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静芳

    申遗成功之后，大运河的未来何去何从，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并寻找到妥帖的答案。申遗虽然成功了，但成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面对大运河的未来，依然存在诸多的矛盾、困难与挑战。因此，我认为，在我们启动大运河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征程中，首先应该冷静下来，正确理解大运河。

    实际上，大运河的形成本身就是复杂性思维的结晶，早期的运河是在纵横交错的江南、江淮水系中开凿出来的，这在农耕时代缺少技术以及相应设备，仅仅靠人力所为完成的创造性建设工程堪称文明历史上的奇迹。这完全反映出先人具有复杂性思维的智慧。特别是京杭大运河的贯通，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数以百万的施工人员，无论是组织管理还是具体的实施工程建设，没有高超的思维判断能力显然是不可能开凿成功并且通畅运行的。

    我们说大运河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活态的”、在当代仍然发挥着重要功能的世界遗产。所以，理解大运河就不能是单向度的思维，而是需要我们应用复杂性思维去思考。复杂性思维是一种基于背景对对象的整体性认识与把握的方法，在复杂性思维中，存在着两个重要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大运河具有启示意义，一个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一个是“整体小于部分之和”，这意味着对大运河遗产价值的认识如果得到全面的确认，大运河的地位和形象则能够得到提升。相反，如果其各部分价值被总体价值压抑或肢解，则可能导致大运河遗产地位的削弱。所幸的是，在申遗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对于大运河而言，其一，对其背景，也就是它的历史脉络的了解是基本的出发点。可以说，通过近几十年的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考古、历史、水利、文化等）通过艰辛的努力，为大运河历史变迁绘制出了一个完整的图谱，呈现了大运河在中国历史变迁所发挥出的重大作用。其二，在具体发掘、描述、梳理、分析大运河历史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认识。这种统一认识的标志就是确立了中国大运河是世界遗产的地位。显然，这是对大运河有了整体性理解之后的重大成果。

    然而，在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之后，由于各方的价值取向和诉求不一，对大运河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也必然呈现出复杂的样态，各种观点众说纷纭，“不可扰动”说、“还原”说、“打造”说、“推动”说等等，各自都有理据实证，针锋相对。其实，在大运河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切忌应用机械的、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非此即彼、分割联系的办法是有害的。我们知道，在大运河申遗成功后，不同的利益集团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如何协调与统筹各方关系，同样需要复杂性思维。可以肯定的是，充分认识、理解和确保大运河的价值是首要的，这是我们尊重和保护大运河的前提。对大运河的价值认知应该有一个整合各种复杂性因素的精准判断，因为这其中交织的水利、航运、文化遗产、城市兴衰等等一系列价值元素，都是谋求大运河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的方略中不可偏颇的，这些元素又凝聚了我们民族开创大运河而显现出来的不同完整需要与精神诉求。据此我们要放弃“还原”论和“打造”论的立场，回归古朴的运河是不现实的，而盲目打造则可能造成对运河生态的破坏，可持续发展是必然的选择。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含义是当代人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也为后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我们不是生存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大运河同样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开放的系统就必然有“涌动”，有各种“噪声”，“涌动”“噪声”并不是消极的、负面的要素，而是推动新事物产生的必要条件。

    “发展是硬道理”，所以，面对大运河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我认为我们不能单纯从器具、物态的层面去理解它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理解大运河所体现的民族的勤劳智慧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它所呈现出来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意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更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念。

    （作者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