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诗中说:“宗师信舍法,摈落文史艺。”明确指出自己一旦拜在慧能门下,便能够舍去对于一切外在荣辱、得失、祸福、死生等事物的分别计较,亦即“舍法”。
那么,作为亲见了禅宗六祖这位顶尖级“善知识”的佛教虔诚信徒宋之问来说,他感到此时此刻心性之上最需要拨去的“浮云”是所谓“文史艺”,既是指那种饱读诗书熟谙坟典的善于敷辞、巧于结撰的博学多才,也是指自己夙昔以此种才能自矜的夸耀之心。宋之问遭贬前官左奉宸内供奉,这正是典型的御用文人职位。无论是“新旧唐书”等正史,还是《朝野佥载》等野史,都一再提到宋之问“以文词知名”“以文章起”“有文誉”的“文史艺”才能,在《唐才子传》中还记有“夺锦袍”的逸事,并赢得“夺锦之才”的美誉。
而这种优长又集中体现在他的应制诗作方面,《龙门应制》诗等篇确实写得很富丽堂皇、华美典雅。然而,正如余恕诚先生在《唐诗风貌》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这类诗虽然“竭力展现作者颂美的才能”,但“整篇都是带祥瑞气息的铺陈,而非真性情的表现”。这种没有真性情的诗作,恰恰是诗人过去最为看重的,他将这种用于颂圣的“文史艺”才华视为自我价值、自我成就,以“文史艺”令名美誉中的“我”为自我,殊不知那其实是对真实的自我情性的掩盖与埋没,是覆盖于自我情性上的“浮云”。禅家有所谓“皮毛脱落尽,唯有真实在”的说法,“文史艺”只是“皮毛”,自我的性情才是“真实”。然而,不脱落“文史艺”的“皮毛”,诗人的真实性情就无法显现出来,只有在将包括“文史艺”在内的“法执”全部去除的前提下,才能够“坐禅罗浮中,寻异穷海裔”。在这里,诗人所寻得的神异就是无上菩提之法,也就是正法眼藏、第一义谛。那么,慧能禅宗的第一义谛是什么呢?那就是人人皆具有的佛性。而只有拨去世俗浮云遮蔽,众生才能明心见性。许总先生在《唐诗史》中曾经认为此期诗人的迁谪行役之作往往能够表现出一种悟道的精神。然所悟者何道?似未明析。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考察,我们认为,这种悟道首先就是指觉悟佛禅之道。这从他们写于迁谪途中的大量涉佛涉禅诗作可以看出。如宋之问写有《游法华寺》《宿云门寺》《游韶州广界寺》《宿清远峡山寺》《游称心寺》《游云门寺》等,沈佺期写有《绍隆寺》《乐城白鹤寺》《游少林寺》《九真山净居寺谒无碍上人》等,其中《绍隆寺》诗云:“吾从释迦久,无上师涅槃。探道三十载,得道天南端。……试将有漏躯,聊作无生观。了然究诸品,弥觉静者安。”为什么“探道三十载”竟不得一悟?只因为脱离真实的生命体验。为什么贬谪“天南端”却豁然开悟?这就是亲证的作用,是现量使然。也就是说,当诗人遭受贬谪之前,在宫廷中虽然过着繁华热闹的安乐生活,但那是没有自我的,是离“道”甚远的。因此,无论怎样倾心向往涅槃佛道,虔诚信奉释迦佛祖,也终不能开悟。直到贬谪到这“天南端”来了,才明白自己过去所执著追求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种种“世虑”,其实都毫无意义。于是诗人决心以此为“良缘”,放弃自己曾经苦心经营的种种“世虑”。在这里,诗人心中的“世虑”,当然也包括了他曾经作为一个宫廷御用文人所必须资借的“文史艺”。虽然沈佺期没有像宋之问那样明白地说出,但是我们从他的创作实际来看,他也如同宋之问一样,是有着自觉不自觉的对于“文史艺”的放弃的。从现存的《夜泊越州逢北使》《神龙初废逐南荒途出郴口北望苏耽山》《夜宿七盘岭》等迁谪行役诗来看,他不再掉书袋,用典故,不再粉饰点缀辞藻浮华,而是一任主观心性自然流露,诗中所写,句句都来自真实无误的生命体验。而宋之问的《渡汉江》《度大庾岭》《题大庾岭北驿》等迁谪诗也是一再被后世称道的至情之作。总之,对比他们此前在宫廷中所写的那些应制诗,可以说,迁谪诗是但见性情,不睹文字;宫廷诗则是但见文字,不睹性情。如果说,诗人们的禅悟是从现量中获得的话,那么,与此同时,他们的诗悟也是从现量中获得的。当诗人的情感为事境所触发如同泉水般涌出的时候,还何用翻检类书事典,还何待依傍前人现成的语辞?一切都是最真实的,一切也都是最新鲜和最生动的。
慧能说:“即烦恼是菩提”。如果这批初唐诗人不是遭遇到贬谪南荒这种人生不幸,那么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他们充满虚情假意的宫廷应制诗,而看不到真实情感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代的真诗、好诗正是从这批迁谪诗人“摈落文史艺”“得道天南端”开始的,尽管这是早期的声音,但正是从此开始,诗人有了“我”的表达,有了“自性”“性情”的发现。因此,我们对此期宋之问、沈佺期等人的迁谪行役之作不可忽视,因为它与四杰、陈子昂等人的诗作同样都透露了唐代诗风转变的消息。【原标题:宋之问谒慧能诗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