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华夏文化》2004年第2期 作者：张彦修 原题为：春秋卿大夫的文化素养与精神风貌 

    西周以来，贵族都很注重自身的文化教育，设立“国学”与“乡学”，教贵族子弟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等，学习时间长达十五六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私学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贵族放弃了教育，相反则成为他们强化教育的动力。《左传》昭公十八年，鲁大夫闵子马评论周人“不说学”说：“周其乱乎！夫必多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夫学，殖也。不学将落。”由于贵族认为子弟的教育事关社稷存亡，春秋贵族子弟不仅能继续享受着良好的正规教育，而且还由于私学的兴起，使他们有机会接受多渠道的教育，获取更多的新鲜知识。尽管春秋卿大夫的文化素养很难用精确的统计数字来计量研究，但他们对《易》、《诗》、《书》等重要文化典籍的理解运用、参与文化典籍的创制活动和充满睿智的社会实践，无处不显示出良好的文化素养。

    《易》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充满哲理与智慧的占筮经典，其中有不少令人费解的地方，就连孔子这个大学问家也不得不谨慎对待。他曾希望“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春秋卿大夫与治学严谨的孔子不同，他们视《易》为决疑工具，熟练地运用于实际活动之中。在《左传》用《易》占卜或引《易》之语的事例中，主占者和引用者多为卿大夫。虽然《易》不很容易理解，但这些卿大夫却也能讲出个道理。例如：《左传》闵公元年：“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三之比菲。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人，吉孰大焉，其必藩昌。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自楚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呈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差之颐兰，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修吾民矣。’”

    《尚书》作为夏、商、周三代历史档案的汇编，满篇政治讨论和治国经纶。因此，《书》是春秋卿大夫熟知且灵活运用的重要典籍之一，经常作为经典格言出现在他们的政治谈话之中。《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大夫宫之奇谏虞君，引用了《书》的三句话：“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民不易物，惟德繁物”，用来阐明上天、神祗与人民只福佑拥护正德之人与正德之政的道理，希望虞君丢掉幻想，面对现实。《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推荐卻縠时引用了《书》的“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提醒晋文公用人不仅要听其言，观其行，而且还要赐之车马衣服，酬其劳功。从宫之奇、赵衰以及《左传》《国语》等记载春秋卿大夫引用《尚书》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随手拈来，脱口而出，显示出对《尚书》内容的熟知与深刻理解。春秋卿大夫不仅熟知《易》、《诗》、《书》等典籍文献，而且还积极参与文化的创制，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创制活动中，同样也显示出良好的文化素养。《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它虽然简明，仅有16500余字，但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论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高度赞扬了《春秋》的作者，而这些作者恰是那些身为大夫的史官。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有修史专官撰写的类似于鲁之《春秋》的史书。《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这也就是说，身居大夫之位的诸国史官创制了许多类似于《春秋》的史书。由于《春秋》丰富的文化内涵，有了《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传传述史实，阐释义理，开《春秋》之学的先河，并使《春秋》成为“诸经之总龟”。《诗经》是先秦的一部诗集，尽管其中的卿大夫作品是以西周为主，但《小雅·大东》、《小雅·都人士》则是比较肯定的春秋东周卿大夫作品。春秋卿大夫不仅直接参与了春秋文化的创制活动，而且他们饱含文化内容的实践活动为春秋文化的创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数千年流传不衰的《左传》、《国语》、《诗经》等历史文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春秋卿大夫的那些饱含哲理的言论对话和充满智慧的实践活动。

    春秋卿大夫对《易》、《诗》、《书》的熟知与深刻理解和他们的文化创制活动，显示出很高的文化素养。然而，文化素质不只是简单的知识堆积，而是各种文化知识的有机组合。这种组合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文化素养的价值。—春秋卿大夫对《易》、《诗》、《书》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及其他们的文化创制活动表明，突出人文知识，疏忽自然科学，是他们文化素质结构的基本特征。《诗》不乏鸟兽草虫，《春秋》记载了日食、月蚀、风、雨、雷、电、霜、雪、丰、歉，但都是一些直接的描述或记载，而没有深人的理论探讨与理性思考。春秋卿大夫重人文、轻自然的文化素质结构特征的进一步延伸，影响到春秋卿大夫的思维方式，形成重形象、善比喻，轻抽象、弱推理的思维特色。

    春秋卿大夫是一个精神世界丰富的社会阶层。打破天、神束缚，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意识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亮点。

    关于天、神与人，春秋卿大夫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述。《左传》桓公六年，随国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僖公五年，虞国宫之奇说：“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左传》僖公十九年，宋国子鱼说：“民，神之主也。”《左传》昭公十八年，郑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旷”《左传》僖公十六年，周叔兴说：“吉凶由人。”在春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社会大氛围之中，春秋卿大夫的这些关于民为神主的论述，已经不是原始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跋涉出盲目崇拜神秘客体的理性思考，表现出明显的轻神重人倾向。

    由于冲破了天、神束缚，肯定了人的价值，春秋卿大夫的精神世界中有着浓重的忧患情结。春秋卿大大虽然有雄厚的经济势力、重要的政治地位和独立的军事力量，但由于时代与特殊社会地位所决定，走向衰落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的忧患意识特别深沉，致使他们能够以沉稳警觉的心态应对变化，积极参与，认真努力，殚精竭虑。管仲、晏婴、子产、叔向等都是在忧患意识的促动下，成为对当时社会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春秋卿大夫忧患的事例很多，表现的类型也不尽相同，《战国策·楚策一》把它们概括为五种类型：“彼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有断脰决腹，壹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有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

    春秋卿大夫的精神是一种高水准、深层次的意识，所考虑的不仅是今生当代，而且更注重后世未来。《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鲁叔孙豹出使晋国，与范宣子讨论“不朽”时说：“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叔孙豹的“三不朽说”把人的精神风貌归纳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是“立德”，确立崇高的道德，树立万世楷模；第二层是“立功”，建立永垂史册的卓绝功勋，对人类历史产生久远的影响；第三层是“立言”，著书立说，为人类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三不朽说”简要精练，寓意深刻，“立德”、“立功”和“立言”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强调了人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战胜自身的过程中奋争不息，充分展示自己，为人类社会筑构一座万代受益的宝库，建造一座千古不朽的丰碑，奠定永恒发展的基石。以“三不朽”精神为最高点的春秋卿大夫精神风貌，深沉刚毅，显示出一种敢于超越时空的气概。

    在春秋卿大夫精神中还充溢着一股刚毅的无畏精神。《左传》昭公元年，鲁叔孙豹参加虢之会，因季武子伐莒取郓，楚、晋欲戮鲁使叔孙豹，有人暗示叔孙豹以贿免罪，但他却明确表示：“诸侯之会，卫社稷也。我以货免，鲁必受师，是祸之也，何卫之为！”拒绝以贿免罪，誓死捍卫鲁国的利益。晋国赵孟对叔孙豹的精神敬佩之极，赞曰：“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并请求赦免叔孙豹。在这个事件中，叔孙豹不仅显示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而且在忧国忧民的同时又表现出一种不怕牺牲的无畏精神。春秋卿大夫忧国忧民的无畏精神还突出地表现为坚持真理，犯颜直谏。周襄王勾连狄人伐郑，并将娶狄女为后，富辰数次进谏无效，最后酿成大祸，诛杀潭伯。富辰认为：“‘昔吾骤谏王，王弗从，以及此难。若我不出，王其以我为怼乎！’乃以其属死之。”富辰犯颜强谏，以死赴难，是无畏精神的最高表现。《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在这个事件中，董狐不畏权贵，秉笔直书，赵宣子依法受恶，甘愿受惩，都表现出一种无畏的殉道精神。春秋卿大夫的英勇无畏精神是深沉的理性思考。他们之所以能临危不惧，以死抗争，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认为自己有责任、有能力扭转乾坤，战胜一切。同时，也正是由于英勇无畏精神的支持，春秋卿大夫的精神风貌才格外引人注目。

    在忧患意识的驱动下和无畏精神的支撑下，春秋卿大夫也曾辅佐国君进行过一些改良或改革，如管仲、子产的改革、鲁国的初税亩、晋国的作田等。但是，就其总体情况而言，他们护卫公室，恪守礼法，是一个政治上保守、正在走向衰落的阶层。春秋卿大夫政治上的保守和没落的走向，制约了他们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使本来可以产生强烈社会效应的精神风貌带上了难以挣脱的历史局限性。然而，春秋卿大夫的精神风貌历史功绩又是巨大的，它前承夏、商、周三代相关优秀成果，下启战国士人精神的先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一股汹涌激越的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