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冬至”就要到了。

    “冬至”是一个有着悠久华夏人文历史传承的古老节庆。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兴国”战略决策和大力打造中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今天，发掘华夏人文活动遗产——“冬至”节，对于弘扬华夏优秀历史文化，促进河南文化旅游的繁荣和发展，都有着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一、 从华夏“太极”、“五行”理论看“冬至”人文传承。

    太阳运转到南回归线的一天，称作“冬至”。古人又称“冬至”为“长至”、“长日”、“至日”、“日南至”、“冬节”等。“冬至”这一天，白天时间在一年中最短，夜晚时间最长。早在上古时期，古人就探索出用“圭表日中测影”的简单方法，并掌握了“冬至”到来的具体时间。所以，殷商时期甲骨文卜辞中记载的“至日”、“日南”、“南日”等，都是指“冬至”这一天。“冬至”之日，气候达到了一年的极寒状态，是由寒转暖的分界线。之后，白天的时间渐渐延长，夜晚的时间渐渐缩短,直到“夏至”。在上古时期的农耕社会，人们将“冬至”视为一年农耕节气的开始。“冬至”之后，开春进行农耕的事就要着手准备了。

    （一）“冬至”来源于上古时期“太极”理论。冬至作为上古时期华夏先民狩猎、农耕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季节，受太极理论影响很深。上古时期的华夏“太极”理论认为，在原始先民早期，由于受智力进化水平和认识事物能力的限制，人们不知道东、西、南、北、中，不知道金、木、水、火、土，也不知道青、白、赤、黑、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尚处在一片混沌状态，这就是“无极”之时。随着智力进化水平和认识事物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渐渐认识到了阴阳、天地、考妣（父母）、男女、日月等等，这就是“太极”出现之时。

    “太极”的出现，是人类由主观认识客观世界的混沌之夜，转向主观反映客观世界的光明之昼的开始。于是，阴阳、天地、考妣（父母）、男女、日月等，随着人们进入“太极”时期而被主观认识，人类智力的进化水平已到达主观认识客观世界的初级阶段，于是“太极生两仪”的观念开始产生。其中“两仪”，是人类主观认识阴阳、天地、考妣（父母）、男女、日月等客观事物存在所取得的成果。之后，人类又认识到了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青、白、赤、黑、黄等方位、物质、颜色等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律性，并作出了自己的主观规定性。这就是“四象”。

    因此，古人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至生万物。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致是一个意思。其中“道”为“无极”，“一”为“太极”，“二”为“天地（两仪）”，“三”为人类等各种生命存在体。

    “无极”之时，由于人们处在主观意识的混沌状态，不可能对客观世界有主观反映，并做出相应的规定性。自从进入“太极”之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才有了主观反映及其规定性。所以，老子认为“道生一，万物自混沌开始，此为一，天地为二，加上生灵为三，此后演变万物。”其中“天地”、“生灵”、“万物”，都是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就是说世界万物本来就客观存在着，但是只有人类的意识进化到有思维能力之后，才真正从主观上认识到了世界万物的客观存在。

    因此，古人说“无极为道，太极为法。”意思是说，“道”为太极之前“无极”时期的“客观自然”状态，“法”是“无极”之后“太极”时期的“主观规定”状态。

    太极“两仪”阴、阳以及“四象”太阴、少阳、太阳、少阴的出现，为华夏先民掌握生活季节和开展狩猎、农耕等生产劳动提供了天象气候等方面的依据，也是一年四季，包括“冬至”节气产生的基础。

    （二）“五行”理论是“冬至”产生的基础。古人“五行”理论认为，东为木、青、少阳；南为火、赤、太阳；西为金、白、少阴；北为水、黑、太阴；中为土、黄、中和（闾阖），是太极的核心位置。建立在太极（昆仑山），即“中、土、黄”之位的“中央之国”，是天帝日父、天王月母的居住地，也是“天地之中”，或称“帝一”。它与古人主观认识天体中象征天帝的星宿“太（泰）一”上下对应，即天象与地形彼此相合。古人主观认为“太极星”就是天帝“太一”居住的位置，而“太极星”、即“太一”是个位置相对稳定不变的恒星，是“无极”，即“道”的象征。所以，古人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说，只要天体不发生变化，“太极星”，即“道”的位置就不会变化，自然天帝“太一”的位置也不会变化。因此，天道沧桑，恒古以常。至于统治阶级的维护者将古代天子的“政权”、“天下”视作不变的“天、道”，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自己的哲学理论中，将“天、道”视作封建统治阶级试图维护自己“天下、道德、规律”不变之意进行批判，就具有特定的政治含义了。但是，这不能改变自然界的天体中“太极星”位置恒古不变的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

    其中“中央之国”的“中”，其含义是指东、西、南、北、中的“中”；“央”是指“人”居住在太极昆仑山的高台之中。在上古时期，“中央”不过是“五行”中的一个空间、方位概念，后来变成了“三皇五帝”居住地的代名词，具有了人对自然界天地中心的主观规定性和人文意义上氏族、国家中心的政治含义。

    由于太极“中央（和）”的北部是“五行”“水”、“黑（赫）”、“太阴”之地，又是太阳在一年中处在最南部，天气最冷的时期，所以此地被称作“阴（北）极”，其水被称作“黑水”，如河南原阳西北古代有“黑洋山水”，河南封丘北部有“黑（山）水”，居住和葬在北方的颛顼帝被称作“黑帝”（陵墓在河南浚县东北部），是阴盛而衰的转折地区。太极“中央”的东部，是“五行”“木”、“青（苍）”、“少阳”之地，是一年太阳处在南北回归线中间，天气由冷转温的春暖时期，其水被称作“清水”，如开封东北部的“清水河”、封丘曹岗乡东南的“青龙湖”（今清水集水库），居住和葬在东方的少昊帝被称作“青阳帝”（陵墓在河南兰考红庙一带），地处太阴（冬、北、黑、水）至太阳（夏、南、赤、火）的中间区域，即少阳（春、东、青、木）位置。

    “五行”理论的产生，为一年四季时间、地理、方位的确定，做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的规范，使华夏先民从此将天象、气候与时间、地理、方位联系在了一起，生活、劳动更加方便。

    （三）“太极”“五行”方位与“冬至”节气具有一致性。古人将“冬至”称作一年“辞旧迎新”、“阴衰阳起”的气节，认作是新年的开端和生命的萌发期。

    据中国现存最早一部农事历书《夏小正》记载：十一月“日冬至，阳气至始动，诸向生蒙蒙符矣。”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认为：“蒙蒙，物初生形。”东汉大学者高诱也认为：“糜角解堕，皆应微阳气也。”其中“糜”，即“麋鹿”，也称“四不像”，被认为是一种灵兽，与“鹿”虽属同科动物，但古人认为，糜属阴、鹿属阳。冬至日阳气生阴气衰，所以“糜”在冬至日角便开始脱落；而“鹿”因属阳，所以在夏至日阴气生阳气衰时角才脱落。说明自“冬至”之后，自然界的万物开始进入复苏状态，新的生命开始孕育之中，麋鹿的角逐步脱落，新角开始萌生，世上的万物正在积聚能量，慢慢在少阳的春天出世繁衍。因此，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记载说：“气始于冬至，周而复始。”就是说，新的一年循环开始了。

    这表明，冬至与“太极”阴、阳交替和“五行”中太阴、少阳转换，具有天象、气候、时间、地理、方位等方面的同一性。

    可见，“太极”是上古时期原始先民主观认识客观世界的开始，“五行”是华夏先民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表现形式，“冬至”节气是由“太极”、“五行”衍生和传承狩猎、农耕历法文化的产物。

    二、“冬至”节祭神、迎岁的人文传承

    由于“冬至”是一年之始、万物复苏的季节，古人将其作为一个盛大的节庆并举行祭祀活动。

    （一）殷商时期的“冬至”节庆。由于上古时期的文字、记载和传承极少，当时如何进行祭神、迎岁的人文节庆活动，后人难以知晓。一直到了殷商时期，甲骨文在我国作为史料的载体而得到普遍应用后，记载“冬至”人文活动的史料逐步增加并流传下来。殷商人以夏历十一月，即“冬至”作为一年之末，视其为一年最大节庆——“大年”，即“清祀”节。“清祀”之时，要举行盛大的祭祀天父帝考（如盘古、伏羲）和月母王妣（如女娲、女蟜）等“三皇五帝”诸位列祖列宗（神仙）的活动。

    （二）西周“冬至”节庆的传承。西周取代殷商统治后，根据西部寒冷气候比中原寒冷气候到来早的差别，奉循的大年节由每年农历十一月调整为每年农历十月，并以“大腊”节取代了“清祀”节，但仍然要进行祀天神（天为阳、父、太一）、祭祖妣（地为阴、母、帝一）的活动。据东汉大学者应劭《风俗通》记载：大年“殷曰清祀，周曰大蜡。”又据西汉礼学家戴德《礼记·郊特牲》记载：周“天子大腊八”。西汉礼学家戴德《礼记·春官·大司乐》也记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六乐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东汉学者郑注认为：“天神则主北辰，地祇则主昆仑”。其中“北辰（北极星）”为“太一”，为众星之首，居在紫微宫，即天体的中央，位置恒古不变。古人认为“太一神”作为天体星空之帝，主管着对农业丰收至关重要的风雨、水旱、灾害，以及关系到生活、安定、幸福的兵戈、饥馑、疾疫。因此，要选在“太阴”、“冬至”万物生机萌动之时祭祀天体星宿中的尊神“太一”，以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并祈求氏族人口的生殖繁衍；“昆仑”为地的中央，是天皇之子（天子)“帝一”的居住地。天象中央的“北辰”、“太一”和地形中央的“昆仑”、“帝一”上下对应，这就是古人“天人合一”习俗的主观规定。唐代贾公彦也记载：“礼天神必于冬至，礼地祇必于夏至，至日者，以天是阳，地是阴，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是以还于阳生、阴生之日祭之也。”

    可见，西周时期在“冬至”节气举行盛大祭祀活动的目的，一是庆贺、迎接阳气（相当于生命之神）的再生（复活）；二是驱除各种威胁人们生命健康的瘟疫灾害。从祭祀的规格来看，“冬至”节的祭礼高于“夏至”节。

    （三）春秋战国时期“冬至”祭乐的历史传承。春秋战国时期的“冬至”到来之日，中原地区的楚国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祭奠活动，演奏《阳春》、《白雪》、《朝日》、《鱼丽》、《九韶》等乐曲。据先秦古籍《淮南子·览冥》记载：“昔者师旷奏《白雪》之音，而神物为之降。”开封的古吹台正是春秋时期乐圣师旷跟随卫国宫廷乐师高扬学琴的地方。据史料记载，《阳春》、《白雪》、《九韶》等乐曲也产生、传承于虞舜出生、称帝和下葬的开封昆仑山、即九层台一带，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然保留着上古时期用当地盛产的桐木、竹子制作乐器和演奏乐曲的传统习俗。这也是师旷为何要自晋国投奔开封从师学琴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出土于战国时期魏国（国都开封大梁）襄王陵墓的《竹书纪年》记载：“帝舜有虞氏元年己未即位，作《九韶》之乐”。汉代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也记载：“舜德大明，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其中“九成”既是指箫乐演奏有“九段”之意，也指舜帝帝都在昆仑山“九成（层）台”；而“凤凰来仪”之“仪”，既有凤凰起舞时优雅风姿之意，也有开封古地名“仪邑”、“浚仪”的“仪”之义。

    这说明无论春秋时期的师旷学琴乐《阳春》、《白雪》、《九韶》，或是虞舜时期“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都发生在太极昆仑山地区的开封一带，并且与“冬至”等时节祭祀庆典所演奏的古琴乐内容有内在的关联性。

    （四）汉代“冬至”节庆的历史传承。到了汉代，对“冬至”节庆的重视程度更甚于以往历代。汉代初期，曾以战国和秦代十月为岁首年尾。到了汉武帝时期，仍改回以十一月“冬至”为一年之始，并且开始称“冬至”为“冬节”。据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淮南子·时则》记载：“冬至日，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这一天官署放假，百姓们则设盛宴饮酒庆贺。

    （五）“冬至”节庆与黄帝在开封升仙有关。值得一提的是，“冬至”日还是轩辕氏黄帝在开封轩辕楼（丘）北部荆隆宫，铸造日（天）、月（地）、星(人）宝鼎后，乘龙升仙的日子，至今在开封轩辕楼北部约6公里的封丘荆隆宫乡古黄池（也称雷池、鼎湖）南部，仍有上古时期存放三个宝鼎的古地名“东大宫村”、“西大宫村”、“南大宫村”存在。据东汉历史学家班固《汉书·郊祀志》记载：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元鼎五年，“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已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扎书曰：‘黄帝得宝鼎冕侯，问于鬼臾区（又称大鸿，黄帝臣，传说上古医家，曾佐黄帝发明五行），鬼臾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十一月辛己朔旦冬至，昒(音忽,指天未明之时)爽，天子始郊拜太一。”

    这段史料是说：公元前112年的汉武帝时期，河东太守在山西汾阴挖掘出一只极大的宝鼎，鼎体上刻有稀奇古怪的文字和奇妙的花纹，但没有落上题款，因此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东西。汉武帝以为是神灵赐福，当即派人将鼎迎入甘泉宫供奉。齐人方士公孙卿上书说，黄帝得到宝鼎是在“冬至”的那一天，现在圣上得到宝鼎也是在“冬至”那一天。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必然的联系的。

    尽管后人认为方士公孙卿上书的目的是想用关于黄帝得宝鼎的故事哄骗汉武帝，以谋取个人利益，但是他关于黄帝铸造宝鼎，并在宝鼎铸成的“冬至”之日去世（升仙）的说法，确实与很多史料记载相吻合。

    黄帝铸成宝鼎，在“冬至”日去世（升仙）的历史，为古人“冬至”日祭祀天上紫薇宫的“太一”和地上昆仑山的“帝一”提供了依据，说明古人“冬至”日祭祀的“太一”和“帝一”，实际上就是祭祀居住在开封一带昆仑山的“三皇五帝”，包括轩辕黄帝。因为据史料记载，包括轩辕黄帝在内的“三皇五帝”都居住在昆仑山地区，黄帝因居住在“中、土、黄、帝一”之地而被称作“黄帝”，是以“五行”中的方位名称取氏族帝名的。

    可见，“冬至”节祭祀活动也是从华夏先民祭祀黄帝去世升仙的人文历史传承而来。“冬至”日因与祭祀“太一”的典礼和黄帝升仙事件相巧合，为后人在“冬至”节增加“求仙、祈寿、祝福”等内容提供了历史依据。同时，“冬至”日祭祀活动的人文历史由此可以追朔到上古黄帝时期，且发源于黄帝居住的开封昆仑山、轩辕丘一带。

    这也为“冬至”之日，海内外华夏子孙在开封轩辕丘（楼）祭祀包括黄帝在内的“三皇五帝”等华夏列祖列宗，提供了翔实的人文历史和地理方位依据。

    三、 古代“冬至”节庆人文活动的主要内容

    据史料记载，汉代之后华夏各民族在“冬至”节庆期间的人文活动，大致有以下几项：

    1、祭祀祖庙祖坟活动。此习俗源自殷商时期的十一月“冬至”清庙祭祖仪式，历代传承，延续至今。由于汉代曾经以十月为岁首，开封周边一带至今仍然有以十月一祭祀祖庙祖坟，请迎去世的祖宗回归家中的灵位，并在路口十字路口烧纸引路的旧习。

    “冬至”祭祖的时候，在祖庙、祖茔、灶台上贡的食物有：百味馄饨、阳春面、年糕（也称年高）、肉菜果豆沙馅制作的团子等。

    “冬至”前夕，古代小康人家都要购置大鱼几尾，到“冬至”之日制作成美肴，全家人坐在一起分享。但是，鱼头鱼尾却不允许食用，必须要留下来放在储粮的仓内保存，俗称“吃剩有余（鱼）；贫苦人家买不起大鱼，便买尾小鱼，做成一盘“烧全鱼”摆上餐桌。但是，此鱼却只许看不许吃，就餐后将其撤下来，供下次就餐时摆放。因为“冬至”被古人视为“一年之始”，所以此习俗被称作“年年有余（鱼）”。

    2、迎祭北方神仙活动。由于各地的人文历史传承不同，“冬至”节迎祭五帝神仙的名称也有区别。一般认为，“冬至”在“五行”太阴，即北方、北海之位，而北方、北海之神为“黑帝”、“玄武帝”、“颛顼帝”，也称“玄冥”、“水神”（一说“行神”）等。所有这些神仙，都是以“五行”“北”、“黑”、“水”、“北冥（海）”、“玄武（后称真武）”方位称呼的人文神灵名称。后来还扩大到祭祀四海（水神）、大川（山神）、名原（原圃、即苑圃神、昆仑神）、渊泽（蓬莱神）、井泉（黄帝泉），以及灶神、岳神、阎王、城隍等诸神。

    由于“冬至”之际阳气开始产生，“夏至”之际阳气开始衰亡，古人将其作为生死循环中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看待，作为万物盛衰、生死、出世入世和复活轮回的象征。不仅中国的道教、佛教受此理论影响，而且西方的复活节也与之相关。西方的圣诞节起初定在公历每年的1月6日，公元354年才正式改在12月5日，有意识地将耶稣复活日与中国“冬至”节结合在一起，明显地受到尧舜时期逐步迁徙到西亚、中东地区的华夏分支伊祁氏、大月氏“冬至”节祭祀天帝“太一”人文礼俗的影响。

    中原人“冬至”节吃馄饨、阳春面的原因具有追思先祖，感恩戴德的含义。“馄饨”，即“混沌”，是为了纪念华夏民族开辟天地、结束混沌状态的盘古氏（也是天上“北辰”、“太一”神，地上“昆仑”、“帝一”神之一），是他们将华夏先民带进了文明社会，结束了无极之时和太极之初的混沌历史。

    因此，古人不忘先祖开拓人文历史的艰辛，世代铭记他们的功德。

    馄饨后来又演变成了饺子。由于两者的形状与动物耳朵和冬至之夜的月牙样子相像，加上“冬至”之日天寒地冻，民间流传着不少谚语，如“冬至馄钝（饺子）夏至面”，“十一月、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热吃饺子凉吃面”等等，认为“冬至”这一天如果不吃热气腾腾水饺的话，就会把人的耳朵冻掉。虽然此说有些附会的味道，但也反映了古代民间的人文习俗和传承。

    其实，冬至吃饺子还有另一种解释：中国古代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纪时、纪月。地支纪时，就是将一日均分为12个时间段，分别以十二地支表示，如“子时”为现在的23～1时，“丑时”为1～3时，等等，称一天有“十二时辰”。地支纪月，就是把冬至所在的月称为“子月”，下一个月称为“丑月”，等等，称一年有“十二个月”。在地支纪月中，“子月”为农历十一月；在地支纪时中，“子时”为二十四小时制的23:00至01:00。纪月的“子月”和纪时的“子时”重合时，即为“冬至”，被古人称作“两子相交”，俗称“交子”。“子”有阳气增多之意，也指动、植物处在繁衍子孙的萌发阶段。“两子相交”发生在“子月”“子时”的“冬至”之日，正好在“五行”中“北、水、黑、太阴”的方位。据说，由于“交子”与“饺子”谐音，此时的月亮又多显现为“月牙”状，因此，为了纪念这一节气的来临，“冬至”之日要吃做成“月牙”状的饺子，具有防御寒冷、万物复苏、物种繁殖、气象更新的含义。

    3、敬贺“冬至”来临活动。古人将“冬至”节作为“一岁之始”，或“一年阴阳转换的节气起点”对待，长期保留着按照古代新年元旦来敬贺“冬至”来临的风俗和礼仪。唐、宋时期还将“冬至”的前一天晚上，视作“夕冬、除夜”，即“除夕夜”，甚至还有守夜的习俗。

    北宋时期的开封，“冬至”节拜贺之风最为盛行，一般的百姓人家会拿出一年的积蓄，购置食物、新衣，备办喜筵、祭祀先祖。街上拜贺“冬至”的车马穿梭往来不断，城西北岳台（今水稻乡黑池一带，为唐代“天地之中”，即昆仑山）庙、城隍庙等庙观之地拜神炷香者摩肩擦背，好不热闹。各类商铺罢市三日，垂帘饮博，人称“做节”。“冬至”节期间，北宋朝廷也会举行大朝会，庆贺排当。此时，赵氏皇帝也会在皇家寺院、皇家园林安排正式的拜贺、祭祀礼仪，与民同庆同贺，就像现在人们庆贺元旦、春节一样热闹。“冬至”节，又称“冬至朝”，士大夫们在家要拜贺尊长，然后彼此之间走访互拜；青年男女则换上鲜艳的衣服，走街串户，探亲访友，共同庆贺，此举被称作“拜冬”。正所谓“冬至大如年”。

    4、敬老祈寿活动。古人认为，华夏的人文始祖为黄帝，黄帝在荆隆山（宫）鼎湖一带铸成宝鼎后的“冬至”之日得道乘龙成仙。因此，“冬至”又被赋予“敬老（先）、求仙、祈寿、祝福”的内涵，具有“敬老节”的味道。

    古人敬老的方式主要有：一是全家一起吃“长寿面”，也称“冬至面”、“汤饼”、“馎饦（一说手拉面）”等，用以祝福家中的老人健康长寿。对于“馎饦”，金代大定十年（公元1117年）去世于开封延庆观（也称重阳观）的道教全真派始创人王重阳（喆），在《重阳全真集》中有诗名《咏馎饦》说：“食店好，馎饦最奇瑰。玉屑无穷抟作块，琼瑶一片细匀开。须使宝刀裁。呈妙手，用意稳安排。碗内梨花新贴样，箸头银线稳挑来。餐了趁蓬莱。”可见，长寿面与开封道教全真派的养生食品有一定关联；二是媳妇要给公爹公婆各送一双新鞋、新袜，俗称“履长至”，鞋上往往还绣有一些图案、文词，其中包含着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愿；三是有条件的大户举办歌舞、喜筵仪式，为老人敬酒茶、敬年糕（糯米糍粑）、敬鸡蛋等。“年糕”也称“年高”，具有祝愿长者岁高、长寿、吉祥的意思，目的是让老人开心快乐，以尽孝道。

    5、祓灾辟邪活动。古人认为，黄帝的元妃是嫘祖，嫘祖喜欢出行远游，后因得了“疫病”（是传染性疾病的统称，一般由寄生虫、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引起）去世于出行途中，死后被称作“行神”，也称“祖神”、“道神”等。因为嫘祖的父亲方雷（丰沮）的封地在开封轩辕丘北部封丘的“玉门丰沮”一带，位于“五行”中、土、黄、帝一北部的冥、水、黑之方位，故也称作“玄（黑）冥（幽）”神。

    古人还认为，治水先祖共工及其儿子修居住在“五行”北部的新乡辉县共工城一带，他们是上古时期治水的英雄。但是，共工的儿子也得了“疫病”死于“冬至”这一天，被称作“疫鬼”，或“厉鬼”。传说“厉鬼”畏赤小豆，“食豆驱疫、撒豆驱鬼”是相当古老的民俗。所以，古人便在“冬至”节以赤小豆熬粥喝，以防止“疫病”的发生，名曰“祓（fú）除疫鬼”。

    为了防止“疫鬼”缠身，古人还有在“冬至”期间腌制咸菜，用来预防蛊毒的习俗。这里所说的“咸菜”，古代是指用“蘘荷”（可治喉舌疮烂、伤寒等）、“芜青”（根类蔬菜）、“葵菹”（冬苋菜，可解除体内毒素，排出肠内寄生虫）等腌制的野菜，古人称其为“嘉草”（传说可以治疗蛊毒）。现在中原人通常用“芥菜”（具有利尿除湿、解毒消肿等功效）等腌制的“咸菜”代替，至今“芥菜扣肉”仍然是我们在冬季、春节常吃的一道佳肴。

    “咸菜”，古人又称作“菹”，与嫘祖父亲方雷氏居住的“丰沮”之“沮”同音，古代“菹”通“沮”字，表明古代腌制的咸菜，即“嘉草”，最早发现和制作于开封北部“玉门丰沮”一带的中原地区，并且具有解毒消肿、预防蛊毒、除秽洁身的保健功能。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古代每年一次的“元旦”节被“春节”所取代后，又增加公历1月1日为新的“元旦”节，传统的“冬至”节及其人文活动也逐渐被移置到公历“元旦”节和“春节”之中，并且有了很大演变，“冬至”节吃“馄饨”有的改作吃“饺子”，吃“团子”有的改作吃“角子”，吃“赤豆粥”有的也改作吃“八宝粥”，等等。但无论怎么演变，“冬至”食品所具有的御寒、保健功能和历史人文内涵却依然保留着。

    “冬至”节所承载华夏人文历史色彩浓厚，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极”、“昆仑”、“五行”等华夏历史文明首先发源于郑州、开封一带的客观历史，印证着华夏历史文化在中原地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足迹。在河南打造中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愿古代“冬至”节庆文化能得到充分发掘、传承和宏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