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商丘良好的师承与广泛交游是其珍贵财富。《宋史》载，范仲淹在应天读书时，“从戚同文学”。事实上，当时掌管书院的，已是戚同文之孙、戚纶之子戚舜宾，范仲淹在《与睢阳戚寺丞书》中表达了其敬仰之情与师生情谊。范仲淹的另一恩师王渎，宋州虞城人，王渎父王砺，又“师戚同文之门”，王砺子王洙、孙王尧臣，又与范仲淹先后同朝为官。范仲淹丁忧3年期满，即将离别书院，特向朝廷上《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建议朝廷授予王洙“当州职事官兼州学讲说”，被朝廷采纳，被传为佳话。

    开启宋代理学思潮

    执教应天书院期间，范仲淹关心社会时局变迁，以备积极入世进取之需，身为臣子敢于担当责任，位卑言轻却冒获罪之险向朝廷上《上执政书》倡言改革，在开启北宋理学思潮和奠定宋代学术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三座巍巍高峰：一为先秦诸子百家，二是宋学的兴盛，三乃清末民初的大师辈出。

    范仲淹在执教应天书院时，除重视人才培养外，还关心社会时局变迁，以备积极入世进取之需，在开启北宋理学思潮和奠定宋代学术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欧阳修等人所开创的学术探索的新局面，体现了宋学勃兴的新精神、新气象。

    宋学，究其滥觞，实始于韩愈。但若论宋学开山祖师则非范仲淹莫属。这种观点已始见于朱熹，他在其理学史开创之作《伊洛渊源录》中就指出了这一点：“本朝导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此“渐”即指范仲淹。朱熹将范仲淹置于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之首。

    著名思想家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肯定了范仲淹在北宋理学思潮兴起中的开启地位：“盖自朝廷之有高平（范仲淹），学校之有安定,而宋学规模遂建。后人以陈陉为宋学开山,或乃上推之于陈抟,皆非宋儒渊源之真也。”

    钱穆先生将“宋学精神”归纳为“革新政令”、“创通经义”两端，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讲学）”。就这三端而论，范仲淹的领袖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政事革新，即使是“创通经术”和“书院讲学”也开风气之先，不失为一代宗师的学术地位。

    范仲淹不仅有主持应天书院的教育实践，也有判国子监（太学前身）的宦历，其教学思想和实践犹足称许。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也指出：“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宋初三先生以范门为师，“安定、泰山、徂徕三人，既先后游希文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们对范仲淹的推崇备至，不仅在人品政绩，也在经术学问，即范仲淹宗经但不守旧注的学术新路子。而这些名士皆在应天书院就读成才。

    范仲淹身后先后主盟北宋文坛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人，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等，无不从学于范，皆毕业于应天书院。撇开论资排辈，单就开学术风气之先及荐拔人才而论，范仲淹的宋学开山地位也是当之无愧的。

    范仲淹的另一位高足张方平说出了当时士林对范仲淹高山仰止的一致推崇，他在《上河中同理范学士书》中说：“始者，学士执亲之丧于南都，暇日以道义教徒于乡之痒,诱人乐善,孜孜不足。经术兴于南郡，士林归乎北海，仰慕高义，心用激发。”

    由此可见，应天守丧执教之后，无论经术还是教学，范仲淹已如东汉末名士孔融（人称孔北海）一样，享有时望和重名。

    范仲淹执教应天书院期间，身为臣子敢于担当责任，位卑言轻却冒获罪之险向朝廷上《上执政书》倡言改革，为国家安危殚精竭虑。庆历新政中的州县兴学，更是奠定了我国900余年的地方教育体系基础。【原标题：执教应天开启宋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