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面对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好、利用好，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引起了不同界别、不同领域委员们的共同关注。

 

　　对文物应始终坚持“保护优先”

 

　　近年来，开发商故意损毁文物的案件一再发生，引发公众强烈不满。而正在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中，又增列“文物利用”单独章节，这让不少委员忧心忡忡。

 

　　“文物保护的立法宗旨是保护文物，现行文物保护法中，‘利用’是在保护条款限制下的‘利用’，新法把‘利用’单列一章，很容易导致口子开得过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凤阳举了个例子，比方说有个老宅子被利用变成了会所，在修的过程中有可能被破坏。“破坏了以后怎么办？破坏以后再造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尽管文物的利用很重要，但无论如何不能够成为文物保护法的立法宗旨。”

 

　　张凤阳认为，过去文物的大破坏主要是有法不依，而且违法以后很难追究。新的文物保护法有进步，但总体来说，在很多该加强的地方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是放松了。

 

　　“新法把过去对一般性不可移动文物因建设工程需要的拆除、迁移权，从省一级下放到县一级，这样的‘简政放权’有可能会埋下合法拆文物的隐患。”张凤阳说，有些权是要下放给市场、社会，但有些权不仅不能放，而且要上收。“比如很多文物，是民族的文化遗产，特别容易因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开发商、甚至文物贩子的利益的耦合而遭到破坏，所以这个权恰恰不能下放，必须垂直上收。”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省文化厅巡视员高云呼吁，改变文化遗产保护“只重有形结果，不重无形过程”的现状，成立“文化遗产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政府文物保护系统。

 

　　“文物是有形的，但它身上体现着很多无形的制造工艺、艺术风格，这就是非遗。我们对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重视很到位，对非遗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还存在很大空间和余地。”高云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在执行过程中，缺乏操作依据、行政执法主体不强。从行政管理上来看，文物有文物局，非遗没有行政的、执法的、有效的管理机构。“各地的非遗展示馆多半是在文化馆、艺术馆辟一块地方，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正常对公众开放，对非遗的保护也没有形成体系，保护工作不够稳定。”

 

　　高云建议尽快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实施条例，从执法层面指导、规范、统筹、协调非遗的保护工作。特别建议要把文化局改为遗产局，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政府文物保护系统，这样既解决了非遗保护机构的设置问题，又有利于将两种形态文化遗产统筹保护、全面展示和协调利用。有条件的地方应建立非遗馆，没有条件单独建馆的，可以把非遗项目纳入现有博物馆，以活化的方式、互动的方法，系统展示非遗项目的形成与演进。

 

　　“看一件文物，我们只能看到结果，而非遗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更有意思。比如南京云锦，织造的过程很有看头。”高云认为，通过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台展示，达到辨识、了解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相互转换与延展的关系，这既是有序传承的好办法，也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

 

　　遏制盲目传承导致的虚假“繁荣”

 

　　“传承民族文化，要防止‘为传承而传承’，重视对传统文化蕴涵的精神、历史、科学、文化、审美、教育和经济等多重价值的发掘，防止出于某种功利考虑、媚俗心态，以传承传统文化之名，行传播封建落后意识之实。”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提醒，在传承中华文化中，要防止盲目传承所导致的虚假文化“繁荣”。

 

　　朱晓进建议，处理好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关系，加大对传统文化的意义阐释和价值揭示力度，使传统文化得以增值，同时积极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增强我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关起门来搞文化传承，无助于提高文化竞争力；封闭起来搞文化创新，产生不了文化影响力。只有广泛吸收借鉴世界上进步文化的因素，融入自身文化的肌体中，才能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从而真正增强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