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人没有“三生”（前生、今生、来生）观念，人们普遍认为人就是活一辈子，其差别只不过是寿夭不同而已。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之后，人们的思维便突破了现实人生的囿限，有了“轮回”“三生”的观念和信仰，于是中国人便开始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之类的玄妙问题。

　　由于性格中具有浓厚的实用理性色彩，古人对于“三生”的探索，以立足于当下，对今生今世的思考居多。他生难卜，古人对后身的思考和表述很少。前世茫茫，但古人笔下却不乏对“只我前身是阿谁”的回答。尽管言人人殊，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那就是许多诗人不约而同地认定杜甫是自己的前身。

　　杜甫字子美，由于一度在长安城南少陵左近居住过，所以自号少陵野老。杜甫诗才卓尔不群，诗歌成就登峰造极，但吊诡的是唐人不学杜诗，直到北宋年间苏轼、黄庭坚等人登上诗坛，杜诗才为人们所推重，迎来了接受史上的春天。能把诗歌写得像杜诗，也成为了文人的梦想。正是因为这种情结，宋代诗人王禹偁就认为杜甫乃是自己的前身。

　　王禹偁字元之，据《蔡宽夫诗话》记载：“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日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谐，遂能暗合子美邪？’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卒不得易。”王禹偁效法白居易平易诗风，也受到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影响，写过一些具有现实性的诗歌，但是他对于自己不期暗合杜甫诗意且惊且喜，并申明杜甫乃是自己的前身。需要指出的是，诗歌本是性情语，而人心攸同，“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言之”，其实是很正常的。杜甫让千古文人竞折腰，清代诗人李调元也曾经说过：“少陵疑是我前身。”这种表述与王禹偁如出一辙，堪称王禹偁的嗣响。

　　文人除了声称自己前身是杜甫之外，还有认定别人前身是杜甫的情况。

　　苏轼在《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组诗中说：“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划如太华当我前，跛牂欲上惊崷崒。名章俊语纷交衡，无人巧会当时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在苏轼看来，许多人学杜甫只得到皮相，孔毅父却深获其神髓，信手写来都是天然的好诗，所以他认为杜甫就是孔毅父前身。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他在《观崇德君墨竹歌》中说：“见我好吟爱画胜他人，直谓子美当前身。”黄庭坚一辈子对杜甫最为推崇，学杜勤下功夫，并有将杜诗“点铁成金”、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心得，元代诗人方回就曾经说过，“山谷诗本老杜骨法”。正因为如此，时人认为杜甫是黄庭坚的前身；而读者不难感受到的是，黄庭坚对被目为杜甫再世颇为自得。

　　南宋诗人刘应时虽把杜甫视为陆游前身，但立论角度却不同。他在《题放翁剑南集》中说：“放翁前身少陵老，胸中如觉天地小。平生一饭不忘君，危言曾把奸雄扫。”表面上看，刘应时认为陆游和杜甫一样忠君爱国，无终食之间违之，所以把杜甫视为陆游的前身。其实从七言律诗发展流变史上考察，刘应时的说法也有道理。诗的历史和诗的影响无法截然分开，面对光焰万丈的前辈诗人杜甫及其丰富的文学遗产，作为诗歌史上后来者的陆游，无疑饱受了“影响的焦虑”。杜甫的影响于陆游而言，既是一种负面压力，也是一种正面激励。陆游通过深入生活、广泛师法和点化修正，将自己从“影响的焦虑”中摆脱出来，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为自己在文学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七言律诗“至杜少陵而始盛且备，为一变；李义山瓣香于杜而易其面目，为一变；至宋陆放翁专工此体而集其成，为一变。凡三变，而他家之为是体者，不能出其范围矣。”陆游成为了继杜甫、李商隐之后七律发展的又一座高峰，刘应时视杜甫为陆游前身，可谓歪打正着。

　　有道是“子美集开新世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巨擘，他的作品也成为了后人追摹的经典，影响至深至远。诗人把自己的前身纷纷追溯到杜甫身上，这一有意味的现象，既表明了诗人对杜甫的推崇和服膺，也无疑是杜甫的无上光荣。

　　朱美禄（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