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砚，也称砚台，被古人誉为“文房四宝之首”。砚有陶砚、泥砚、砖瓦砚、金属砚、漆砚、瓷砚、石砚等。砚产生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由研磨器和调色器发展演化而来，从原始到现代、从简单到复杂、从实用到观赏，最后成为功能繁多的艺术珍品。而在这个过程中，洛阳长期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一直是砚文化的中心，是当之无愧的砚文化圣地。

    1 三代之际已有砚

    明代王三聘《古今事物考》载：“自有书契，即有研砚。盖始于黄帝时也。”他认为砚起源于黄帝时代，即现代考古学上所说的仰韶文化时期。这一点已为考古学所证明。

    黄帝部族活动的河洛地区，有着悠久的绘画艺术史。仰韶文化时期的日常用具如钵、缸、盆等彩陶器上的篮纹、绳纹、刻划纹等组成的图案是河洛绘画的原始形式。

    1954年，洛阳孙旗屯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白衣为地绘黑三角弧叶纹、窄条纹和竖条纹的彩陶钵可以作为原始绘画的代表。这些彩绘陶器，上面所绘的图案，不是用一般竹木削成的笔所能表现出来的，而是用蓄水多、柔软又有弹性的毛扎起来才能描绘出的。因此，毛笔的雏形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由于墨和其他颜料需要研碎才能用毛笔书写，故必须有砚。

    最原始的砚在黄河流域多有发现。今日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实物是1980年姜寨遗址中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石砚，有砚盖，砚心微凹，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研磨器，与汉代石砚极为相似。

    《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周三代均以洛阳为都。文字的逐渐成熟及绘画艺术的成熟，都是与笔、墨、砚的制作技术相辅相成的。并且青铜器铸造技术也十分发达，以饕餮纹为代表的青铜纹饰有一种神圣和狞厉之美。春秋时，孔子入周问礼乐，参观周王室明堂，见到壁间画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的壁画。青铜器上铸造铭文，龟甲、兽骨上刻的文字及竹书简上书的文字，都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

    壁画创作离不开笔、墨、砚；青铜铸器上的绘画和文字及龟甲、兽骨上刻的文字往往需要着墨；竹书简上书写文字也离不开笔、墨、砚。

    周代的砚，在洛阳曾出土有两方，一为长方形，以粗砂石磨光而成；另一为牛形，玉质。两方砚面均残留有朱红色，说明这些石砚，当时仍兼为调色器。这时的砚，已出现砚铭。砚铭是指刻在砚上的文字及图案，据《大戴礼记》载，西周初就有砚铭:“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谗言无得白。”

    2 汉魏华砚竞风雅

    汉代是中国砚和雕刻发展的重要时期，砚形发生变化，样式逐渐复杂，并有文饰雕刻，砚有足有盖，精致的砚经常镂刻蟠螭纹和各种动物形象，尤其是纸的发明，促进砚的生产和使用。

    在这些砚中，陶砚占主导地位，称为极品的是民国时期洛阳出土、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一方汉代“十二峰陶砚”，高足，砚面呈箕形，砚的左、右、后三面塑有十二座山峰，水可由山峰下龙口滴入砚面，两边山峰上各有一负山人像。

    东汉末年，都城洛阳被焚毁，曹操率军将汉献帝和文武百官都迎到许昌，送给汉献帝很多生活用品。曹操上了一道奏折，叫做《上杂物疏》，说：“陛下，现在臣献上来的都是当年先帝赐给臣祖父和父亲的御用器物。这些器物，被臣的祖父和父亲供奉在家里，从来没敢用，臣觉得现在应该还给皇上。”这些器物最贵重的是三枚砚台，即“纯银参带台砚一枚，钝银参带员砚大小各一枚”。这些银砚台显然是东汉皇室作坊生产的御用品。

    在魏晋皇室的御砚中，不仅有银砚，还有铁砚、漆石砚。文献记载，魏晋还有一种取河蚌为砚材的“蚌砚”。魏晋玄学家傅玄《砚赋》中说：“木贵其能软。”这说明还有木料制成的“木砚”，但到底怎样用木材制砚，现在没有实物可以参考。

    但是，陶砚在魏晋北魏时期仍是主要砚品，不但民间用，而且皇室用，如在邙山北魏宣武帝景陵出土的砚台即为陶砚。

    3 馆藏唐砚多珍品

    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制砚工艺也有很大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洛阳出土的唐砚众多，除少量是青石砚外，其他全部是陶砚或瓷砚。在这些砚中，以澄泥砚和辟雍砚最著名。

    澄泥砚即是以细泥为原料制成的砚，属陶砚一类。澄泥砚兴起于唐而盛于宋。1983年在洛阳老城东关外（隋唐东都城遗址）出土一初唐龟形澄泥砚，砚仅存前部，龟腹为砚池，前侧为一弯月形墨池，砚底有足，色灰，质地细腻。

    辟雍砚，最早出现在汉代，在唐朝之前多为陶砚，唐朝多为瓷砚。辟雍，乃当时国立大学，其建筑形状为圆璧形，四面环水。辟雍砚是仿辟雍之形设计，砚台四周留有深槽储水，砚台中心高高隆起，下部用为数众多的珠足承托，匠心独具，形制奇特，可谓砚中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