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江南点军的十里红,旧时是一个渔家小村。100多年前,十里红江岸矗立一座古寺,周围种植着场面壮观、色彩瑰丽的石楠,江边停靠着乌篷船,桅杆林立。外国人常渡江来此游玩,苏格兰人奥古斯丁·亨利在大清宜昌海关任帮办兼助理医官时,就曾涉足十里红,并留下了优美的文字记载。
十里红时过境迁,唯有磨基山凝固历史的印迹。记者王康明 摄
探访十里红,就从名字开始。12月9日,我们驱车过夷陵长江大桥,沿江南大道绕过磨基山,从外国语学校右拐来到十里红。折入江边,视野顿时开阔起来,长江如一条墨玉穿城而过,北岸高楼鳞次栉比,南岸则散落着民居、装修别致的农家乐小院,与北岸是全然不同的节奏。
十里红曾是有名的渔村,这一江段水暖回流好,是长江流域四大家鱼的天然产卵场之一。靠水吃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养成了以打鱼和“渡船”为生的习惯。在十里红转悠,渔村的痕迹随处可见,粗细不一的废渔网被缠在菜园低矮的栅栏上,用来阻挡鸡鸭的入侵。
夷陵长江大桥沟通后,江南逐渐融入主城区,十里红也迎来了巨变。“过去都是渔民,现在是渔民、村民、居民混住。”85岁的村民陈启秀如是形容。她解释,渔民是专业打鱼的,村民则是以种菜为生,居民则是在城区工作,在这里居住的人。
磨基山旅游综合体的兴建,将再一次改写这块地的历史。因为面临拆迁,村里的几家农家乐门可罗雀,了无生气。老人们聚在一起,闲散地打着牌。
关于十里红一名的来历,有多个版本,“挖断纱帽山,血流十里红”便是其中一说。《东湖县志》载:“纱帽山在县西十里紫阳山下,有明少宰王篆祖墓。相传明知州杨春震坏及砂臂,山脉遂衰。”传说因与王家有过节,这位知州破坏了王家祖坟的风水,霎时山脉涌出血水,流往江中达十里之遥,因而有了十里红之名。
但在村民的口中,十里红则是“石榴红”的误音,“我们本地人喊的是石榴红,因为这边上的溪沟里有一块红石头。”村民说,早年还可以见到那块红石头,方形有缺口,上面还刻有龚、陈两大姓的名字,只是近年来被淤沙淹没。
“过去,这一片都是一个江姓老板的,他家的祖坟埋得好,有那么大个罗圈子,家里发了财。”陈启秀快人快语。
陈启秀祖籍长阳,1945年随家里人逃难落户十里红。和大多数村民一样,陈启秀和老伴都是捕鱼的“好手”。10年前,老伴去世后,她就再也没有下江了。
老人介绍,村里还有一个天主教堂,是以前外国人建的。“老一辈的人常回忆说,外国人也在这里做了好事,生病了去教堂拿药都不要钱。”
据说,十里红天主教堂是用“宜昌教案”的赔款修建的。宜昌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后,与主城区相对的十里红,常有外国人来此休闲。洋人雇小船从江对岸过来爬磨基山,或是到这儿的天主教堂做礼拜。
土生土长的十里红人龚华翠,对外国人有更为深刻的记忆,她的奶奶曾给洋人带过婴儿,“是真的金头发的洋娃娃,后来洋人走时带走婴儿,我的姑姑还在家里哭了一场,因为相处久了有感情了。”龚华翠的奶奶在1975年去世,时年80岁。
在龚华翠的指引下,我们寻到了这处已经废弃的天主教堂。远远传来了狗吠声,水影斑驳的青砖、拱形门角,以及屋顶方形烟囱,已经彰显了它与众不同的气质。围墙的一角,簇拥着丰茂的竹林,竹枝轻拂着满是青苔的房顶,瓦楞上堆满了陈年的落叶。
龚华翠说这栋房子现属市政公司,平时有一个老人在这里照顾房子,前天说老伴腰闪了,去医院了。我们绕到后山,窥见偌大的院落被改成了菜园,院中有一棵桂花树。
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十里红还有一座寺庙,名叫白雀寺。宜昌市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发刚表示,这就是老照片中记录的白雀寺,英国植物学家谢默斯·奥勃良著作《沿着奥古斯丁·亨利及其中国植物采集人的足迹》中对此有记载:“1882-1889年期间,大清宜昌海关任帮办兼助理医官的奥古斯丁·亨利,就曾在闲暇时间渡船过江,到磨基山上去游玩,并从这里获得了许多新种植物,带回英国。亨利乘坐渡船到磨基山很方便。过江后,沿着陡峭的山间一条小路就可以到达磨基山顶的庙宇。在上磨基山之前,亨利要从磨基山附近的一个寺院谷地穿过……”“这个庙宇就是白雀寺,又叫香山寺。”李发刚拿出一张百年之前拍摄的香山寺老照片。照片的远处是起伏的磨基山,近处林立的乌篷船。画面的正中,还有一个白色的寺庙,注释为香山寺,又名白雀寺。比对香山寺背后的磨基山轮廓,可以肯定这里就是十里红,只是这里的白雀寺早已无踪影。“早就没有了,不过还有一些石基。”龚华翠又引领着我们转到庙台子,现在这里是她家的菜地,荆棘密布的堡坎中,隐藏着一垒垒爬满青苔的“黑石头”,“小时候,我们就在这里玩,老一辈的人都喊这里庙台子,庙台子。”
《沿着奥古斯丁·亨利及其中国植物采集人的足迹》中也明确把十里红称为石榴红,“当时寺庙的周围种植了很多不错的树木,包括场面壮观、色彩瑰丽的石楠,这种树俗称千里红,它的花和树叶都很好看。从1884年11月开始,奥古斯丁·亨利经常到石榴红采集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