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历经了将近20年的时光，但我们基本上使用的是西方话语，包括：以分析美学为背景的“环境美学”，以加拿大卡尔松、芬兰的瑟帕玛为代表；其二是以现象学与存在哲学为背景的“环境美学”，主要是美国的柏林特，当然还有尽管没有标示出生态美学但却是被公认为“形而上的生态学家”的海德格尔；其三是早期的生态理论家，例如著名的美国生态哲学家利奥波特的《沙乡年鉴》提出著名的“生物共同体”思想以及“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重要理念。这些理论为当代生态美学建设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有其积极的意义。但这些话语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存在诸多差异，甚至有些西方话语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难以兼容，就是俗话讲的有点“水土不服”。其表现之一是：西方“环境美学”与“环境批评”中仍保留了的某些“人类中心主义”遗痕；表现之二是：它们的分析哲学的理论背景与中国审美文化是有着较大差异；表现之三是：有关“自然全美”论述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完全忽略了审美中的人的因素，难以被我们接受；表现之四是：环境美学家们将环境审美概括为对象模式、风景模式或景观模式和环境模式，没有摆脱艺术审美的窠臼。    摘自曾繁仁《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探索——兼论中国古代“中和论生态—生命”美学》，原载于《中国文化研究》（京）2013年第1期（原标题：生态美学要探索中国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