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诜，汝州人，进士及第，唐代著名医学家，著有《食疗本草》等专著。1964年，甘肃泾川大云寺出土了14颗佛祖舍利，在盛放舍利的石函四周刻有孟诜撰写的铭文。铭文为研究孟诜的生平增添了新的重要史料，也因有妙善一词，证明了早在隋唐时代，妙善故事已流传甚广。

    早在陕西法门寺地宫佛祖舍利发现前23年，14颗佛祖舍利就在甘肃泾川大云寺出土了。这是当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对中国佛教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为研究唐代医学家孟诜的生平也增添了新的重要史料。

    一、泾川大云寺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泾川古称泾州，是关中之襟，丝路咽喉，长安门户，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和佛教文化中心之一。泾川至今仍保留有北魏时的南石窟寺和王母宫石窟寺等国保单位，特别是大云寺文化博大精深。公元601年，隋文帝下令三十个州（含泾州大兴国寺）供奉舍利。公元690年，武则天敕令两京、各州建大云寺珍藏《大云经》。泾州改建大兴国寺为大云寺的时候，发现舍利，遂制金棺、银椁、鎏金铜匣与隋石函、琉璃瓶组成五层套函供奉，并在石函盖及四周题刻铭文。明洪武三年（1370），泾州大云寺毁于洪水。

    1964年10月，泾川县城关水泉寺大队农民整地时发现大云寺唐塔地宫。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地宫的过程中，又发现了盛放舍利的五层套函。这次发现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71年9月，郭沫若先生亲自鉴定了金棺银椁，将之定为国家级文物。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周恩来总理决定暂不公开这一消息，所以大云寺出土的佛祖舍利等文物便被尘封了40多年。2005年以来，大云寺佛祖舍利曾作为我国国宝级文物在美、英、日、法等国展出。2005年4月，在中华世纪坛国宝展上，这套舍利首次在国内展出。

    大云寺的文化价值在于最早将中国传统的棺椁葬制纳入佛教，开创了用棺椁瘗埋舍利的先河，是佛教汉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孟诜撰写了《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泾川大云寺出土的石函为灰色大理石制成，顶部刻有“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十四粒”字样，函身四周刻有孟诜撰写的铭文。铭文计89行，1000余字。

    唐代高僧道宣所著《广弘明集》中记述，大兴国寺起塔造函时，有人争献“旧磨好石”，乃世间罕见，“固而用之，怡然相称”。由此可见，大云寺石函应是隋朝遗物，只是唐人重新刻写了铭文。

    孟诜之所以被邀撰写铭文，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是社会地位较高。孟诜进士及第后任长乐县尉，显庆二年（657）升任河南府司马，后调长安任职，武则天垂拱初（685）升至凤阁舍人，这是参议表章、撰拟诏诰的皇帝近臣。两年后，降职外放台州（今浙江省台州市）司马，不久又迁任春官侍郎（礼部副职）。太子相王李旦仰慕其才学召为侍读。其写作水平之高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交游广泛，且多为当时社会名流。《旧唐书·方伎传·孙思邈传》载，孙思邈致仕后，“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新唐书·隐逸·孙思邈传》亦载，“思邈于阴阳、推步、医药无不善，孟诜、卢照邻等师事之”。孙思邈是著名的医学家。同时，孟诜与著名诗人宋之问、卢照邻等也有很深的交往。

    三是孟诜对大云寺供奉佛祖舍利的情况有所了解。铭文第十一行“维那出法言于司马孟诜”等文说明孟诜曾经到过泾州大云寺。“维那”是主管僧众事务的僧官，位于上座、寺主之下，为寺院“三纲”之一。“出法”是那位担任“维那”的僧人法名。出法将大云寺“古塔余基”及藏有舍利的情况报告给了孟诜。

    鉴于孟诜政治地位高、社会影响大、写作能力强，且对大云寺供奉舍利情况熟悉，受邀作铭文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铭文透露出的历史信息

    1.记载了孟诜当时的官职和年龄。铭文第一、二行记载“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朝散大夫行司马平昌孟诜撰”。这准确无误地说明，铭文为孟诜撰写，其官职为朝散大夫行司马。纵观孟诜平生经历，就在他迁任春官侍郎被太子召为侍读这个时期应邀写了这篇铭文，从铭文第四十九、五十行记载看，写于大周延载元年（694），时年73岁。当时孟诜尚有朝散大夫的头衔。朝散大夫，四品官职名。“行”，兼代官职。根据唐代官制，大官兼管小官的事叫行某官。也就是说，孟诜当时的官职为朝散大夫兼司马。至于孟诜的籍贯，两唐书均载为汝州梁人，铭文载“平昌孟诜撰”。汉、三国均设有平昌郡、县，故地在今山东安丘；北魏设平昌县，故地在今河南滑县。孟诜故里在今汝州市陵头镇孟庄村，据该村孟姓村民说，其祖先是汉代从山东安丘迁到河南的。“平昌孟诜”，说明当时孟诜是以山东平昌作为祖居地的。

    2.记载了古塔遗存舍利的情况，证实了隋文帝分舍利于泾州的历史。铭文第二十三至二十五行写道：“遽开砖室，爰得石函，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意思是说，骤然打开隋朝的大兴国寺塔下砖砌的地宫，得到了藏舍利的石函，中间琉璃瓶内盛佛舍利十四粒。据隋著作郎王邵《舍利感应记》和道宣《续高僧传·昙迁传》记载，隋文帝即位前，曾有沙门赠舍利子一裹。文帝与昙迁共数，数来数去，总是数不清，所以文帝对此特别珍视，将舍利与隋室受命联系起来，得出“我兴由佛”的结论。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隋文帝仿照阿育王分送舍利造塔的故事，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命三十名高僧偕同朝廷官员往泾州大兴国寺等三十州佛寺颁赐舍利。至于未有寺的各州，亦须建起舍利塔，限十月十五日造毕，全国于当日安放舍利入石函。孟诜铭文不仅证实了隋文帝“颁舍利于诸州”（见《隋书·帝纪·高祖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还有详细补充，即大云寺供奉“舍利十四粒”，这是其他史料中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