《惜字律》的主要着眼点是“敬惜”写出或印出的文字。与此相比，光绪十年刻本《惜字新编》虽然也有与《惜字律》相似的内容，却更侧重于劝导人们在写字时要下笔矜慎，不要损害别人。

    与《惜字律》相似的内容题作“惜字七十八款”，对“敬惜”字纸的要求，则比《惜字律》的涉及面更广，几乎所有器物上都禁止写字、刻字；甚至连卧房内也不能放置书籍。当时读书人大多有钱，有宽阔的书房，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戒律。要是在今天，书不能放在卧房中，又让放到那里去呢？在焚烧所谓“淫秽”书籍方面，除了要“烧毁淫书艳曲唱本”之外，还明确提出“若能劈板烧毁，功德更无量”。事实上清朝廷在禁毁所谓“淫秽”戏曲小说方面始终不遗余力，《大清律例》中有明文规定，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见《大清律例》卷二三刑律贼盗上），所以“惜字律”中要求人们“劈板烧毁”，与《大清律例》正是一文一武，互为表里的事情。

    为了加强宣传效果，《惜字新编》列有“敬惜字纸富贵福寿之报”和“不敬惜字纸穷苦夭寿天诛之报”两项内容，通过实例进行恫吓利诱，这是善书中常见的老套子。至于所举事例是否属实，恐怕大多也都死无对证，姑妄听之而已。“富贵福寿之报”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是宋人王曾因其父“敬惜字纸十几年”而“中状元，做到尚书，拜宰相”。《惜字律》中同样记有这个例证，再早在明末的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中有《愚郡守玉殿生春》一则故事，也讲到过它。只是在这两部书中王曾其父不止“敬惜字纸十几年”，而是“一生敬重字纸”；“凡是污秽之处、垃圾场中，或有遗弃在地下的字纸，王曾父亲定然拾将起来，清水洗净，晒干焚化，投在长流水中”，这才积下这般功德。王曾确是宋代有名的状元宰相，不过他幼年丧父，靠仲父掬养成人，他老爹连养育的职责也未能尽到，至于为他积什么“阴德”，就更属无稽之谈了。我读书甚少，不知王曾的故事最早出自何许稗说，但至少正史中是绝无记载。

    《惜字新编》中这些典型材料，今天读起来是很无聊也很枯燥的。相比之下，《西湖二集》中《愚郡守玉殿生春》的故事却是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例证。故事讲的是宋孝宗朝宰相赵雄，本来痴呆不通文墨，老师出题练习做对子，“一双征雁向南飞”，他对“两只烧鹅朝北走”；“门前绿水流将去”，他对“屋里青山跳出来”。就是这样一个货色，却因为“有一着最妙之事，是敬重字纸”，那“九天开化文昌梓潼司禄帝君”便认为他阴功浩大，下降佑助，使他一路连蒙带撞，稀里糊涂地混了个“同进士出身”，并一直做到宰相。作者写这故事的本意是说聪明常被聪明误，愚人自有愚人福，主要不是为了劝人敬惜字纸，所以把赵雄写得过于愚蠢。其实赵雄在历史上亦实有其人，《宋史》有传。他虽然不像王曾那样声名显赫，却也颇有才干谋略，位至宰辅，决非低能如痴呆儿者。或许即因与史实相距太远，这则故事才没有被收入《惜字新编》作为典型。

    《惜字新编》收录的福祸报应故事自然多属无稽之谈，不过其中个别一些事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可以用作研究社会生活史的资料，值得重视。如“敬惜字纸富贵福寿之报”中有一个例子是：“山西靳大，在北京开烟店，见各店都用字号，字纸撕裂抛弃。靳大自知罪过，即改用花样为记。买烟之人，独认靳家。花样著名，一年利息数倍。复往南省开布店、杂货店、皮货毡货店，都用花样，不用字号。敬惜字纸数十年，到处驰名获利，遂大富。”“花样”也就是图案徽记，用作标志，直观醒目，在现代商业活动中是通行的作法，古代文化普及程度低，识字的人少，用“花样”作商家的标记，当然会比使用文字效果更好，与其是否敬惜字纸则没有任何关系。研究古代商业史，这是很难得的绝佳资料。类似的史料还有“惜字七十八款”中的首条，反映了清代州县衙署中文书档案的贮存情况：“劝贤良长官，哓谕各房书吏，凡藏案卷，宜用木橱，以免鼠蚀虫伤，切不可用木柜。近日州县府道各署内，案卷皆藏木柜中。书役等人，日夕坐卧，甚属秽污。伏望贤良长官，作速哓谕，改用木橱。”这样具体的资料很难寻觅，虽然不一定能够代表整个清代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但编书的是钱塘和余杭人，它至少可以反映清代后期浙江一带的情形。历史研究的许多重要资料都是来自这种无意的记述，所以搞这一行一定要广泛涉猎各种古代文献。只有孤陋寡闻恣意游谈的无知妄人，决没有毫无用处的闲书。

    前面提到，明代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中的《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一篇，讲了文昌帝君为罗隐添注禄籍的故事。在这篇故事中罗隐因生性轻薄，出语下笔好嘲讽怨恨他人，弄得虽才兼文武，却迟迟怀才不遇。后来一改旧习，不再触及人是非长短，文昌帝君遂托梦告以将慢慢添注其禄籍，罗隐终于嬴得钱鏐赏识，做到吴越的谏议大夫。可见“文昌帝君”不仅关注人们是否爱惜文字，还很在意文字的内容是否合乎法度。《惜字新编》中有《文昌帝君惜字真诠十二则》，每则并附有正反两个事例，就是劝戒文人下笔，不要伤害别人。在这里“惜字律”的“惜”字，便成了慎重的意思。《文昌帝君惜字真诠十二则》中有“以诗扎讪笑他人”和“下笔刺人忌讳”两项应当要“惜”的文字，就是前述故事中罗隐犯下的过失。除此之外，要“惜”的文字还有“关人性命者”、“关人名节者”、“关人功名者”、“属人闺阃阴事及离婚字者”、“下笔离间人骨肉者”、“下笔谋人自肥，倾人活计者”、“下笔凌高年，欺幼弱者”、“下笔狭私怀隙，故卖直道，毁人成谋者”、“下笔唆人构怨，代人架词者”、“下笔恣意颠倒是非，使人含冤者”等。这些教条，对于当时的社会教化，或许会起到一定助益，但其中的一些条款显然需要有限定性的前提，如恶棍歹徒的性命、名节、功名，即使是在当时，也不应曲为保全，否则遗患社会，恐怕并不符合“文昌帝君”劝人惜字的初衷。

    惜字律的出现，估计可能与佛教信徒敬重经书的做法有关。《夷坚志》支志甲集卷六有“兜率寺经”一条，讲一愚人因用《圆觉经》作卧榻单（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床单），便遭报应，得癞疾而死，说明人们一贯相信佛经不可侮慢。《夷坚志》甲志卷一二“鼠坏经报”一条甚至还有老鼠因咬坏《金刚经》而遭报应的故事。在《惜字律》收录的《文昌帝君劝惜字纸文》中，“文昌帝君”说：“予窃怪今之人，名为知书，而不能惜书。视释老之文，非特万钧之重；其于吾六经之字，有如鸿毛之轻。或以字纸而泥糊，或以褙屏，或以裹物，或以糊窗，践踏脚底，或以拭秽，如此之类，不啻相倍蓰矣。何释老之重，而吾道之轻耶？是岂知三教本一，而欲强兹分别耳。吾自有善恶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纸之例。”显而易见，“文昌帝君”主要是劝人敬惜儒家之字纸，而溯其渊源，则是取法于释、老二教信徒为积累功德而敬重方外经书。

    《惜字新编》卷末列有出资印送此书的信士的姓名和印送数目，共计一次即印行6970部。古代木版刻印书籍，这已是天文数字。惜字律在民间流传之多之广，于此可见一斑。但也正因为传本太多，过去藏书家和图书馆往往对它不加理会。社会几经变迁之后，时至今日，特意想找一本来读读，则已经不大容易。

（原标题：惜字律二种）作者：辛德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