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太学创办于公元29年(东汉建武五年),止于公元534年(北魏永熙3年),历时5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中央大学。它对继承和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曾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国和世界的教育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洛阳太学的创建人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据《资治通鉴》卷四十一载:建武五年冬,十月,“起初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稽式古典,修明礼乐,焕然文物可观矣!”经历战火而又崇信儒学的光武帝刘秀,深知培养治国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在刚刚定都洛阳之后,便在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营建太学,设置五经博士,传授诸经。刘秀对此非常重视,并亲临太学,考察师生,解疑答难。于是洛阳太学名震天下,吸引四方儒生,规模逐增。到汉明帝刘庄时,车驾太学,登台讲经。《后汉书•儒林传》载:“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数计。”由于汉明帝提倡儒学,以文治国,辟雍始建,太学继续发展,声誉越来越高,太子、王侯子弟纷纷入学受经。安帝在位时,轻视文治,太学曾一度冷落。汉顺帝刘保即位后,于永建六年(公元131年)九月扩建太学,建房240栋,1850间,太学规模空前发展,成了万人以上的中央太学。梁太后执政后,为笼络人才,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公元146年(本初元年)下令放宽入学条件,使太学人数猛增至30000余人。汉灵帝校正五经,刻在石碑上,作为太学的统一教材。董卓火烧洛阳宫时,太学随之被毁。到曹丕代汉称帝时,间断30多年的洛阳太学得以恢复。司马炎建晋后,大力发展太学,太学教育始又盛行。西晋灭亡,太学随之荒废。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重视汉文化教育,太学在间断150余年后再度恢复。从此经学弥显,学业又盛。到公元534年,北魏迁都邺城,历经500多年风风雨雨的洛阳太学至此不复存在。
综观洛阳太学的发展历程,它的教学内容以经书为主,尤以儒家的经典为重。东汉时期,儒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流派。讲授经学,均由博学多才的老儒口授,无统一经书,因此学生学起来很难,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常常需要官府的权威来裁决。公元79年(汉章帝建初四年)曾召集众儒,由皇帝统一五经经本,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汉灵帝时,经学大师蔡邕等人受命校正五经,并把校正的五经用隶书刻于46块石碑上,立于太学,作为太学的标准教材,这就是著名的嘉平石经。
洛阳太学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其中主要以博士大班讲课和弟子辅导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为主。太学的学风活跃,可以开展自由讨论,以自学为主。太学培养了许多与优秀人才,象王充、张衡、崔瑗等人都是游历太学之后而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科学家的。
太学的学生虽然很多,但博士仅有14名。博士称为博士官,级别较高。从博士官中再选拔德高望重的人为博士祭酒,负责太学的教学工作。太常负责太学的全面工作,对皇帝负责。博士、博士祭酒、太常均由皇帝任免,地位较高。博士待遇优厚,供住宿,配发统一衣冠。博士的选拔非常注重德才兼优,或考试,或推荐,以质量为先,这就奠定了中国严于择师的优良传统。
洛阳太学的学生或称太学生,或称诸生,来自全国各地。太学初期的学生大多是官僚和大臣子弟,人数较少,后来政策放宽,一般中小地主子弟也可以入学。平民子弟通过考试也可以就学。太学生入学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统考,优者录取;一种是推荐保送。招生时不仅注重学生的德和才,还注意学生的仪表是否端正。开始年龄限制不能低于18岁,后来在公元132年(汉顺帝阳嘉元年)出现两名少年(汝南谢廉、河南赵建)12岁就能通经,左雄奏报皇帝,拜二人为童子郎,从此太学生不再受年龄限制。洛阳太学的学生大多家境富有,但也有家境贫穷者,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勤工俭学。这些学生生活俭朴,刻苦学习。太学生既有住校内的,也有住在外的。有的是官奉,有的是自费求学。学生要求严格遵守校规,学习完成之后按照成绩好坏、品性优劣分配工作。梁太后执政时,前五名补作郎中,次五名补作太子舍人,合格者大都给一官半职。有的学完后返乡收徒为师,也有的学无所获,空手而归的。洛阳太学中的高材生被委任官职的大都是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他们到达任所,大都为官清廉,成绩显著,对于清明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洛阳太学产生和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管理制度和教育制度,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座教育丰碑,对传承中华文明起了重要作用。立于太学的汉魏石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为统一汉字、结束太学因教材不一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及在书法、雕刻艺术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洛阳太学在发展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继承和传播中国丰富的文化和科学教育知识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芒。诸如思想家王充,科学家张衡,史学家、文学家班固、班昭,经学大师郑玄、郭泰等。东汉光武帝刘秀创办的洛阳太学,其历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中国大学发展史上堪称是创举,也是世界古代教育史上仅有的一座中央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