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新清史”的学者并不全都认为清朝不是中国，但他们中间确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既然清朝不是汉族建立的国家，并且它的版图又远远超出汉地范围，所以它是一个把“中国”包括在内的多民族帝国。新清史不但把“中国”仅仅等同于汉文化地区，而且也受到被它强烈批判的近现代民族主义立场的影响，把一个前近代传统国家的属性跟该国家政权所体现的所谓“族裔主权”（ethnic sovereignty）混为一谈。因此，他们才会认为，既然清朝不是汉人建立的，那么怎么还能算是“中国”呢？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看看满族人自己怎么讲，是很重要的。清朝入关前，满语里早就有 tulinbai gurun一语，用来对译“中国”之名。在《尼布楚条约》的满文版里，用于表示中方的名称就是这个词。这是一个再直接不过的证据，表明清廷认为自己所代表的国家就是中国。人类学不是讲，是人们群体自己在决定他们是谁，也就是决定他们的集体身份究竟为何吗？他们自己都讲自己代表的是中国，怎么还能说它不是中国呢？

　　元朝是中国吗？

　　那么元朝的人们也以为自己的国家就是“中国”吗？

　　元朝的汉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根据我们今天的知识，元代的蒙古语中并没有产生出一个特定的专有名称，可以用它把中国各大区域合在一起，当作一个政治单元来称呼。那时候的蒙古人把元朝看成是好多不同地区的集合。蒙古高原是“达达田地”（monggul-un ghajar）;原来的华北就叫“契丹”;西夏即今天的宁夏一带叫“唐古特”;西藏是“图伯特”;云南有两块：一块叫“察汗章”即“白爨”（丽江地区），一块叫“哈拉章”即“黑爨”（大理及其以东地区;大概先是西藏人把云南叫作“爨”，而蒙古人是经过西藏进入云南的，所以他们跟着藏人把云南叫作“爨”，然后又分成丽江、大理两个不同地区）;原来南宋的地区则叫作“蛮子田地”或“南家思田地”（nanghiyas-yin ghajar）。在蒙古语里所有这些地方作为一个整体有没有一个特殊名称，用来指代将上述那些地区合并起来，亦即大体相当于今日中国的疆域？似乎没有。到了清初，蒙古语里才有 dumdadu ulus一词，就是“中国”（Central Kingdom）的意思。它应该是从满语的 tulinbai gurun翻译过去的。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它在元代蒙古语文献中的存在。

　　既然如此，元朝还是不是可以被认为就是中国呢？

　　韩国学者金浩东几年前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大元”就是蒙古语中“大蒙古国”（Yeke Mongghul Ulus）之名的另一个对译。因此他断言： “‘大元’并不是蒙古帝国分离后的其中一个由忽必烈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国家，而是从俄罗斯到太平洋拥有欧亚大部分地区的蒙古帝国本身。”他的见解应该说大体是对的。

　　不过上面这段话同时也突显出另一个不容分辩的事实，那就是在构成蒙古帝国的各部分于 1250至 1260年代之际互相分离之后，在东亚就有了一个“由忽必烈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国家”。今日所谓“元朝”，就是指这个从蒙古帝国分离出来的“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国家”。这一来，“大元”的名称就变得不如金浩东所说那么简单了：它既可以用作大蒙古国的对译，并且在汉文化的“天下”观影响之下被元人继续看成是一个远远超出元朝直接控制的疆域，而将它的“西北诸藩”全都囊括在内的政治实体;同时它也可以指元代中国而言。

　　所以，元朝的蒙古人心目里并没有这么一个“中国”的概念，并不意味着由此就可以推论说，元朝不是中国。

　　再往深一点说，元朝是不是中国，主要应由两个因素来决定。首先是与元朝版图重合最大的现代国家究竟是哪一个？元朝的人口主体，它的经济、文化中心，包括元朝政治中心，也就是它的首都，究竟位于今天的哪个国家？这么一看不就很清楚了吗？元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人口的主体部分，都在今天中国的版图之内。它跟中国版图不能重叠的地方，主要是今日蒙古国以及它西面的地方，其实还包括新疆，因为新疆当时是察合台汗国的——新疆是到了清朝才归入中国版图的。如何看待超出当代中国边界的那些曾属于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还会提到的。

　　决定元朝是不是中国的另一个因素是，建立元政权的最高统治集团是否属于组成当代中国的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答案也是肯定的。现代的蒙古民族是一个跨境民族，在全世界的总人口在一千万左右。其中有 650万蒙古人分布在中国，在蒙古国有约 230万，在俄罗斯则有 90万。内蒙古自治区作为蒙古族数百年来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拥有 420万蒙古族人口。如果肯定蒙古族是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民族之一，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由它建立在主要属于今日中国地域之上的元朝，竟不应该被视为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中国？由汉族建立起来的诸多王朝，在历史上往往将自己的版图扩张到属于非汉族人群的各地区。我们从来不会因此质疑他们统治非汉族地区的正当性。为什么当中原王朝的宝座上坐着一个出自中国少数民族的皇帝时，这个政权的中国属性就变得不那么令人觉得理所当然了呢？其实，这是汉民族的主体性意识或汉文化属性被不自觉地全然等同于“中国性”这样一种不正确，但又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想法在我们脑子里作怪的缘故！

　　如果明白了以上两点认识，那么元朝乃至清朝是不是中国的问题就会变得容易回答得多。元、清统治下的人口主体即汉人们，多认为历史的中国在他们的时代延续着，不过那时候的中国皇帝变成了蒙古人或满洲人而已。出现在元、清汉语文献里的数不清的“中国”称谓足以表明这一点。如果元朝最高统治者也像满洲皇室那样具有“中国”的概念，那当然更是一个最直截了当的证据，以最简单的方式将元朝的中国属性显现无遗。蒙古人对于元朝作为政治单元实际上是有一个相应概念的;把西北诸王治下的各地区排除在外，他们把大汗直接治理的地域称为“大兀鲁思”（yeke ulus）。尽管他们从不把这个“大兀鲁思”叫作“中国”，但这一点已经远远没有如我们乍一想来那么重要了。正如我们不能只用当日汉人以元、清政权为中国的观念来证明元、清的中国属性，蒙古人或满洲人有没有这样的意识，同样不是论证过程中一项必不可少的证据。

　　怎么看待元朝版图里的蒙古国

　　可是元朝的版图里还包括了今天的蒙古国。这个问题又应该怎样看待？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书写自己国家的历史。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都会把这部历史追溯到尽可能遥远的古代。可是另一方面，国家的边界又一直在变化和摆动，在更早先的时段，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性质的国家边界。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今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在书写各自的历史时，能够始终不涉及现在已属于他国的那些相关地区吗？显然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因此就可以在概念上毫无区别地把今天已归属于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的地域写进自己的历史，并进而把这些地域的历史也看成自己历史的一部分吗？显然也不应当如此。

　　所以我以为，我们需要承认两条原则。一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空间范围，都应该由该国的当代边界来界定。但光有这一条还不够，还需要有另一条进行补充：对于A国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段曾拥有过的超出其现代边界的那些地域，它们的历史从根本性质上说应当属于今所在国（B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尊重和承认这一点的前提之下，A国的历史书写在涉及上述特定时段时，可以把它在历史上曾拥有过的那部分现今属于B国疆域的历史写入自己的历史叙事里去。

　　为了在历史叙事中恰当地遵守这两条原则，还需要十分小心地避免两个方面的误解。一是当我们把当代中国的边境线作为规定中国历史空间范围的界限向前倒追到过去的全部时段之时，我们很容易误以为，这条边界线的存在本身就是自古以来从不改变的一项历史事实，因此一个覆盖着如此广大之地域的中国，或者只能更大而绝不能变得更小的中国，也就变成了一项自古以来就赫赫然始终存在的历史事实。另一种很容易发生的误解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更加有关。它主张在中国当代疆域之北，也就是在内陆亚洲的若干其他国家的领土上，还存在一片“中国历史疆域”。能不能从这些地方曾经属于某些中国王朝（尤其是清朝）版图的事实中，抽象出一个拥有固定不变的边界线的、很容易让受众觉得是“自古以来”就一向如此的“中国历史疆域”的概念？对此我是十分怀疑的。

　　元代的“岭北行省”包有今蒙古国在内，甚至还要大于今蒙古国。这是一个毋庸回避的历史事实。从根本性质上说，今蒙古国所在地域在元统治时期的历史，如同清统治下的“外喀尔喀札萨克蒙古”的历史一样，属于蒙古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们当然也属于元代历史或清代历史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是在讲述元代中国或清代中国的历史时不能不讲到中国之外去的那一部分本质上并不属于中国的历史。蒙古国的标准历史叙事把蒙古国建立的历史描述成一个从清帝国独立出去的过程。这就是说，在蒙古国历史学家看来，外喀尔喀札萨克蒙古时期乃是蒙古国被清帝国占领和统治的时期。在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的问题上，中蒙两国似较容易达成共识。中蒙两国在如何看待元代史的问题上，可能分歧更大，现在大概还只能各讲各的。但我们总是需要逐渐形成对历史的共识，因此也就需要寻找到于涉事各方都能通用、对各方面都公平，因而也能被各方面都接受的一致原则。我相信我们最终是可以找到这样一些原则的。

　　蒙古帝国的历史定位

　　有关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应该如何定位的见解，是否也同样地适用于对蒙古帝国的历史定位呢？

　　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中国的“世界历史”教育，将中国史的内容排除在外;因为那是由另一门名为“中国历史”的课程负责讲授的。把蒙古帝国的历史放置在“世界历史”的范围里去讲授，这本来是对的。蒙古帝国是一个世界帝国。它包含那么广大的地理范围，西自今日俄罗斯、伊朗、伊拉克、阿富汗，东面一直到朝鲜半岛。如果要把这样一个相当于亚历山大帝国五倍之大的世界帝国的历史说成是中国历史，那不是很奇怪吗？

　　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两方面的复杂性。一方面，华北乃至新疆、青藏、云南曾经一度被这个世界帝国所控制。也就是说，中国上述地区的历史上有一个蒙古帝国占领时期。这个被“占领时期”的历史无疑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它们在当时又是构成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后来统一了中国的元朝，不但是从这个世界帝国分离出来的它的继承国家之一，而且在此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它的“大汗”所在国家。其他那些继承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只能叫“汗”，只有元朝皇帝才有称“大汗”的资格。

　　尽管如此，对蒙古帝国和元朝之间的区别，在元人那里还是有相当明确的意识的。忽必烈时把成吉思汗追尊为“太祖”，接下来几个大汗依次称“太宗”、“定宗”和“宪宗”;到建立元朝的忽必烈死后，元人再度采用突显其开国始祖身份的“祖”字，称他为“世祖”，再往后的列帝又都称“宗”了。明朝编“元史”，在正确地把蒙古帝国当作元朝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予以追溯的同时，却把二者之间的区别问题大大淡化了。这从明后期盲目仿效元朝的创例，将朱棣的谥号

　　从“太宗”改尊为“成祖”，也可以看得出来。从那时直到现在，对元史的书写一直延续着明官修《元史》所体现的历史编纂传统，在揭示出从蒙古帝国到元王朝这一演变过程中的历史连续性的同时，没有对两个政权之间的性格差别予以足够充分的强调。

　　在这个意义上，1260年相对于1206年来说，至少是一个同样重要的时间节点。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很快扩张成为一个横跨旧大陆的世界帝国。除南宋之外的今日中国疆土，先后都进入被蒙古统治的时期。1260年这个年份的重要性不亚于1206年。在这前后发生在蒙古帝国东西两个方向上的两场战争，即爆发在东方的忽必烈与其皇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继承权的战争，以及为争夺高加索以南的丰美草场而引发的金帐汗后王与伊利汗旭烈兀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把这个世界帝国撕裂为若干个它的继承国家：在东亚，大汗所在的元朝成立了;在中亚、西亚乃至东欧，则有四大汗国。四大汗国最初至少在名义上，还是承认元朝的大汗是有“诸汗之汗”的名分和地位的。一直到大概1310年前后，他们才慢慢地在法理上也不再尊奉那个共同的“大汗”了。

　　就像吉本评论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衰亡一样，若要问蒙古帝国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分裂消亡，也可以非常简单地回答，就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

　　蒙古帝国的产生与演变

　　蒙古帝国产生与演变的过程，可以简化为三个环节来予以说明。

　　第一个环节是初期的“间接统治”体制。征服初期，谁能带着一片带几个或者数十个城池的土地去投诚，谁就可以在承诺纳贡、入质、从征、入觐，后来又加上置监（就是设置由蒙古或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监督各地）等条件的前提下，获得直接治理那片土地的世袭权力，变成蒙古间接统治体制下的大大小小的“世侯”。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局势变化，当世侯治理下的地方社会发生各种矛盾，当世侯与世侯之间、世侯与蒙古统治上层之间发生各种摩擦冲突的时候，最高统治者就无法避免地需要对地方治理表达自己的各种意志。久而久之，间接统治的体制也就逐步向着越来越多地代表蒙古高层当局意志和利益的直接统治体制过渡。于是跟着就有另外两个环节的相继发生。

　　一是随着凌驾于世侯层面之上的蒙古帝国对每个大型地区的直接治理日益增强，导致这个治理体系在每一个地区都卷入越来越深入的地方化进程。因为不必要、事实上也根本做不到撇开各地原有的统治体系，去凭空创造一套全新的治理体系。在原有统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局部修正和更改的方式，总是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方式。

　　各地治理体系地方化趋势的发展，极大地加深了他们之间基于各自文化而形成的不同制度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我们看到的再下一个环节，就是蒙古帝国要在如此广大的地域内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治理体制，最终会无可挽回地变成一种越来越力不从心的努力。不同地区之间的裂隙从而也必然地越来越深刻了。蒙古帝国实际上早已开始按照原来不同的大文化区把帝国分成几个统治区域来管治了，而它后来的分裂正是沿着这几道缝线实现的。

　　你当然可以从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权力妥协、权力分配的政治史角度来讲述蒙古帝国的分裂，比如蒙古原有的在黄金家族成员间分配统治权力的游牧分封制所带来的离心力等。但是它其实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内在结构性危机，这个结构性危机通过政治斗争显现出来了。不然你就没法解释，帝国分裂的边界线为什么会恰恰与原来就已经形成的文化板块的区隔线相重叠。你也没法解释，同样是基于分封制的权力，为什么“西道诸王”能分别建立起各自的国家，而“东道诸王”却始终处于元朝的疆域版图之内。

　　所以我以为，元人用带有“祖”字的谥号（即“世祖”）来追尊忽必烈，表明他们观察当日情势的眼光是很精准的。毫不夸张地说，忽必烈立国漠南的意义，远远不是把建立已久的大蒙古国的首都挪动了一个地方而已。他实际上是重建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此后还一直保留着它前世的蒙古语国号，即“大蒙古国”。

　　元代的遗产

　　最后我想谈一下，元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将近百年的时段，它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别重要的遗产？

　　教科书上讲到元代的积极方面，经常强调这样两点：多元文化在那个时代的交相辉映;多民族统一国家在经历数百年衰解后的重建与发展。不过我们的标准历史叙事对这两点的强调，其实都还是很不到位的。它讲述元代多元文化的繁荣，往往以当日中外文化交流的发达局面为出发点，比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东来，基督教东方教会重新进入中国内地，欧几里得几何及旧大陆（包括非洲）地理新知识的传入，再加上中国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与互相渗透，尤其是藏传佛教向汉地的传播，等等。至于说到汉文化本身在元代的命运，留下来的似乎就都是比较消极的印象了。其实汉文化的发展在元朝未必整个地处于低谷时期，在有些领域里甚至还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就，比如文人画、杂剧和元青花。不过这个题目无法在这里展开，需要另外谈。

　　元朝对中国统一的重建，它的真正意义也还没有在我们的标准历史叙事中被完全到位地揭示出来。在一般人的概念里，自从秦始皇用专制主义的君主官僚制体系来统治全国以后，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历程，就一直是同一国家建构模式不断被复制、改善，并被逐渐推行或覆盖到越来越辽阔的地域范围之内的过程。但这种认识其实是很片面的。

　　中国国土的一半以上在历史上一向是各少数民族生活和居住的家园。从秦代的国家建构模式发展出来的汉唐体制用于治理各少数民族地域的羁縻—册封制度，在传统中国的最后一千年里通过土官、土司、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最终将一部分民族地区巩固地纳入到统一国家的疆域之中。可是西部中国的绝大部分区域，难以经由上述转型而演变为“编户齐民”之地。如果没有另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其中起作用，当代中国就不可能拥有如此广阔的幅员。从宋代以往的千年中，只有元和清这两个少数民族王朝大规模地统一过中国国土，这并非出于偶然。他们在基本采纳汉唐体制来治理汉族地区的同时，另有一套汉唐体制所不具备的对中国各民族地区实施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这一点早已被雍正皇帝看出来了。他说：“中国（此指汉族地区）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元、清合“中国”与“塞外之一统”此二者为一体的国家建构模式，其实就是从中华帝国的边疆区域发展出来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这一模式起始于辽，承袭于金，发展于元，成熟于清。

　　只有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元朝，我们才能真正切实地认识元朝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历程中所产生过的巨大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