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刘秀如何与豺狼共天下

    中世纪意大利政治与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其大作《君王论》中写道：“君王必须是一头能认识陷阱的狐狸，同时又必须是一头能使豺狼惊骇的狮子。”无奈现实与理想总是相去太远———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坐于御座之上的那个家伙非但不是狮子，还常常遭到豺狼们的惊骇与戏弄，于是他只剩下狐狸伎俩可供施展。
　　
    在这个弱势的帝国公司董事长面前，是一群强势且随时可能反噬的核心高管———如何在妥协与制约之间找到平衡点，遂成为他破局的关键。
　　
    然而生活在西汉、新莽乱局中的政治玩家们，却是身处历史迷雾中的一群可怜虫：在他们的课本里，可没有相似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遂只好用试错法瞎蒙。持大义理想的书呆子、打私利算盘的旧贵族、随波逐流的放牛娃等诸色人等，先后登场试弈这个“珍珑”棋局———可他们或嗔或迂，或贪或愚，要么丝毫不懂得妥协，要么毫无原则地妥协，最终遂都为豺狼所反噬。
　　
    直到一只狡猾而冷酷，不乏强硬却又懂得妥协的狐狸登场，乱世方暂告一段落。他，就是汉光武帝刘秀。———在新莽乱局中，刘秀以狐狸般的权术手腕，以及必要时的隐忍妥协，获取大多数肉食动物的认可，最终建立了与豪强“共天下”的东汉王朝。
　　
    人们总是从离自己最近的历史中汲取最深的教训，却又每每因矫枉过正而再入歧途，东汉王朝便是此中典型。尽管同称汉朝，但较之老祖宗西汉，刘秀的东汉念的却是另一本政治经。
　　
    此无他，两汉所依托的政治基础不同耳。
　　
    西汉帝国凭藉下层社会的支持起家，故自初创起便积极维护草根，抑制豪强。从高祖到宣帝间持续一百余年，七次强迁山东豪强入关中的庞大社会工程，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豪强兼并之家，不令出现富可“敌”国之豪族，也兼收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效果。
此种“强干弱枝”举措，至汉武帝时达到最高潮：皇帝将铸币、冶铁、煮盐三大暴利产业全部收归国营，把豪强们从最易暴富的产业链中一举逐出。自战国中叶以来，势商巨贾每每凭藉金融力量干涉国家政治的心腹之患，遂一度中绝。
 　
    然而自宣帝以降，皇权渐渐旁落于外戚之手，中央的调控平衡能力不断衰减。豪强势力迅速滋长，打破了豪强与草根这两大社会阶层之间的生态平衡，进而与西汉“抑制豪强”的政治传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王莽改制的最终失败，则彻底证明了自上而下的社会调和方案压根就行不通———豪强固然不肯割肉，而草根也断不会支持政府未能兑现的承诺。
　　
    这一失败给后世留下了深重的阴影，并直接导致东汉在政治思路上的矫枉过正：既然矛盾无可调和，中庸帝王已不可为，那就索性一边倒吧！
　　
    倒向谁呢？政治家是最冷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是最势利的投资商，血淋淋的修罗场，就是他们最好的投机试验田。
　　
    上位：变革时代的投机运作
　　
    从公元23年王莽死，到公元37年东汉彻底统一中国，这14年混战的实质，前期是豪强与草根之争（如更始与赤眉之争、刘秀与铜马之争），后期则渐演变为各豪强联盟之争（如刘秀的南阳-河北联盟与四川的公孙述集团、陇西的隗嚣集团之争）。
　　
    这就是刘秀崛起的历史舞台。
　　
    公元23年冬，南阳破落皇族出身的刘秀受更始帝刘玄之命，单枪匹马北上经营河北乱局。斯时刘秀集团家底微薄苦不堪言，逃难途中于滹沱河边遇大风雨，竟沦落到冯异抱薪，邓禹蓺火（二人系“云台二十八将”中领衔的大人物），刘秀对灶燎衣，凭一点麦饭勉强充饥的潦倒地步。亏得信都、和戎两郡肯接纳他（信都太守任光也系南阳人），这才勉强在河北站住脚。
　　
    站住脚的刘秀，才得机会打出手中的有利牌面，说服一众河北豪强参股：他以更始政权全权代表的正统身份，争得上谷郡耿况、耿弇父子的支持，以南阳同乡身份获取渔阳太守彭宠的支持，从而收得号称“天下精兵”的上谷、渔阳两郡突骑的支持；又凭藉宗室身份，刻意交接拥众十余万的河北实力派人物真定王刘杨，娶刘杨之外甥女郭圣通为正妻。
　　
    在河北实力派豪强的一致拥戴下，刘秀集团势力迅速膨胀，先后击败邯郸的割据者王郎（另一豪强集团），及以铜马为代表的十余支草根势力，于公元25年开国称帝，建立东汉。尔后，他又抓住赤眉军与更始、隗嚣两豪强集团死掐，悬师千里西征关中、陇西，士疲粮乏的有利战机，于公元27年在崤底、宜阳战役中彻底歼灭赤眉军，俘赤眉领袖樊崇及其拥立的放牛娃皇帝刘盆子。
　　
    此后，刘秀继续凭借南阳-河北豪强联盟的雄厚武力，东征西讨其他割据势力。十余年间先后消灭淮阳刘永、青州张步、陇西隗嚣、四川公孙述等豪强集团，并和平收编河西窦融、交趾邓让等入伙，最终于公元37年彻底完成对整个中国本部的整合并购。
　　
    平衡：各持股山头的势力调整
　　
    在积极展开外部并购的同时，刘秀对内部各持股山头势力，也开始了平衡调整的大布局———他当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团队，但卧榻之侧，却也绝容不下一个过分能干以至于“独大”的山头。
　　
    因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保持奇数个彼此平行独立、且实力相近的山头———山头太多则整个团队将成为散沙，而偶数个山头又容易出现极端对立，所以“三”是个绝佳的博弈平衡数，而刘秀自己则充当他们中间的矛盾调和者和利益分配者。
　　
    刘秀所采取的调整策略是：做强南阳山头，扶植颍川山头，削弱清洗河北山头。
　　
    为防止持大宗原始股且军事实力强悍的河北山头尾大不掉，刘秀首先拿其开刀。他先后诱杀真定王刘杨，逼反渔阳太守彭宠（后被其家奴所杀），架空上谷太守耿况，从而将河北山头最大、同时也是最具独立性和危险性的三家势力逐次剪灭。
　　
    而在对南阳这一嫡系山头的扶植上，刘秀更是尽显手腕。
　　
    由于南阳山头在创业期太不争气，勋劳远远逊于河北山头（论集体，有开创基业、破邯郸王郎及各草根势力之大功；论个人，则有耿纯收上谷、渔阳突骑并创议从龙，寇恂经略河内等极为关键的贡献），即便较之颍川山头（冯异灭赤眉，祭遵肃军纪），也还颇有差距。所以刘秀要做大南阳山头，就只能无视公平原则，强行硬来了。
　　
    建武二年大封侯，南阳山头的梁侯邓禹、广平侯吴汉皆被封食四县，当即就有人委婉提出：“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四县，不合法制。”这名义上是拿体制说话，实质上却是其他山头对皇帝利益分配不公、公然偏袒嫡系的行为表示抗议。
　　
    刘秀当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回答同样委婉：“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为了制衡河北、颍川两大山头，皇帝不得不无视台面规则，哪怕引发舆论危机，也得硬着头皮徇私培植嫡系山头。

    眼看皇帝陷于困境，立刻就有懂事的臣僚出列分忧。刘秀的大舅子阴识（也属南阳山头），论理他此次本该晋级，但为让河北、颍川山头心理上有所平衡，阴识便以皇亲受赏“不可以示天下”为由，主动要求不予增封，刘秀也即批准———大家看，朕何尝偏袒南阳山头了？连朕的大舅子都没涨工资么！而颍川山头的丁琳同样也很懂政治，主动提出自己“能薄功微”，要求从县侯降为乡侯———此举自然也博得龙颜大悦，立即成为皇帝宣传建树的样板。
　　
    在刘秀的刻意平衡下，尽管东汉政权豪强大联盟的总体性质未变，但集团内部的股权分持情况，却逐渐从河北山头独大控股，转而变为南阳为首，河北次之，颍川居末的三强分立制约的格局。
　　
    三大山头的持股情况，可从刘秀之子汉明帝刘庄确定的开国集团高管名单，即“云台二十八将”的籍贯构成中窥见一斑：
　　
    南阳山头共计11人（邓禹、贾复、马成、陈俊、吴汉、岑彭、朱佑、马武、杜茂、任光、刘隆），持股39.3%；颍川山头共计7人（冯异、祭遵、傅俊、王霸、臧宫、铫期、坚镡），持股25%；河北山头6人（寇恂、耿纯、邳彤、王梁、盖延、刘植），另有属于河北山头而非河北籍者4人（耿弇、李忠、万修、景丹），共持股35.7%.
　　
    至此，一个三大山头互相牵制的东汉集团董事会格局已跃然纸上。除此三家，云台便无第四个山头。尤其妙的是哪个山头也不控股———也只有这样，才能腾出让皇帝和稀泥的权力空间。
　　
    刘秀借南阳山头强压颍川、河北的遗意，在“二十八将”的排序中也可一见端倪：
　　
    邓禹攻战征伐不如冯异，创业肇基不及耿纯，根据地建设不如寇恂，却泰然居于“首将”位置。此亦无他，只因从政治上讲，身为嫡系的南阳山头必须居首，无奈本山头内又实在乏人（吴汉虽战功卓著，但沟通能力太差，且此公还是从河北山头“带艺投师”来的；贾复勇则勇矣，除陷阵力战外却全不懂政治。其余诸子自郐以下，更无足论），遂只好由邓禹领衔罢了。
　　
    所以“二十八将”的排名，实实在在只是个政治排序。这套构建在权术手腕之上的“政治”游戏，虽然看起来非常不体面，但却实实在在地把新莽以来的混战局面彻底画上了句号。
　　
    一个胸怀天下大义的书呆子，以完美主义的理想实验，把帝国变成了修罗场；然后，一个胸怀小算盘的破落户，却以诡谲的权术手腕，手援天下出水深火热之中。历史的悲喜剧，在同一个舞台上上演。
       
    通过一番兼并收购和调整制衡，刘秀与豪强之间总算实现了“共天下”。然而皇族与豪强间，并不只有妥协和谐的一面，还有制约和反制约的一面，直至走入反复死掐的循环局，东汉初年的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原标题：刘秀：如何与豺狼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