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考古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良渚文化向世界述说“远古中国”

 

　　国家考古局：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这已成为形容中国历史悠久的“口头禅”。但你是否想过，当外国友人问你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时，你该如何回答？

 

　　“在考古学界，说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已经没什么异议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良渚古城发现者刘斌说。

 

　　国家考古局如此定位良渚遗址：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在刘斌眼里，“良渚遗址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

 

　　2016年3月，良渚遗址的考古人员又宣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同时也把中国的水利史从大禹治水向前推进了1000年。

 

　　“彻底迈过文明的门槛”

 

　　“1986年以前，良渚文化基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1986年发现反山王陵之后，提出了良渚文化已到达文明的曙光；1996年，反山王陵、瑶山祭坛、莫角山宫殿区都已经出土，对于良渚文化的定位开始在文明曙光和实证之间犹疑，算是踩在了门槛上；2007年古城城墙发现之后，就彻底迈过文明的门槛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莫角山宫殿区发现者之一赵晔说。

 

　　“良渚文化的第一个节点是1936年施昕更（编者注：西湖博物馆职员）的首次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考古领队王宁远说，“但是施昕更当时挖掘的只有陶器，没有玉器。从清朝开始，人们通过非考古的途径已经挖出了很多属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但是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些玉器属于周代或汉代的，不会和良渚文化联系起来。”

 

　　对良渚玉器认知的改变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王宁远说：“1973年，苏州草鞋山遗址挖出了一个墓，墓中良渚的陶器和玉器是在一起的，这就证明这个玉器是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的了。”

 

　　良渚文化的第二个节点是1986年杭州良渚遗址区内反山王陵的发现。赵晔表示，良渚文化开掘80年以来，苏浙沪地区没有一座墓的规格超过反山王陵。最核心的证据表现在玉器上的纹饰，“比如完整的神徽，百分之六十的神徽都出在反山墓里，这里葬的不是开国君王就是最重要的一代王。”

 

　　1986年之后，考古工作者们意识到杭州良渚是良渚文化中最核心的区域，工作重心也开始转移至此。1987年，瑶山祭坛被发现；1991年，汇观山祭坛被发现；1992年，莫角山宫殿区被发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余杭区政府在良渚、瓶窑两个镇区域内划出了一个42平方公里的遗址保护区。

 

　　反山王陵出土之后，关于良渚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的讨论就开始了。王宁远分析说，“城墙没出来之前，对良渚文化的定位就只能是文明的曙光。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其他要素都已经被发现，但没有城墙，这些要素就只能单个来看，不能看做一个整体。2007年城墙发现之后，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古城。”

 

　　实证五千年文明的圣地

 

　　据王宁远介绍，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提出过普遍承认的文明标准，“文明标准一直都是五花八门的，原来比较推崇青铜器、文字和城市，但是这个标准又是动态的，发现的文明越多，就要从新发现的文明里总结新的共性，比如金属的标准是基于四大文明古国的共性标准，后来用到美洲就不符合了。前段时间，代表国际主流考古界的科林·伦福儒提出了一个新标准，因为原来青铜器和文字的标准不适用于玛雅文明，所以他就提出是否进入文明的关键在于是否形成国家，而是否形成国家取决于三个条件：阶级分层、城市和文字。”

 

　　在伦福儒的定义里，一个文化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表明形成了国家。“良渚文化显然有了鲜明的阶级分层；　城市最直观的标准就是城墙，良渚文化也已经具备；文字的话，良渚文化有符号但尚未被破译，可以算满足半个条件。满足了两个半条件的良渚文化，自然是实打实地迈过文明的门槛了。”王宁远说。

 

　　古城城墙的出土对于良渚遗址的价值提升有飞跃性的意义，而2016年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的证实，对良渚遗址进入文明阶段的来说，是锦上添花式的佐证。

 

　　在王宁远看来，水利系统发现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加深了人们对良渚政权强力程度的认识，“从巨大的工程量来看，这个工程绝不可能是部落级别的人力调动能够完成的”；另一个是更好地说服了西方考古学界，“西方考古学界很重视水利系统，他们一直认为整个东方世界国家的形成都和治水有关。”

 

　　“一个中国最早的城市加上一个中国最早的水利系统，表明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王宁远说。

 

　　莫角山宫殿群差点挖没了

 

　　“反山王陵的发现源于一次难得的主动发掘。”刘斌回忆说，“起因是召开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的纪念会，要把会议地点设在命名地良渚。”

 

　　当时，江苏和上海都已经发现了贵族墓，但杭州良渚依旧默默无闻，王宁远说，“要开纪念会了，最好有个考古现场能看，也想着良渚能挖出个贵族墓。根据江苏和上海的经验，良渚文化的贵族墓一定埋在高地上，于是就挑了反山这个看起来比较像的小土丘，一挖，没想到挖出个王陵。”

 

　　反山王陵这次难得的主动发掘后，直到古城城墙被发现，良渚区域内每一次重要遗址的重见天日基本都与被动和偶然相关。

 

　　“瑶山祭坛是盗墓盗出来的，典型的破坏诱导的抢救性发掘。”赵晔说，1987年，当地村民在种植茶树时，无意中挖出了玉器，然后边上村子全村人去疯抢，省市区三级公安出动才把局面控制下来。有一部分文物被退回，有一部分被倒卖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事发后立即派人前往进行抢救性发掘。随后，考古人员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祭坛的大致轮廓整理出来。

 

　　莫角山宫殿群的发掘则是典型的出于对基本建设的配合。

 

　　“莫角山宫殿群发现于1992年，但在1987年就挖过一次，还差点挖没了。”赵晔说，“那次是因为穿过莫角山的宁杭公路需要扩建成国道，我们就去莫角山东南角试掘了一下，发现有东西，但并没有认识到重要性。我们当时要求施工方出资80万元，由我们把国道经过区域的地基挖掘完，但施工方嫌要价太高就改道了，还好当时施工方没同意，不然莫角山宫殿群遗址可能就没了。”

 

　　莫角山宫殿群在1992年终被发现。“当时莫角山中心附近有个印刷厂要扩建，按照程序要先由我们探一下，”赵晔说，“我们在房基的位置挖了一下，发现夯土的结构很考究。借助房基旁的水渠对夯土做了剖面后，赵晔和同事发现，夯土的表面是一层30厘米厚的纯沙层，沙层往下的50厘米都是一二厘米厚的一层泥一层沙的结构。一般天然的沙子都在山谷中，这种沙层出现在像莫角山这样的平原高台上很反常，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人工造成的，其次，我们还发现了夯土层上的夯窝，就是用木棍砸出的密密麻麻像蜂窝一样的印记。”

 

　　经过进一步的发掘和测算，赵晔和同事发现莫角山中心区域存在一个两万多平方米的广场，那种考究的夯土就是良渚人建广场用的，“之后在莫角山上的三个小高台上又发现了大量房屋的基座遗迹，而这个广场就在这三个建筑群的中间。你可以把这个广场想象成天安门广场，而周边的建筑群就是故宫、人民大会堂等核心建筑。”

 

　　差点与古城擦肩而过

 

　　莫角山宫殿群被发现，整个良渚古城可谓“龙形已成，唯缺点睛”，而这关键一笔的正是城墙的发现。

 

　　2006年6月，为了更好地保护莫角山遗址，莫角山上杭州市民政局下属的一个农场需要外迁，良渚区管委会计划把农场职工的安置房建在莫角山西面一个叫葡萄畈的村子里。

 

　　王宁远说：“在莫角山西面选了一块地，地里原来是农耕地或小池塘，紧挨着地的东侧有一段南北走向、40多米宽的高垄，垄上面有农房也有耕地，其实那条高垄就是西城墙，但是当时谁也没想到。”

 

　　根据规定，在42平方公里遗址保护区内动土，都需要先由考古人员试掘过。良渚工作站的驻地就在莫角山上，试掘人员由工作站派出，就是刘斌、王宁远和赵晔。

 

　　“当时管委会明确交代过，征地范围只有高垄西侧的土地，高垄不在征收范围内，所以千万不要挖到高垄上去。”王宁远说。

 

　　“我在高垄旁的安置地上发掘出了一块玉的下脚料。根据经验，底下有玉的下脚料，垄上就可能有一个玉器作坊。”刘斌回忆说：“玉器作坊对良渚的考古研究有很高的价值，但按照程序，没报批过的土地不能随意挖。我就和垄上的农户商量，说这个菜地让我挖一下，我会赔他钱，之后会把坑填回去。”

 

　　一路挖下去之后，刘斌并没有发现预期中的玉器作坊，“除了黄土，只有底部的一堆石头。考古队员遇到石头、黄土这种大多存在于深土岩层的东西，一般都会放弃进一步挖掘。可以说，我差点与5000年古城擦肩而过。”

 

　　但是，石头规则的棱角引起了刘斌的注意，“明显是人工开采的。”另一方面，有农户指出，当地居民在打井和耕地过程中经常会挖出这类石头，这使刘斌进一步相信高垄是一条人工建筑。

 

　　“因为高垄西侧是东苕溪，最初设想会不会是良渚人用来阻挡东苕溪的河堤，之后在北侧发现了东西走向的类似遗迹，我们知道已经很接近答案了。但两段遗迹和东苕溪的走向基本平行，所以依旧不能排除是堤坝的可能。”刘斌分析称，“2007年10月，距离最初发现石块16个月后，东段遗迹一发现，一切水落石出，就是城墙。”

 

　　据介绍，良渚古城的城墙跟北方的城墙不太一样，宽度有40-50米，高度只有4-5米，两侧有缓坡，城墙上可以住人，不是一个纯防御性的城墙。

 

　　2007年12月，良渚遗址的考古人员公布发现城墙，也预示着良渚古城的发现。良渚古城共有宫城、皇城、外城三层结构，此时发现的城墙为内郭，内郭范围内的皇城面积290万平方米，莫角山宫城面积30万平方米，随后在2011年确定外郭，外郭内面积有800万平方米。

 

　　整个良渚古城都是一个水城，城中除了高起来的高地外，其他的都是河道，内郭每面有两个水门。“内郭内的皇城就像古代城市的里坊制度一样，无非良渚古城用水路分割，后世用道路分割。”王宁远说。

 

　　一场盗墓改写中国水利史

 

　　2016年3月，良渚遗址又带来了一项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古城外围的大型水利系统。这组水利工程位于良渚古城西北部，由1座长堤、6座高坝和4座低坝组成，可以在古城西北面拦截出一片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水面。碳14测年显示，这组水利工程距今约5000年，比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时代还要早1000年。

 

　　“整个水利工程的发现经历了11年的跨度，唐山长堤早在1995年就已经被发现，当时多数人认为唐山长堤是个水坝，但单有这一段没法解释作用机理。”王宁远说。

 

　　2009年，水利系统中的第一条高坝岗公岭，在距古城直线距离15公里外的山上被发现。“岗公岭的发现源于一场未遂的盗墓行动，没有这场盗墓我们还发现不了它。”王宁远笑着说。

 

　　当年，岗公岭东侧修了一条公路，当地因为靠近安吉，竹编工艺比较发达，有人打算在公路边开家竹编厂，厂房正好建在岗公岭上，厂主把地基一挖，就在公路边摊着。有盗墓贼坐车路过，看到地基挖出的淤泥，以为是战国墓用来做密封材料的青膏泥，以为这里有个大墓，准备干一票，盗墓贼找当地人干活，说是要挖宝贝，因为没谈拢，被当地人举报了。

 

　　王宁远和同事到场一看，发现这并不是墓，但很明显是一个人工设施，“表面看起来是一座山，其实是人工把两座山之间的山谷用土堆连起来了。”王宁远说，“像抗洪抢险用的沙包一样，是一包包垒起来的，只是良渚人用来装土的是芦苇之类的植物，我们叫它‘草裹泥’。很多泥层里的草都还没烂掉，用碳14一测，有5000年。”

 

　　之后，王宁远用洛阳铲在周边调查了几个月，不久就把山区里的6条高坝给确定了。

 

　　唐山长堤加上高坝依旧无法解释水利系统的基本运作机理。王宁远说：“这个时候多亏了美国科洛纳间谍卫星1969年拍摄的一批卫片。这批卫片从1995年开始解密，军事上没价值了，但所有考古学家都认为是个好东西。”

 

　　2011年，王宁远拿着卫片比对时，找到了低坝系统中的鲤鱼山，派人去钻了一下，发现了和高坝一样的“草裹泥”结构，也很快发现了低坝中的狮子山和官山。

 

　　王宁远发现最后一条低坝梧桐弄，已经是30个月后的2015年。“之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一个是因为它隐藏在一堆条状丘陵中，一个是因为那个时期一直只是调查阶段，工作的重心还是在城里，低坝只是有空了才去钻一下。”

 

　　完整的低坝系统，和唐山长坝、高坝系统以及周边山体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区域，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轮廓由此显露。

 

　　2015年，王宁远向国家文物局申请挖掘坝体并获得批准，最后在老虎岭挖出了良渚时期的陶片，这就有了地层学的证据。

 

　　漫长的申遗之路

 

　　“1994年，国家就把良渚遗址排进《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了，但申遗的关键还是要有实际行动。”刘斌说，“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之后，申遗的呼声比较强烈，但还是只有声音没有行动。2012年良渚的申遗才正式启动，那年开始拆迁了。”

 

　　“古城没发现之前，良渚文化遗址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区，申遗自然是没谱的。”刘斌分析称，“2007之后就有了明确的范围，现在申遗确定的范围是古城以及外郭，外围水利系统还没包括进去，之后可能会调整。”

 

　　资料显示，2013年，杭州市曾提出确保良渚遗址在2016年申遗“冲刺”成功，并排出了良渚遗址申遗“三年行动计划”。截至2015年，当地政府已投入18亿元完成了良渚古城申遗范围3平方公里的拆迁工程。

 

　　“最开始说争取2016年弄好，但现在已经推到2019年了。”刘斌说。

 

　　在王宁远看来，申遗和考古工作本身的联系并不大，“申遗最大的意义是可以把这块遗址保护下来，再不保护可能真的就要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