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姬总持墓志盖

　　宫闱秘辛永远是公众乐意八卦的题目，君不见，未来的乔治七世不过多在母亲凯特王妃肚里呆了十天，就引得无数记者冒着英国历史上少见的高温在医院门口连续苦守多日。反观天朝，让人稍感惋惜的是，尽管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书写传统，但能够进入史传的女性不外乎皇后与列女这两类人物；更糟糕的是，这少数的传记也大都充斥着格式化的套语，让读者索然无味。尽管唐史中武则天、上官婉儿、太平公主等几位已给无数导演编导、穿越小说作者提供了就业岗位，但总体而言，有限的历史资源远远满足不了公众日益增长的八卦娱乐需求。

　　而最近十年来大量刊布的唐代墓志则在不经意间为我们提供了几位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宫廷女性的故事，其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足以演绎成一部精彩的电视剧。本文的第一位主人公姬总持是太宗末高宗初唐代宫廷中的重要角色，但其生平全赖墓志的发现才为我们所知（拓片刊《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姬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姓氏，作为传说中黄帝之姓及周的国姓，大约是最古老的汉姓之一。大量姓氏皆云从姬姓分出，以致到了中古时代姬姓便已很少见。两《唐书》中没有一个姬姓人物，仅在《元和姓纂》中对其世系有简要的记载，但所提到的这支姬氏大约并不是汉人，从姬总持家族河南洛阳的郡望来推测，很可能是代人迁洛后所改。其家族的墓志自清嘉庆以来便陆续有所发现，加上最近在西安出土的姬总持本人的墓志，已有六方之多，使我们可以依赖这些墓志来重建其家族在北朝到唐初的发展历程。总体而言，姬氏大约可以算是北魏以降二流的政治家族，累代仕宦，先世多任边郡的守将与刺史。家族中最为出名的人物是姬总持的祖父姬威，其本人的墓志也已经发现。他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姊妹嫁给了西魏的宗室元智，并在《隋书》中被提及。姬威起初是太子杨勇的亲信，但被杨广收买，为其伺察、告发杨勇的过失，成为杨广夺嫡计划中的一个棋子，据闻曾在年初热播的烂剧《隋唐英雄》中有出镜，不过其卷入宫廷政治的程度较之于孙女姬总持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作为一名官N代的子女，姬总持早年的生活颇平淡无奇，循着关陇贵戚间惯常的通婚网络，十四岁时便嫁给唐义安王李孝常的第六子李义余，婚后不久便育有一子李家福，人生似乎已经能看见终点，但事实上其一生的波澜在贞观元年（627）才刚刚揭开序幕。

　　首先需要交代一下的是其公公李孝常一家的背景。李孝常的祖父李景本是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隶下的军士，因与家婢私通，生子圆通。李圆通出身低贱，最初不过是杨坚家中照管厨房的仆隶。但因其骁勇有力，在周隋禅代之际，随护杨坚左右，颇立勋劳，借此发迹，成为隋文帝时代炙手可热的关陇新贵之一。但李圆通与隋炀帝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亲密，圆通本人因得罪宇文述，被控受贿，免官后发疾而卒。其子李孝常至隋末也不过仕至华阴县令这样的小官，但他在唐高祖李渊西入长安时，据永丰仓降唐，摇身一变成为李唐的开国元勋。永丰仓是河、渭间转运漕粮的屯聚中心，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足为霸业之资。李渊自己便曾言：“千里远来，急于此耳。此既入手，余复何论。”当然李孝常和李渊的关系不仅于此，其妹夫窦轨是李渊妻窦氏的从弟，两家本是姻亲，故而李孝常本人虽无大才能，却深受李渊的信任，名列宗籍，受封为王。李渊临朝，常赐其同榻而坐，是武德年间煊赫一时的人物。因而，对于姬总持而言，与李家的联姻最初大约算是一桩很不错的婚事。

　　不过，到了贞观元年，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事情便开始起了变化。先是年初，外任为利州都督的李孝常奉召入京，闲居无事，不久之后其子李义宗坐劫道被诛，到了当年十二月，李孝常与刘德裕等人因谋反被诛。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而登上帝位的李世民，因成就贞观之治的伟业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皇帝，但贞观之初的政治局面是极其复杂而险恶的，毫无天下归心、万民拥戴的盛世之象。仅在一年之间，地方上便先后发生了庐江王李瑗、罗艺、长乐王李乐良、王君廓等四次大规模的叛乱，这些叛乱大都与其父李渊、其兄李建成关系密切的一些旧臣有关。而李孝常联络刘德裕、长孙安业等禁军将领，勾结城门郎韦元整，欲重演玄武门之变的密谋，则是其中最为凶险的一次。牵连其事者，包括追随高祖太原起兵的重要将领刘弘基、长孙顺德，甚至还有长孙皇后之兄长孙安业。这些人大都出自关陇集团中的显要家族，可见之前长期而酷烈的储位之争，大大分裂了李唐的统治核心。

　　姬总持作为谋逆要犯的家属，被籍没入宫，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不过运气还算不错，恰逢太宗第九子李治在第二年六月出生，姬总持有幸承担了保育小皇子的责任。在北朝隋唐的宫廷中，因罪没入宫掖的官宦人家的妇女借助保育皇子机会，在宫廷中站稳脚跟，后又随着皇子登基称帝而重振家声的例子并不鲜见，姬总持便是我们最新知道的一个。由于长孙皇后在贞观十年（636）便早早去世，当时李治不过九岁，而太宗晚年的储位之争尽管没有酿成玄武门之变这样血腥的杀戮，但亦足够惨烈。对于天性柔弱的李治而言，姬总持大约是这段艰难岁月中最可亲近仰赖的人物。姬总持甚至在贞观后期缺少皇后的宫廷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太宗远征辽东，命李治在定州监国，也算是对太子治国能力的一次考试。墓志中暗示姬总持此时在定州宫廷中承担了关键的责任，并曾率领太宗的嫔妃，前往辽东前线觐见。姬氏辽东之行另一可表之事是转达了太子李治给其舅长孙无忌的诗作，《文苑英华》卷六二七载许敬宗《为司徒赵国公谢皇太子寄诗笺》云：“无忌惶恐白：内使荥阳夫人至，蒙寄叹别五韵，并垂示拟古一首。”此处的荥阳夫人无疑便是姬氏，长孙无忌贞观十六年（642）加司徒，此事当在其后，笺中有“乃以监守余暇，俯贶清篇”、“想悬旌之未卷，察翘心于征旆”等语，可以确定是贞观十九年（645）太子于定州监国时所作，反映出李治与其最重要的政治支持者长孙无忌之间密切的私人互动。

　　众所周知，后来武则天的出现，完全改变高宗时代后宫的权力结构。但看上去姬总持似乎和武则天相处得还算不错。墓志有意将晚年的姬总持塑造成一个虔信佛教，毫无世俗权力欲望的人，总持这个具有鲜明佛教色彩的名字可能也是她晚年才用的。但她曾两次提出改变周国夫人的封号，以免和武士彟、贺兰敏之周国公的封赠同名，显示出其“审慎自中，谨密形外”的心机，以避免引起权力欲极强的武则天的猜忌。姬总持在麟德二年（665）去世，死后备极哀荣，太子李弘、沛王李贤、武则天母荣国夫人、城阳公主、纪国太妃等当时后宫中最显要的人物皆亲往祭赠。高宗对这位幼年的保傅表达了特殊的感情，除了优给赐物、丧葬官给、监护丧事、供给手力等官样文章外，特别“敕使内给事冯士良，送御所制诗及手敕一卷，焚于灵前”，表达了私人的悼念。

　　当然，在唐代前期，因罪被籍没入宫，而改变人生命运的女性，远非姬总持一人。除了大家所熟悉的上官婉儿之外，《唐语林》中提到高宗的乳母卢氏，本是杜才幹之妻。杜才幹传世文献中仅记其一事，云其本李密旧部，设计诛杀李密叛将邴元真后，以其首至黎阳祭李密之墓，后以濮州降唐，可谓是血性之人。至于为何后又被牵入谋逆之事，则不得而知。卢氏请求死后能与杜才幹合葬，但因杜才幹曾犯谋逆大罪而为高宗所拒。有意思的是，姬总持以崇信佛教为由，遗言不与其夫合葬，但仍选择安葬在李孝常家族的墓地。墓志云“西望舅姑之坟，用展生平之志”，其时距离贞观元年的那场政变已过去了三十八年。

　　至于本文的第二位主人公李氏，不但在传世文献中了无踪迹，直至现在我们仍不知其名字，只能凭据其夫司马慎微墓志（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十期）中附存的一小段文字，略窥其生平。司马慎微本人宦途不达，尽管墓志中提到其先后被纪王李慎、褚遂良等达官显贵赏识，但一生沉沦下僚，仅仕至梓州通泉县尉，卒于调露二年（680），享岁四十八，生平并无任何特别之处。李氏的出身也很平常，其父李嗣源仕至洛州寿安县令，亦不见于史传。若李氏与司马慎微年岁相去不远的话，其时亦当四十有余，其爱子早夭，仅有一女适河东柳氏。按照唐代女性的一般生命轨迹，不外乎诵经念佛，了度余生罢了。但李氏在守寡九年之后，至载初元年（689）却被卷入了武周革命的历史漩涡中去，“皇太后临朝求诸女史，敕颍川郡王载德诣门辟召侍奉。宸极一十五年，墨敕制词，多夫人所作”。李氏长安二年（702）六月卒于宫中，仅过了三年便发生了拥戴中宗复位的神龙政变，则这位无名的李氏是武则天一朝诏敕主要的起草者之一。我们现在已很难知道李氏的才名如何为朝廷闻知，亦不知武则天“临朝求诸女史”的范围和规模如何。引介李氏入宫的颍川郡王武载德，虽是武则天从弟，但在史籍中留下的记录很少。但若将李氏与著名的上官婉儿之生平相比对，则能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旧唐书·上官昭容传》云其“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则上官婉儿进入政治核心圈已在武周后期，当时距李氏去世不过三四年。上官仪麟德元年（664）被诛，上官婉儿没入宫时尚在襁褓，至圣历间约三十五岁，方得与闻机密，其实并不算早，可见武则天对其本怀戒意，谈不上有特别的恩遇。否则载初元年，上官婉儿已二十五岁，凭其早慧的文学才能，足以担当草拟诏敕之责，根本不需再从宫外招入李氏。事实上，直至中宗登基，上官婉儿方得“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因而上官婉儿在宫廷中权力的扩张与鼎盛，是在中宗时期，而非武则天时，而在上官婉儿之前宫廷中扮演类似角色的很可能便是这位李氏。圣历元年（698）三月，武则天召还庐陵王李显，并逐步默认李唐在其身后复辟的事实，留给上官婉儿在政治上所能腾挪的空间亦极有限。我们在过去可能夸大了其在武则天时代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李唐前期，一系列女性人物在政治上活跃，与女主政治的性别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赵雨乐曾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假说（见氏著《唐前期宫官与宦官的权力消长》），认为唐前期由于多是女主当政，宫官、命妇利用性别上的便利，成为了沟通宫廷内外的重要渠道，也获得了显赫的权势，而唐后期宦官权势的崛起，与玄宗上台之后刻意防制后宫有关。唐前后期政治的一大变化，在于皇帝身边的政治侧近群体由宫官变为了宦官。因而，墓志中提到武则天称帝之初，即刻“求诸女史”，其实和皇帝性别从男性变为女性的现实需要有关，但由于史籍的缺载，我们已不能了解这种因皇帝性别转变而引起的制度更动的范围有多大。过去我们更多地将上官婉儿的崛起归因为其文学上的天纵之才，但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是皇权性别转换的现实为才女政治提供了“制度通道”。武则天时代的宫廷中可能曾有多位如上官婉儿一样的才女担负过类似草拟王命、参与机密的角色（按唐制中书舍人置六员，后期翰林学士亦常置六员，事实上起草诏敕是极为繁巨的工作，不可能仅由一人承担），只是这些女性后来没有如上官婉儿一样背负“乱政”的恶名，而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