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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说”体与先秦小说

2014/12/25 14:36:32 点击数: 【字体:

    【内容提要】《墨子》把用来论辩的故事称为“说”,促成“小说”概念的产生。《墨子》“说”体故事是其书最具情节性、可读性的文字,通过其中的志怪,可以窥见先秦志怪小说的内容与特点;关于名人轶事的编排,促成战国轶事小说的繁荣。墨家拉开了“饰小说以干县令”的百家争鸣的序幕,也开启了战国杂家小说创作的精彩纷呈。

  【关 键 词】《墨子》/“说”体/先秦小说

  【作者简介】 董芬芬(1968—),女,甘肃庄浪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一、《墨子》之“说”与“小说”概念

  在论及论辩方法和技巧时,《墨子》提出了“说”的概念。《经上》篇说:“说,所以明也。”《小取》篇又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说”,是用来解释事物原委、说明意义的故事。如《贵义》篇说:“主君亦尝闻汤之说乎?昔者,汤将往见伊尹……”则“汤之说”,就是汤往见伊尹的故事。又《明鬼下》在讲述杜伯杀周宣王的故事后说:“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其中的“若书之说”,指书中那些鬼神赏贤罚暴的故事。《墨子》的“说”,是指用来证成自己学说、宣扬墨家主张的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故事性强,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既是立论的材料,也是论辩的方式。

  《墨子》把论辩用的故事称为“说”,在战国其他诸子那里得到认可沿用。《庄子·天道》篇桓公说:“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就讲了自己斫轮的故事。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宋玉就讲述了自己与那个“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东家女的故事。《韩非子·内储说上》云:“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其说在……”式的表述在韩非《储说》各篇中较多,“说”是指文中用以解释经文的故事。其中的《说林》、《储说》,是“说”的汇集,“所谓‘储说’,即将许许多多的‘说’储聚在一起,藉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所谓‘先经后说’,一般上都是‘经是事理,说是故事’”[1]285-286。所以,“说”是诸子论辩文中最具故事性、戏剧性、可读性的文字。

  “说”,还成就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体概念,“小说”一词就是由“说”而来。《庄子·外物》篇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本指那些“辁才讽说之徒”的“说”[2]。在庄子眼里,其他诸子都是见识浅陋的“辁才讽说之徒”,他们的“说”,与任公子钓大鱼的境界有天壤之别,故称“小说”。“小说”表面上是庄子对“辁才讽说之徒”们“说”的贬称,引申意义指那些不同于道家思想、不能达于至道的其他诸子的学说。汉人把这一概念作为虚构性叙事文体的专称,也是深得庄子“小说”之三昧。《汉书·艺文志》谓小说家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刍荛狂夫之议”,与庄子“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表述的意思基本一致,所以,庄子“小说”一词,是后世虚构性叙事文体“小说”概念的创始。《汉书·艺文志》所录古代的小说家中就有五部以“说”为名,充分显示出“说”与“小说”的渊源关系。汉代刘向所编的《说苑》、《新序》也是这种“说”的汇编,一则一则的故事,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是“带有一定古代小说集性质的书”[3]2-4。再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实在是一以贯之的一条线,这种叫做‘说’或‘小说’的文体,显然是产生于先秦,且一直影响并延续到后代的”[4]。所以,《庄子》是“小说”文体概念的创始,而“小说”一词又源自《墨子》的“说”,也毋庸置疑。

  诸子讲道理、明观点的“说”,包括历史故事、逸闻琐语、神话传说、小说寓言等。后世没有一个能涵盖这些内容的概念,既然战国诸子名其曰“说”,我们也就索性称其为“说”体(有学者已经在使用这个概念①),“说”体可以概括诸子用来论辩的所有叙事性材料。《墨子》“说”体是指墨家用来宣扬思想、学说的所有叙事性材料。直接论证自己的观点,未必能达到目的,而援引其他故事,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墨子》“说”体故事与先秦小说关系密切,本文主要从先秦志怪、名人轶事等题材小说为例,尝试论之。

    二、《墨子》“说”体与先秦志怪小说

  《墨子·非命中》的“三表法”,其中“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墨子》论辩故事中有许多来自“天鬼之志”,这是《墨子》“说”体中最能体现墨家本色,“异端”色彩最为浓厚的地方。

  《墨子·明鬼下》集中叙述杜伯射周宣王、燕简公杀庄子仪、袜子杖毙观辜、中里徼之死及句芒赐郑穆公十九年这五则鬼神的故事,前四则《墨子》说分别来自周、燕、宋、齐之《春秋》。据说墨子见过百国《春秋》[5]1197,但这百国《春秋》亡佚,后人无从知晓其面目,但就这几则故事来看,《墨子》所说周、燕、宋、齐之《春秋》,与正统史书大相径庭,倒很像志怪野史之类。如杜伯之事: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杜伯射周宣王事,《国语·周语上》内史过也有一句提及:“周之兴也,J2Y308.JPG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部。是皆明神之志者也。”这里的“明神之志”,就是关于鬼神的记载,应同墨子的“天鬼之志”一样,皆是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书籍。内史过说杜伯之事在“明神之志”,《墨子》说“著在周之《春秋》”,则这“周之《春秋》”即“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类专门宣扬鬼神赏善罚暴的志怪野史。

  杜伯射周宣王的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细节描写引人入胜,散发着神秘、恐怖的气氛。周宣王之死乃历史大事,《尚书》却未有一字提及。《左传》也记载了内史过论神这件事,却无“杜伯射王于鄗”这句话。司马迁《周本纪》写周宣王之死,也只有非常简单的交代:“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6]145这些正史对《墨子》所说的杜伯射周宣王的故事未予采信,大概皆因其过于荒诞不经。

  《墨子》句芒赐郑穆公十九年阳寿的故事,孙诒让以为其中的郑穆公“实当‘秦穆公’之讹”[7]227,此说正确。王充《论衡·无形》篇云:“传言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十九年。”秦穆公是《左传》着重记载的人物,句芒赐年十九的故事不见于《左传》,大概也是出于“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类书籍。燕简公于周敬王十六年即位,是春秋晚期人,其被庄子仪杖毙之事《左传》、《国语》皆未载。王充《论衡·书虚》篇说:“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赵简子杀其臣庄子仪,其后杜伯射宣王,庄子仪害简子,事理似然,犹为虚言。”正史的作者,皆以其为不雅驯之“虚言”而不予采信。墨子说出于齐《春秋》的王里国、中里徼诉讼之事,更是带着浓厚的巫术、神判色彩,显得原始而诡异。让二人面对社神读自己的起誓辞,认为在神的示意下,羊会攻击那个有罪的人,中里徼的誓词未读完,就被羊当场顶死,这是巫术盛行时代曾采用过的断狱方法。《左传》记载了好几桩讼狱之事,都要求双方摆证据、辨是非,没有采用神判的荒唐做法。《墨子》中里徼的故事,不会出自官方正史。

  所以,《明鬼下》所述出于周、燕、宋、齐之《春秋》的几则故事,实皆出于古代的“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类志怪野史。先秦人把志怪野史也称作《春秋》,如“古今纪异之祖”[8]377的《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9]7,《汲冢琐语》遗文有记周、鲁、齐、宋等国传说的,“看来还会有《周春秋》、《鲁春秋》、《齐春秋》等”[10]103。这些故事,内容迂诞,情节离奇,视其为历史,则失之荒诞,如果当小说来读,倒很引人入胜,能充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应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早期作品。周内史过、墨子皆如数家珍,说明志怪在春秋战国广为流传。《庄子·逍遥游》说:“齐谐者,志怪者也。”庄子也见过齐谐的志怪,志怪在先秦的创作与流传,规模远远超出后人的想象。

  先秦诸子“说”体中,大量援引志怪的,墨家最为突出。墨家对这些故事深信不疑,视其为信史。尽管显得荒诞不经,但古代早期的志怪小说,正是通过《墨子》“说”体保存下来一些片段,通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先秦志怪的特点。

  第一,先秦志怪多出自史官之手。墨子把记载杜伯射周宣王、燕简公杀庄子仪、袜子杖毙观辜、中里徼之死及句芒赐郑穆公十九年这些怪异故事的“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称为《春秋》,说明在墨家眼里,这些书籍同儒家经典中的《春秋》、《左氏春秋》一样,都是信史,都出自史官之手,可以当做可靠的历史典故援引。

  《国语》的记载也可以印证这点。《国语》中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也多出自史官。《国语·周语上》内史过论神降于虢,“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丹朱是传说中尧的儿子,房后是周昭王的王后,几千年前的丹朱的神灵竟然附于房后而生下周穆王,现在又降于虢,真乃咄咄怪事!无怪乎柳宗元批评说:“妄取时日,莽浪无状,而寓之丹朱,则又以房后之恶德与丹朱协,而凭以生穆王,而降于虢……其为书也,不待片言而迂诞彰矣。”[11]1272-1273《郑语》中周史伯讲述褒姒的身世,也是“迂诞”非常:

  《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史伯所引《训语》中褒之二君化龙的故事,是很早以前流传的一则志怪。褒姒的出生,竟然是这则志怪的延伸和演绎:二龙之漦在周厉王时化为玄鼋,使一女童无夫而孕,于周宣王时生下女婴,丢弃路上,一对卖檿弧的夫妇收留她并带到褒国,后由褒君献给周幽王,此即褒姒。史伯用这个故事说明天命亡周,不可逆转。《国语》因为记载了这些怪诞之事,受到柳宗元的贬斥,可这些故事皆出自周王室史官。内史过的“神明之志”,史伯所引的《训语》,皆是春秋以前史官们的作品,内史过和史伯也成为演绎新志怪的生力军。可见,先秦志怪许多出自史官之手之口,刘知几谓“史氏之别流”[9]253,应是比较客观的说法。

    第二,先秦志怪不是出于娱乐的需要,而是从鬼神、宗教的角度再现历史、解释历史,具有明显的神道设教的意图。为了增加可信度,先秦志怪一般都附着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历史与鬼神杂糅,真实与虚构参半,似真似幻,迷离恍惚。

  比如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都是历史,《尚书》有记载,《左传》、《国语》所载春秋大夫也多有论及,但这些记录皆没有《墨子·非攻下》的怪异:“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水,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为了表现三苗之罪,用日妖、雨血、龙生、犬哭等怪异灾变来渲染夸张,说明禹伐三苗乃顺天之意,得天之助。这样神秘诡异的文字,多出现于后代盛传的谶纬书中。又说夏桀时“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余”,渲染着诡秘恐怖的气氛。武王伐纣,《尚书》的《泰誓》、《牧誓》、《武成》等篇及《逸周书·克殷解》皆有记载,但在《墨子》中,却是另外一番恐怖怪异之象:“遝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迁止,妇妖宵出,有女为男,天雨肉,棘生乎国道,王兄自纵也。亦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一场场改朝换代被写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这样的文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后世《封神传》中的情节和写法。

  先秦早期的志怪依附于历史,与历史事件、人物纠结在一起,是当时许多人眼中的信史。《竹书纪年》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三家分晋后述至魏安釐王二十年,其中就充斥着许多神怪的信息,如三苗将亡天雨血,青龙生于庙,胤甲时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宣王时马化为狐等怪异之事,情景与《墨子》“说”体所述志怪一脉相承,《竹书纪年》的编者也把这些怪异之事当做信史来看待。

  志怪版的历史,正如鲁迅所说:“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12]29但其故事离奇,情节生动,比正统史书更有吸引力,颇能满足世俗之人的好奇心,“怪力乱神,俗流喜道”,“好者弥多,传者日众”。[8]374在中下层民众中拥有相当的信众,他们对志怪的兴趣要远远超过正统史书,志怪野史是他们获取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墨子》“说”体中的志怪情节完整,故事生动,颇注意细节与环境的描写。这样的故事,“列于《搜神记》、《幽明录》甚至《聊斋志异》中也毫不逊色”[13]。借历史事件演绎鬼神故事,宣扬宗教思想,运用虚幻的小说手法,是中国唐前志怪的共同特点。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虽繁荣,但也没有脱离神道设教的意图,在这点上,与先秦志怪没什么本质的不同。

  第三,先秦志怪是后世志怪小说的源头活水,后世有些志怪小说就取材于先秦。杜伯射周宣王故事在后世的发展演绎,也正体现了《墨子》“说”体对后世志怪小说的影响。

  这个故事比较完整的情节,最早见于《墨子·明鬼下》,后来在《说苑·立节》篇又多了左儒这个人物,说左儒是杜伯之友,知道杜伯无罪,力谏宣王,宣王不听,杀死杜伯、左儒。宣王为何杀杜伯,《墨子》和《说苑》都没有交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在颜之推的《冤魂志》中就非常完整,开头说:“杜伯之名曰恒,入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鸠,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鸠诉之于宣王曰:‘窃与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与司空錡杀杜伯。”[14]颜之推给加上一个女鸠以情色诬陷的开头,交代杜伯之所以被周宣王所杀的缘由。《冤魂志》在《墨子·明鬼下》所述梗概之上,杂糅进《说苑·立节》中左儒这一人物,又增加了宣王妾女鸠、司空錡、祝、皇甫等人物,故事前因后果便很清楚、完整,情节更曲折,人物更繁杂。从《墨子》到《冤魂志》,这则故事的发展演绎之迹颇为清晰。《墨子》“说”体中的志怪片段对后世志怪小说的影响,可见一斑。

  人类在鬼神崇拜中爬过一段漫长的历史,“明神之志”、“天鬼之志”一类的记载产生得非常早,也非常多,所以志怪类应该是古代小说最早、最为普遍的题材之一。随着社会的进步,理性思想的胜出,“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孔子继承历代有识之士的理性态度,“不语乱、力、怪、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在儒家眼里,这些“明神之志”、“天鬼之志”是“异端”,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儒家对鬼神的理性态度,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却极大地挤压着志怪野史小说的传播空间。鲁迅说:“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12]12-13许多志怪小说因儒家的鄙弃而永远湮没了。

  墨家门徒多来自社会下层,正是先秦志怪的读者和信徒,在宣扬墨家鬼神思想时自然会资以为说,所以,《墨子》“说”体中的先秦志怪片段,在研究古代志怪小说方面,显得弥足珍贵。可惜后来研究古代小说史的学者,大多未能注意到《墨子》在这方面的价值。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于先秦只提到《山海经》、《穆天子传》及《楚辞·天问》,对《墨子》“说”体中的志怪小说片段只字未提。李剑国先生把《汲冢琐语》定为先秦第一部志怪小说[10]96,也是没有考察《墨子》“说”体中的各国《春秋》的实质,也忽略了其中志怪故事片段的小说本质。

    三、《墨子》“说”体与先秦轶事小说

  《墨子》“说”体中涉及许多名人轶事,其中关于伊尹、晏子及孔子等历史人物的故事最为著名,是先秦轶事小说的雏形。《墨子》“说”体在古代轶事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开启之功。

  伊尹是商汤之相,商初举足轻重的人物。战国时代,盛传伊尹负鼎以滋味要汤的故事,《墨子·尚贤》、《庄子·庚桑楚》、《韩非子·说难》、《吕氏春秋·本味》,以及《说苑》的《尊贤》、《杂言》等,都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墨子·尚贤上》说:“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尚贤下》又说:“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贵义》篇还有一则汤亲自往见伊尹的故事,称伊尹为“天下之贱人”。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的记载,在现存先秦典籍中,《墨子》是最早的,应是此故事的始作俑者。

  墨子出身下层,极力称颂德才兼备的“贱人”,认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上》)。伊尹的故事寄托着墨子的人生理想,也有以伊尹自比之意。孟子对这个故事很不屑,时人盛传“伊尹以割烹要汤”,弟子万章就此请教孟子,孟子断然否定。他认为伊尹本为一处士,耕于有莘之野,深谙尧舜至道,汤使人三次迎聘,伊尹才答应出仕。孟子说伊尹是“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他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皆因能洁身自好,以庖厨要汤乃“辱己”,必非伊尹所为(《孟子·万章上》)。孟子的道德评价同等级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墨家尚贤体现了下层人士干政的诉求,伊尹举于庖厨的故事给儒家提倡的传统礼制以很大的冲击,孟子当然要坚决否定。儒墨两家关于伊尹的出身争持不下,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也不知何去何从,只好两说并存,但他更偏向庖厨说,墨家的影响也可见一斑。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说家类有《伊尹说》二十七篇,皆散佚不可考。鲁迅以为《吕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之事,就是小说《伊尹说》的片段,“伊尹以割烹要汤,孟子尝所详辩,则此殆战国之士之所为矣”[12]15。《伊尹说》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这是没问题的,但具体的时代不详。李剑国先生以为“其中罗列天下至味,不厌其详,涉及许多山川动植,显然也属于战国流行的地理博物传说”[10]142,视《伊尹说》为战国中晚期的作品,应是有道理的。《伊尹说》成于《墨子》之后,应与墨家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墨家的尚贤思想在战国深入人心,“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的故事也广为传播,小说家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一番生动的演绎,最后完成《伊尹说》二十七篇,与墨家相呼应。《墨子》“说”体中的伊尹故事,与《伊尹说》互相影响,互相促成,二者的关系直接而密切。

  《墨子》中的晏子,更是经过了加工改造的形象,是墨家的传声筒。

  晏子大孔子二十几岁,是孔子崇敬的人物,孔子曾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左传》载晏子言行甚多,是一个崇礼、尚德、具有民本意识的贵族。

  墨子对晏子也推崇备至,《晏子春秋》保存着两则墨子对晏子的赞语,如《问上》说:“墨子闻之曰:‘晏子知道,道在为人,而失在为己。为人者重,自为者轻。景公自为,而百姓不与,为人,而诸侯为役,则道在为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墨家后学身处儒墨相排相斥最为激烈的时代,他们就借晏子之口诋毁孔子。如《墨子·非儒下》借晏子之口诬陷孔子同犯上作乱、不仁不义的白公胜有勾结,为人与白公胜相同。此事之不实显而易见,《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楚事在哀公六年,而白公胜与石乞为乱在哀公十六年,时孔子已故。白公胜之乱,在齐景公卒后十二年发生,而晏子之卒更在齐景公之前,晏子生前哪里会预知楚国白公胜之乱,故孙诒让引苏时学说:“此诬罔之辞,殊不足辨。”[7]298

  《非儒下》还说孔子见齐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谿,晏子批评说:“夫儒,浩眉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晏子批评儒家靡财好乐、久丧循哀、弦歌鼓舞、礼仪烦琐,与《墨子·公孟》篇对儒家的批评如出一辙,所以,《墨子》中的晏子与历史上晏子本人并不相符,俨然是墨子的化身。《左传·襄公十七年》记载晏子为父治丧,“晏婴粗锿斩,苴经、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晏子所行子丧父之礼,与《仪礼》中《士丧礼》及《丧服》所述,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杨伯峻说:“三年之丧,周代果有此事。然春秋已不实行,故晏婴行之。”[15]1034晏子谨守三年之丧,躬行崇丧循哀,他并非如墨家所塑造的非乐、薄葬、反礼之人。所以,《墨子》“说”体中的晏子,乃是经过墨家后学乔装打扮、改造虚构的人物。

  晏子是春秋末期齐国著名的贤相,他勤政爱民,廉洁机智,深得时人的爱戴。晏子去世后,有关他的传闻故事还广为传诵,墨家在这些传闻轶事中发现符合墨家主张的因素,就加以推扬演绎,甚至按照自己的需要,改编虚构晏子的言行事迹,专门来非儒毁孔。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后来也收在《晏子春秋》一书中。《晏子春秋》中表现晏子衣食弊薄、蔽车驽马等故事,多出墨家之手。柳宗元《辨〈晏子春秋〉》说:“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其言不若是。”[11]114此诚卓识。清人张纯一说:“综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16]1在晏子传闻的基础上虚构一些故事,作为论辩之资,墨家的创作,使得《晏子春秋》一书更接近于轶事小说的汇编。

  墨家后学不仅抬出晏子来打压孔子,也给孔子编排了许多故事进行污蔑。

  除了说孔子与白公胜有勾结外,《非儒下》还说孔子一手导演了齐国田氏之乱:孔子未封于齐,迁怒于齐景公和晏子,就让鸱夷子皮(即范蠡)为卧底,搅得天下大乱,齐、越失国,伏尸无数,种种罪过,皆出于孔子之谋。孙诒让引苏时学说:“据《史记》,范蠡之吴后,乃变易姓名适齐为鸱夷子皮。然之吴之岁乃孔子卒后六年,景公卒后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适齐而树之田氏之门乎?此与庄周所言孔子见盗跖无异,真齐东野人之语也。”[7]301《庄子》虚构孔子见盗跖,虽是对孔子的嘲讽,也不乏幽默的因素,其寓言性不言而明,但墨家编造的这些故事,却有居心叵测的人身攻击之嫌。

  当然,墨家对孔子的编排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充分利用孔子的经历进行改编虚构。如《非儒下》说:

  孔某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沽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汝: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孔子平时衣食颇为考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生活节俭、衣食朴素的墨家,自然对孔子的这种做派反感之极,故意用其厄于陈蔡时的狼狈来说事,让孔子骂自己“苟生”、“苟义”,讽刺儒家“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的虚伪。这样的故事,人物真实,孔子厄于陈蔡也真有其事,“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之类的细节的确来自孔子,但总体的情节和对话皆是虚构,虽非有意为小说,现在来看,小说意味十足。

  墨家首先拉开非儒毁孔的序幕,之后道家、法家等纷纷效仿,以此作为宣传自己的手段,孔子与儒家受到空前的批判与否定,而孟子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捍卫儒家学说,维护孔子的至尊地位,孟子责无旁贷,所以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力辟杨、墨,对墨家所杜撰的这些诋毁孔子的故事,也予以驳斥。如《墨子·非儒下》说:

  孔某与其门弟子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耶?何为舍亓家室而托寓也?”这段文字虚构孔子与其弟子妄议舜与周公。孟子弟子咸丘蒙就曾以此事向孟子求教,孟子说:“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孟子·万章上》)孟子的辟墨,首先要对墨家虚构的这些故事进行驳斥、证伪,他把这些故事一概斥为“齐东野人之语”,很不屑地揭示出它们道听途说的小说本质。

  尽管孟子辟墨不遗余力,但墨家编排的故事,还是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比如《吕氏春秋·精通篇》、《淮南子·道应训》就有孔子与白公胜的问答,孔子与弟子妄议舜与周公的故事,就被《韩非子》拿来大做文章,其《忠孝》篇说:“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法家对这些故事也深信不疑,还作为批判孔子的口实,足见墨家非儒毁孔的影响之大。

  先秦的名人轶事小说,围绕某个历史人物杜撰一些故事,数量可观,篇幅短小,情节引人入胜,手法夸张,具有娱乐和教育意义,因多与史不符,被视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孔门弟子子夏称其为“小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它直接当做孔子的话,用来评价小说家。儒家肯定小说的辨智,其奇足以动人听闻,其巧则有一时之近效,但因其终非六籍正典之善道,故主张与之保持距离。墨家不仅在这些传闻中寻求证据,资以为说,而且还参与到名人故事的改编创作当中。小说《伊尹说》、《晏子春秋》的创作与流传,都与墨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一程度来说,儒墨之争最具火药味的地方,正体现在对“说”体故事的真伪论辩之上。

  墨家把名人轶事作为论辩的武器,还加工、改编或虚构一些名人的故事,本出于壮大门派、打压别人的目的,但在文学上却引发了战国诸子轶事小说的创作高潮,之后的《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不约而同效仿墨家,或采旧说,或创新作,对先秦轶事小说的繁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的风气,实始于墨家。

    四、结语

  《墨子》“说”体故事中所引诸国《春秋》,与儒家经典中的《春秋》及《左氏春秋》大相径庭,它们是古代“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类的志怪野史,是先秦志怪小说的早期作品。以儒家正统眼光来看,显得颇有“异端”的色彩,但先秦志怪小说的一些片段,却有赖《墨子》的“说”体而保存下来,后人可以借此管窥先秦志怪小说的内容和风格。

  对志怪与名人轶事的援引,颇能体现墨家的本色和对先秦小说的贡献,这些内容被孟子斥为“齐东野人之语”(《孟子·万章上》),被荀子定为“浅者之传,陋者之说”(《荀子·正论》),但在墨家手里变成论辩的武器。《墨子》开启了“饰小说以干县令”的风气。《墨子》借重名人打压孔子,用捕风捉影的故事诋毁孔子,这种做法为《庄子》、《韩非子》等发扬光大,成为各家非儒毁孔的常用手段。墨家拉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也开启了杂家小说创作的精彩纷呈。墨家本身尚质,不追求文辞的华美动人,但《墨子》对先秦小说的贡献,却正体现在其“说”体故事上。

  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环境造就了杂家小说的繁荣。《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这只揭示了一部分小说的创作情况,也有相当数量的小说是应诸子论辩的需要而创作的,明人胡应麟的“小说,子书者流”[8]374的说法从某种程度揭示了诸子同小说家的依存关系。班固对此认识不足,所以他又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也是低估了战国时代小说家的作用和影响,忽略了小说作为诸子论辩的利器的这一事实。从《墨子》说”体与先秦小说的关系可知,战国诸子同小说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诸子论辩争鸣的背后,从来没有离开小说家的身影。

  注释:

  ①廖群先生在《“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先秦曾存在一种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体,被时人称为“说”、“传”、“语”,鉴于与小说的关系,故统称为“说体”。廖群先生把诸子“说”的来源记载称为“说”体,而本文之“说”体是指诸子“说”中所有的叙事性材料,本文与廖群先生“说”体所指对象稍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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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009文章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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