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程朱理学的创立者，程颢、程颐的历史地位与理学的浮沉紧密相连。自理学从正统意识形态的高位跌落下来，成为守旧、落后的代名词，程颢、程颐的地位一落千丈，进而他们的理论也让人避之唯恐不及。殊不知，存在即是合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倡导的一些道德规范，对于我们今天“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兹仅举两例：
　　 
     其一，视民如伤。即看待人民就像看待自己身上的伤痛一样，古时候用来形容在位者极其体恤民众疾苦。古代臣子给皇帝上奏折常说“仰见皇上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之至意”。《左传·哀公元年》有云：“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可见，关不关心百姓疾苦是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关键因素。正因如此，儒家把重民思想纳入到关于“仁”的学说当中。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又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所说的都是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程颢程颐两兄弟继承和发扬先秦以来的重民思想，形成了具有二程特色的重民学说和重民实践。
 
　　 我们常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虽然二程兄弟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并不妨碍他们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进步上的重要作用。如程颢在《论十事札子》中说：“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给，而民无所困苦。”这里的“四民”跟上古“士、农、工、商”的分类有所不同，而是指农、工、兵、士，没有包括商人。在程颢看来，正是农、工、兵、士各司其职，特别是在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艰辛劳作，才为社会提供了衣食之便。程颐也看到了农、工、兵的作用，他说:“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艺作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这就是说，因为有了农、工、兵，才使我们有粮食吃，有衣服穿，有器具之用，有当兵的守卫疆土，我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如果没有农、工、兵的作用，就不会有安定的生活，国家也会因陷入混乱而灭亡。所以，只有得到广大庶民的支持，才能够“保民而王”。
 
　　 那么，怎样才能得到广大庶民的支持呢？二程根据孟子“得其心，斯得民矣”的说法，提出了“三为本”的办法，即“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安而不扰为本”。具体来说：
 
　　 第一，以顺民心为本。“君子之道，其说于民，如天地之施，感其心而说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则民心说随而忘其劳，率之以犯难，则民心说服于义而不恤其死。说道之大，民莫不知劝。劝谓信之，而勉力顺从。人君之道，以人心说服为本，故圣人赞其大。”使人民心悦诚服往往比武力压服更能激发蕴藏于民众之中的伟力。只要赢得人民真心的信赖，他们就会不辞辛劳地生产、不怕牺牲地战斗，自发、自觉地为国家贡献力量。在二程看来，这是为政之道的根本所在。
 
　　 第二，以厚民生为本。程颢说，厚民生就要“‘因民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渔，皆因顺其利而道之”。一切要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旨归，因民所利而引导，如种庄稼、陶瓷和打渔等这些对民生有利的事，都要去做。
 
　　 第三，安而不扰为本。所谓不扰，就是要给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而不是以行政的力量过多地干扰老百姓正常地生产、生活。否则就有可能激起民众的反弹，也就是封建社会所说的“民变”，造成社会不稳定。
 
　　 二程的重民保民思想不只是“灰色的理论”，也是他们为政一方的自觉实践。如程颢在上元（今江苏南京市）、晋城（今山西晋城市）、扶沟（今河南扶沟县）等地当过县令。每到一地就职，他都会在大堂之上写下“视民如伤”四个大字，并常以“愧此四字”自省。这是一种“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在扶沟知县任上，程颢看到扶沟地势低洼，旱涝不均，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于是规划设计，开挖沟渠进行治理。并说：“因为扶沟之地尽是沟渠，要想治理好，没有数年时间不能成功。我做规划开始治理河渠的工程，是要让后来的人知道这件事的好处，才能把治理水害的工作进行下去。作为县令，其职责必须使境内的百姓遇到凶年饥岁免于死亡，饱食逸居有礼仪之训。”像这样的事情，程颢做了许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得到了治下老百姓的衷心爱戴。
 
　　 二程这种“视民如伤”的思想和情怀，不仅在古代有其历史意义，就是今天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顺民心”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共通之处，都是要把人民群众放在治国理政的核心位置。我们提出“为民务实清廉”的总要求，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是重民爱民思想的体现，这是主流。然而，也有少数党员干部做着与“人民公仆”背道而驰的事情。他们不是时刻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是颐指气使、侵害群众利益。这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形象问题，更是事关“载舟覆舟”的政治问题。封建时代尚且“视民如伤”，我们今天岂不更应反躬自省？
 
　　 其次，“厚民生”与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有共通之处，都是要把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利益问题直接关系民心向背。一个国家，人民的利益有了保障，也就有了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条件。正如《管子·治国篇》所说：“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当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对于利益的关注点不同。在古代，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温饱是绝大多数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古代的统治者对于“雨雪粮价”就有着特殊的敏感。有学者总结说古代朝廷的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收税，二是救灾，这是有道理的，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三十年”也有不同。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温饱问题，那么现在人民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更加复杂。这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去关注、去探求各种利益诉求，逐步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住房、医疗、社保、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已经存在的以及随着时代发展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只有把民生搞好了，人民才会有盼头，才会继续跟我们走。
 
　　 最后，“安而不扰”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做好“简政放权”提供思路。过去我们常说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看还有“政府”和“人民”两个积极性。适当的监管是必要的，但很多事情可以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把权力下放，而不是统得过死。像有些行政审批，就可以尽量简化，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有些工作指导，白白增加基层的负担，也可以尽量减少。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几次下令官员无故不得下乡，违者处斩，就是不希望官员过多“扰民”，其中的政治智慧值得我们借鉴。
 
　　 其二，节俭为要。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程颢对此深以为然，他说:“古者冠婚丧祭，车服器用，等差分别，莫敢踰僭，故财用易给，而民有恒心。今礼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礼，而商贩之类或踰王公，礼制不足以检饬人情，名数不足以旌别贵贱，既无定分，则奸诈攘夺，人人求厌其欲而后已，岂有止息者哉？此争乱之道也。”程他之所以这般痛心疾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是不能容忍卿大夫乃至贩夫走卒僭越礼制的奢侈消费行为；另一方面是看到了奢靡之风对政治和社会的负作用。正如司马光所总结的：“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
 
　　 当然，程颢这番言论并非空泛之论，相反，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如果给北宋贴标签，相信崇尚奢华的风气必居其一。这种风气大体上在北宋立国之初就成形了，这也是宋代区别于其他朝代的一个特点。事情起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宋太祖赵匡胤导演了一出戏，戏中的主角们如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人惶惶不安，纷纷接受赵匡胤“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的“建议”，以表示自己没有“黄袍加身”的野心。这就是宋初历史经典剧目——“杯酒释兵权”，其实质是用“合法的”腐败特权购买功勋故旧手中的政治力量，在事实上助长了权贵奢靡生活，催生了社会奢侈之风，从这个角度看，它并无可称道之处。
 
　　 随着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奢靡之风在全社会蔓延开来。商品经济发达是宋代区别于其他朝代的又一特点。工商业者发展成为同达官显贵一样有能力进行奢侈消费的主力军。有了他们的“示范引导”作用，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沉浸在尚奢的亢奋和狂欢中。
 
　　 比如，厚葬。生养死葬，人生大事。有信奉生前风光，死后富贵的，往往以厚葬为通往天国铺路，如著名的骊山陵墓；有信奉生前繁华富贵，死后白骨一堆的，往往薄葬，不封不树，如曹操、曹丕父子。北宋帝王丧葬以前者居多。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仁宗赵祯驾崩，英宗赵曙即位，照例要给大行皇帝风光大葬。这才有了程颐《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伏望陛下损抑至情，深为远虑，承奉遗诏，严饬有司，凡百规模，尽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须，皆以瓦木为之，金银铜铁珍宝奇异之物不得入圹，然后昭示遐迩，刊之金石，如是则陛下之孝显于无穷，陛下之明高于旷古。”劝谏宋英宗学习魏文帝，实行薄葬。
 
　　 比如，“舌尖上的浪费”。司马光《训俭示康》即是明证：“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量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
 
　　 应该说，北宋皇帝并非对奢靡之风盛行的现状和危害缺乏认识，相反，他们也作了不少刹住这股歪风的努力。比如，宋仁宗。有一次仁宗举办宴会，发现“有新蟹一品”，每枚“直一千”，一只螃蟹价值1000钱，惊得连连感慨，舍不得下筷子。对于民间开始出现的豪宅建设潮，他还专门下诏予以制止，规定“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其他皇帝也出台了不少对宫廷奢侈消费以及民间奢侈消费的禁令。
 
　　 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收到成效，奢靡之风反倒愈演愈烈，直到徽宗朝登峰造极。宋徽宗既是皇帝，也是雅士，自然对高雅的生活品质有着特殊的追求，因而也就特别舍得花钱。他甚至专门成立国家机构代办奢侈消费品，一个叫苏杭造作局，另一个叫苏杭应奉局，造作局归太监童贯管理，应奉局归“六贼”之一朱勔统率。苏杭应奉局负责搜罗东南各地奇花异石、名木佳果，就是人所共知的“花石纲”，凑足一拨便通过大船运往京城，那场面相当浩大，号称“舳舻相衔于淮、汴”，比春秋齐国大街上摩肩接踵的场面强不知几倍。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徽宗以下，自然不乏奢靡之人。如，担任过宰相的王黼。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王大人家里“堂阁张设，宝玩山石，侔似宫禁”，无论是房屋还是园林，都堪比皇宫内院。宋徽宗听说之后都赶来参观，转了一圈之后连连感叹：“此不快活耶！”如，著名的权臣、奸臣蔡京。蔡京有一处“在都城之东，周围数十里”，从面积上看，不啻一座庄园。里面最具特色的是一座高楼，名为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蔡京的奢侈糜烂也是声名远播。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有个故事就可见一斑：有人在京城（汴梁，今开封）买了一个女人做妾，这女人自称是蔡京家的厨娘。一天，主人让她做包子，她推辞说不会。主人质问她，既然做过蔡太师家厨娘，岂有不会做包子之理。这女人回答说：“我是包子厨房里专门切细葱丝的人。”蔡京以下，自然也不乏奢靡之人。如，梁世杰。梁世杰是蔡京的女婿，为给蔡京贺寿，他花了十万贯钱收买金珠宝贝，这就是《水浒传》里被吴用等人劫了去的“生辰纲”。如此一级推一级，整个国家都陷入奢靡腐败的癫狂中，政权基础因而腐烂、动摇了，历史很快就走到了“靖康之耻”，偌大的宋朝成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
 
　　 宋朝代表了我国古代商品发展的最高水平，有着令人惊叹的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它初称臣于辽，继而称臣于金，最后被元所亡，如此身世，不免让人掩卷叹息。个中缘由，固然与石敬瑭献幽云十六州令中原政权丧失地利有关，与宋王朝“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治国理念有关，而与奢靡之风盛行恐怕也有莫大的干系。这应是我们读史的基本结论和镜鉴。还是李商隐《咏史》诗中的那句话：“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而节俭，正是程颢程颐所极力提倡的，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大课题。作者：许海清 徐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