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以后，在我国文学史上，剽窃的故事代代有之，而且手法多样，有的虚冒姓氏，有的重金收买，有的哭求诓骗，有的公然劫夺，有的移花接木，有的稍加点窜……真是无奇不有，现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冒名顶替，窃人诗文
 
    剽窃是把别人作品的部分或全部窃为己有，古有“偷语、偷义、偷势”之说，等级是不同的。顾炎武说有一等“钝贼”，本事不大，就只有简单地冒名顶替了。《唐诗纪事》中记载了一则这样的故事。中唐时，有个诗人叫李播，元和进士，年老时在蕲州做官，一天，有个姓李的书生拿了一首诗来投见。他取过诗一看，却是自己的《见志》一诗，惊异地说：“此仆旧作，何乃见示?”李生惶愧地说：“某执公卷行江淮已矣，今乞见惠。”李播遂云：“仆老为郡牧，此已无用，便可相借。”李生道谢告别而去。李播问他将往何处，李生说：“将往江陵谒表丈卢尚书。”李播笑道：“秀才错矣！卢乃仆表丈，何复冒此？”李生羞惧说：“承公假诗，则并荆南表丈一并见假。”李播大笑而遣之（见《唐诗纪事》卷四十七）。
 
    这个李生因与李播同姓而冒名顶替，当他遇见真李播时，不仅求李播把诗送给他，而且把表丈也借给他，这真令人忍俊不禁。他尽管厚颜无耻，但仍感到羞愧惶恐，不像今日有些文坛窃贼，上了法庭仍毫无惧色。
 
    古代有一种“钝贼”，自己笔拙，不能作文，就把他人文章“拿来”，直接换上自己的姓名，窃为己有。明万历年间有个卓明卿，原是个国子监生，其人不学无术，却官至光禄寺署，他的两部书都是偷来的：一部是张之象的《唐诗类苑》，书稿流落，为卓明卿所得，他便换上自己名字，窃为己有。另一部是《藻林》，原为王氏所作，“亦为明卿攘而有之”，“今竟为《卓氏藻林》矣”。
 
    明景泰年间有个晏璧，也与卓明卿同类。他任提刑按察司佥事时，吴澄著《三礼考注》“旧藏康震家”，晏璧从康震之孙手中“得之，遂掩为己有”。现在这部书即标名“晏璧”著，凡书中原称“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有称“澄按”者皆改作“愚谓”，“用粉涂其旧字而书之，其迹尚隐然可见”，真是恬不知耻、欲盖弥彰。
 
    顾炎武说明弘治以后经解之书，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有者不胜枚举。到了现代，还流行一种从国外杂志上把论文翻译过来，加上自己的大名蒙骗国人的手段，则是这种手法的现代化了。
 
    公然索讨，夺人诗文
 
    剽窃本是一件可耻的事，一般多是暗地里进行的，但“剽者，劫也”，劫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古代有些读书人，自己不能立言、立功、立德，而又急于仕进，情急无奈，便赤裸裸地公然索要、抢夺了。在“十八家晋书”中，有一部何法盛的《晋中兴书》就是公然索要不得而偷来的。据《南史·郗绍传》记载，高平郗绍作《晋中兴书》，书未成时，曾几次拿给友人何法盛看。“郗”为当时大姓，绍已显贵，何法盛便对郗绍说：“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但郗绍不肯。书成之后，郗绍把书藏在书橱里。何法盛访绍，见绍不在，就直入书房从橱中偷走。郗绍没有副本，于是《晋中兴书》遂为何法盛所有。今“十八家晋书”中的《晋中兴书》，即署名何法盛作，且颇获好评。
 
    窃人诗文也有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求名的，所谓“功欺一世，而名垂千古”。“名”比“官”更为诱人。初唐著名诗人宋之问，与沈俭期齐名，合称“沈宋”。他有个外甥叫刘希夷，也是当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刘希夷25岁中进士，好为宫体，词情哀怨。他曾苦吟得句：“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自感不祥，复苦思冥索，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佳句。宋之问“苦爱”这两句诗，知刘希夷未曾示人，便“恳求”刘希夷割爱送给他，想靠这两句诗传名千古。刘希夷碍于舅舅情面口头答应，后又反悔不肯。宋之问“怒其之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见《唐语林》卷五、《唐才子传》卷一)。这个宋之问，公然索取两句诗的著作权，已是无耻，为传名后世，竟害人性命，这就是犯罪了。
 
    重金收买，据为己有
 
    我国古代有些高官，为了附庸风雅、抬高身价，常花费重金请人代笔，或直接购买他人著述，以成自家之名。这类故事很多，比较有名的当推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为清顺冶四年(1647年)进士，做过户部主事，顺治十三年(1656年)调任提督浙江学政佥事，《明史纪事本末》就是他任浙江学政时编撰的。此书80卷，始于朱元璋起兵，终于李自成攻克北京，三百年间的重要史事分为80个专题，每个专题为1卷，先记述历史事件的始末，后附有“谷应泰曰”的史论，计65万字。
 
    这样一部皇皇巨著，谷应泰只花了短短两三年时间就大功告成了。谷应泰未经长期资料的积累，任学政两三年中，还要到全省11个府去按试，哪有时间独立完成一部长达65万字的巨著？因而前人早就议论纷纷，怀疑此书不是出自谷应泰之手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为谷应泰“礼聘”代为捉刀的还不止一人，史事方面有张岱、谈迁、徐绰等，史论方面有蒋棻、陆圻、张溥等。他还以重金收买了不止一种著作，邵廷采在《思复堂文集·明遗民所知传》中说：“山阴张岱尝辑明一代遗事为石匮藏书，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岱慨然予之。”
 
    今人将二书相比时，即发现《纪事本末》对《石匮书》、《石匮书后集》颇多因袭。至于每篇之后的史论，大部分采自明末清初蒋棻的《明史纪事》，还曾“募杭诸生陆圻作，每篇酬以十金”(见孙志祖《读书胜录》卷三)。也有人说此书为“谷应泰典试浙江时购于张溥后人”，故“今书后多张溥论语，其说应事出有因”(见刘惠孙《中国文化史述9571页)。因而这部书实是谷应泰花费重金请人代笔，购取他人之作而成。与此相类，李慈铭说赵翼的《陔余丛考》也是“以千金买之一宿儒之手”(见《越缦堂日记》同治九年七月初五日)，但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多认为李轻于立论，不足为凭。
 
    稍加改窜，掩为己有
 
    抄袭和剽窃常常并称，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抄袭基本上是全文一字不易地照抄，而剽窃则往往需要动点手脚遮人耳目。而剽窃者也不全是“钝贼”，有些如今之教授还颇为有“才”，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前文所言剽窃始祖郭象就属此类。
 
    郭象少有“隽才”，“能言老庄”(《世说新语·赏鉴》)，他注的《庄子》“清辞道旨”，时出隽语，其胸襟笔力与向秀略不相下，颇获时人好评。他剽窃的手法不像那些“钝贼”，一抄了之，而是颇动了些脑筋，较为高明。《庄子》33篇，向秀注原缺《秋水》、《至乐》两篇，郭象就自注补足；《外篇》中《马蹄》1篇，郭象重注更换；其余各篇文句也一一作了“点定”。向秀注在宋代已经失传，后人用残存的向注与郭注比对，发现二者在文字上有的“一字不易”，有的“大同小异”，有的“互有出入”，有的“此有彼无”，这说明郭象不仅在篇章上有所补缀，而且在文字上也有所修订，手法十分狡猾。
 
    与郭象同道的还有沈约剽袭《宋书》。沈约是南朝著名文学家，“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生身历宋、齐、梁三朝，齐永明五年春奉敕修《宋书》，六年二月毕功(见《宋书·列传自序》)，仅花了短短一年零两个月就编成了一部100卷的《宋书》。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并指出此书“大半乃徐爰旧本”。据史书记载，沈约之前先有何承天撰《宋书》，后又有山谦之、苏宝生续撰。苏宝生被害后，又命徐爰继之。徐爰基本上已修成一部完整的史书，至宋亡只缺最后的十余年，尚非完本。沈约“全抄旧文”或“取徐爰旧本而增删之”，仅“永光以后至亡国十余年，记载并缺”，为他所补，大部分是抄袭的，已不是修史“赖前人述造”了。更可恶的是他抄了徐爰的书，还蓄意贬抑徐爰，在《宋书》中把徐爰列入《恩幸传》，这就更见其用心险恶了。
 
    逢迎权贵，代为剽窃
 
    剽窃一般多是窃取他人之书以为己作，但在我国古代也有用自己之作以成他人之名者，仅在《苌楚斋随笔》中“让己之撰述成他人之名”条内，就举了20多例；更有一种窃取他人之书以成他人之名者，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年间的徐乾学为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出身满洲贵族，是大学士明珠之子。明珠是康熙的宠臣，历任内务府总管、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职。其子容若，17岁进学，18岁中举，22岁中进士，被授予三等侍卫，多次扈从康熙出巡，后升为一等侍卫。父子二人都深受皇帝宠信，权倾朝野。
 
 
    徐乾学，昆山人，是顾炎武外甥，与其弟徐元文、徐秉义合称“昆山三徐”，学识渊博，名震一时。纳兰容若就读太学时，徐元文任国子监祭酒，十分赏识纳兰，介绍他与其兄徐乾学结识。徐乾学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任顺天乡试副主考，纳兰适于这一年中举，拜徐乾学为老师。徐乾学为了攀附明珠父子，不惜费尽心力为纳兰讲授经史，还取出家藏的宋元经解，“俾成德刻之”，名《通志堂经解》。这部大书共收140多种宋元解经之作，全都嫁名成德。清人周寿昌在《思益堂日札》卷五《窃袭前人书》中嘲讽说：“徐既爱其才华，复逢迎权贵……其心术行事为儒林轻蔑久矣。”并云：“窃他人书以为他人之作，斯又添一书林掌故，可哂也。”据说纳兰容若为了酬报“恩师”，曾送给他“四十万金”。徐乾学不仅在仕途上得到纳兰氏的奥援，而且又“获巨额赂遗”(严元照：《蕙榜杂记》)，可谓权和利双收。康熙皇帝听说这件事，曾下旨批评说：“成德借名，徐乾学逢迎权贵。”(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四)这堪称剽窃史上的绝唱了。
 
    美国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说：“造假被认为是学术研究中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剽窃则是在学术研究中明目张胆地造假。这不仅盗窃了他人的“智力财产”，是一种无耻的盗贼行为，而且也是腐败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污染了学术生态环境，因而无论在古在今都不能听之任之，必须予以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