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玉礼器出土、大型建筑基址被发现、良渚古城被发掘……自发现80多年来,浙江杭州良渚遗址不断有惊人发现。日前,良渚古城外围距今4700年至5100年的水利系统的发掘,再一次震惊了考古界,这项考古发掘也毫无意外地入选了近日评出的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坝系统,证实良渚古城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已知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功能系统保存最完整的都城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领队王宁远表示。
属于良渚时期由11条长堤和短坝组成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对于良渚遗址水利系统的研究就已进入了考古视野。
从1987年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注意到塘山遗址土垣,认为其有可能是防备天目山洪水泛滥的防洪堤。
2009年,良渚遗址附近岗公岭的一个工地出现大量青膏泥,被考古人员确认为古代水坝类遗存。
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范围内的老虎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了正式发掘,并联合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对坝体和库区进行了勘探调查。
王宁远介绍,勘探发掘的结果显示,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共由11条堤坝组成,是良渚古城建设之初,统一规划设计的古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堤坝根据形态和位置不同,可分为沿山前分布的长堤和连接两山的短坝,短坝又分为建于山谷谷口的高坝和连接平原孤丘的低坝。长堤为塘山长堤,全长约5公里,呈东北西南走向,是水利系统中最大的单体。高坝包括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弄6条坝体,坝体长50米至200米、厚近100米。低坝包括梧桐弄、官山、鲤鱼山、狮子山4条坝体,坝长35米至360米、厚10米左右。这样体量巨大的工程,由大约5000年前的先民建造,确实让人吃惊。
“我们把7条坝体的样本送至北京大学年代学实验室进行C14测定,得出的12个测年数据显示,时间都在距今4700年至51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王宁远表示。
运用草裹泥工艺
具有防洪和运输等功能
大约5000年前的水坝是如何建成的?王宁远介绍,因为长堤、高坝、低坝用途不同,结构与营建工艺也有差别。
塘山长堤采用底部铺筑块石,其上堆筑黄土的形式筑成,与良渚古城的城墙堆筑工艺类同。低坝狮子山坝体由黄土、黄斑土、青胶泥、青粉土、黄粉土等多种土分段、分层堆筑。高坝老虎岭则先在谷底地面上铺筑青膏泥混杂草裹淤泥,再在其上堆筑青粉土,然后在受力较大的迎水面附近堆筑草裹黄土、内部间杂使用黄色散土的斜坡。斜坡上覆盖黄褐散土为护坡。另一条发掘的低坝鲤鱼山坝体还采取了挖槽堆填青淤泥和草裹淤泥的方式。
所谓的“草裹泥工艺”,就是把泥土用芦荻茅草包裹形成长圆形的泥包,再将泥包横竖堆砌而成。“它与现代营建堤坝使用草袋装土类似,可使坝体增加抗拉强度,不易崩塌。在该水利系统坝体的建筑中,这种工艺被广泛使用。”王宁远说。
而根据目前专家初步判断,该系统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灌溉等多方面综合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产与生活关系密切。
王宁远表示,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雨水充沛,夏季极易形成山洪,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遗址群形成直接威胁。通过水利系统的高、低两级水坝,可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以解除洪水威胁。
此外,良渚时期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
意义重大
开启史前水利考古研究新领域
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发现与确认,意义重大。王宁远认为,良渚人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环境规划和改造能力。水利系统工程浩大,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在距今5000年之前,其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动员能力之强令人刮目相看。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能力,也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重新开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中国水利史通常认为始于距今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传说,而现存的水利工程遗迹如都江堰、灵渠、白渠等均早不过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系统的确认,是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表示。
专家还认为,世界早期文明中,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流域以小麦种植为经济支柱,水利设施多以灌溉为主要目的,以引水渠、水窖、池塘等形态为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良渚文明是东亚稻作文化进入国家形态的典型代表,良渚古城水利系统以堤坝形式出现,带有明显的防洪功能。东西方文明因为环境和生业模式不同而呈现的差异性,在世界文明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该水利系统在细节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其建造、使用、废弃的过程等,这就需要对遗址进行彻底发掘。”山东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栾丰实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