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物保护来说，当前最迫切的，就是要真正激活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真正让法律成为文物保护的最有力撑腰者。而要实现这一点，当前仍有一些短板需要补齐。

 

　　打着“总理童年仿古街区”名义的商业项目，却拆除了原本已存在上百年的多座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古老民居，如此荒诞离奇的事情，貌似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会出现。可如今，它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周恩来总理的故乡江苏淮安。目前，这起“破坏不可移动文物”案件，已被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并将于近日开庭。

 

　　7年前，淮安市文物局将位于周恩来总理童年读书处周边地区的八处建筑，列入不可移动文物名单。彼时当地媒体这样阐释这些文物建筑的价值：它们是此次我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的精品，也是我市城市发展、文化演变的历史见证。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7年后，当这八处不可移动文物只剩下两处，人们再回忆起这段保护历史，不禁让人有黑色幽默之感。

 

　　然而，荒诞归荒诞，将原汁原味的文物建筑拆除，为仿古街区的商业项目腾出空间，这种典型的“破坏性保护”做法，在现实中却并不少见。最让人遗憾之处在于，这些被拆除的建筑，并非指那些疏于管理、尚未被列入文物保护范畴内的古迹，而是已被纳入文物保护清单，乃至在拆除时，“不可移动文物”的号牌仍赫然在墙的建筑。换言之，当地有关部门对之进行拆除，并非出于无意识，而是带有鲜明的“拆旧立新”目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故意破坏。

 

　　文物是该保护还是拆除，在号召“全力以赴打赢这场房屋征收攻坚战”的当地政府眼中，全在一念之间。而其衡量的标准，也往往是眼前的经济利益与政绩需要。至于文物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的必要性，以及由此可能触及的法律底线，似乎都被抛在脑后。此事件中，在得知文物被拆除一事后，淮安市文物局就曾向当地房屋征收指挥部发出《告知书》，要求不得擅自拆除保护文物，但直到被告上法庭，当地有关部门仍未对此事采取调查处理措施。这样一种局面，已然再次佐证了当前文物保护所面临的尴尬，即在行政权力和地方政府压力面前，文物保护力量处于弱势地位。

 

　　稍稍让人欣慰的是，目前环保组织中国绿发会已就该案向法院提起文物公益诉讼，并获得立案。虽然案件的最终结果还有待法院的审理判决，但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将文物破坏的责任追究导向法治的轨道，显然值得期待，也为类似的事件处理树立了榜样。近年来，文物破坏事件时有发生，但即便经舆论曝光后，在追责上也往往陷入“高举轻放”的窠臼，更是鲜有地方政府被追责。如此一来，既令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难以真正得到执行，也带来了恶劣的“破窗效应”。

 

　　因此，对于文物保护来说，当前最迫切的，就是要真正激活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真正让法律为文物保护撑腰。而要实现这一点，当前仍有一些短板需要补齐。如降低文物公益诉讼的门槛，支持和鼓励环境与文物保护组织的壮大，提升社会力量的监督意识与能力。当然，实现文物保护的法治化，不仅仅是说在破坏和侵权行为发生后，要进行法律上的追责，法律的震慑与保护作用，更应体现在破坏行为发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