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古老的文化传承的艺术形式中，尤其是带有着“传统”、“古韵”字眼的书法艺术俨然成为这座城市的骄傲，以至于稍稍能识文断字的开封人大都能数出开封籍或在开封做事的许多古代先贤，以及这些先贤中的书法家：蔡邕、蔡文姬、郑道昭、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宋徽宗（赵佶）、米芾、蔡襄……他们既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文化名人，又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耀眼的星宿。正是这些云集在这座城市的书法星光，奠定了开封书法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中的地位。虽北宋以后，宋室南迁，文化中心转移，然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却能薪火相传，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开封书法艺术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巅峰时期。这正符合事物波浪式发展的基本规律。

 

    20世纪以来的这100年，开封书法艺术所取得的成就足以震撼中国书坛。了解、研究这一时期的开封书法，对开封文化历史的发展，对建立和发展开封的文化产业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开封近百年书法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初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厚积薄发期；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为书法的凋零复苏期；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30年为书法发展的升华期。

 

    一、20世纪初至1949年的厚积薄发期。

 

    继北宋书法文化巅峰以后，南宋、金及元、明、清已无昔日之辉煌，经济与文化也已朝气不再，文学诗词吟咏开封多为怀古之作，大都生发出无奈而悲凉的感叹。然绵绵不绝的文化终是在慢慢沉积，在不断地增加它的厚度，终于在20世纪初，开封传统文化的优势得以显现出来。生发——凋零，凋零——生发，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均蕴含着哲学的意义。

 

    进入20世纪，缘于民国时期的省城，或缘于开封文化那厚厚的底子，似乎一时间文化名人兼书法大师们云集于开封，终于放射出书法艺术的灿烂光辉。这里有清代的翰林大学士仓兆彬兄弟三人，有精研经史、书法的开封县知事丁康保，有光绪进士并被尊为词学泰斗的朱强村，有清末进士，留学英、法并出任五国大使，毛泽东主席向其亲索作品的靳志，有堪称“河南一支笔”的河南通志馆编纂、开封通志馆馆长、精于考据的许钧，有才华横溢的旧学学人“夷门十子” ，有河南博物馆奠基人之一、被誉为近代考古先驱的关百益，有精于训诂、金石、书法的河南大学校长王光庆，还有多年在开封谋事的巨擘董作宾、冯友兰、白寿彝、张伯驹、郭风惠等。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例举，总之，仓兆彬、祝鸿元、丁康保、秦树声、萧亮飞、靳志、许钧、郦禾农、邵瑞彭、关百益、张乐天、朱芳圃、武慕姚、李白凤……在中原文化乃至中国大文化的天空中形成了一片耀眼的星云。这一时期的书法家们均为著名学者，大都在经史子集、诗词、考据、考古、金石等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他们在书法艺术上的深厚造诣也正是建立在深厚的旧学根基之上的。或许，这正是文人书法最耐人品味的原因吧。

 

    在这一时期，河南书法活动基本上是以开封为中心的。开封的书法也基本上代表了河南书法的高度。浓郁的书法研究氛围，频繁的雅集交流与书法展览交流，书法研究与诗文、考据著作的大量出版，构成了开封书法在这一时期的特点。开封书法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巅峰，就在于开封的旧学文人对待书法艺术的态度，他们不是“游于艺”，他们没有一般旧文人视书法艺术为余事的中国文人对待艺术的传统观念，而是很早就具有了视书法为研究对象的现代艺术观念。他们的书法不仅仅是“文人字”，还是“士夫字”，我认为这也是开封书法区别于其他地方书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开封书法有着艺术专业性极强的特点。郦禾农、许钧、邵瑞彭、关百益、张乐天等几位书法大师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与开封的书法家们的雅集已成为经常性的活动。例如：在郦禾农的“浦雅堂”，在关百益的“艮园”，常常是“群贤毕至”、高朋满座。同时，除了许多“诗社”以外，还组织有“书社”，如张乐天、许钧、关百益以及大相国寺的净尘大法师都是“艺林雅集书社”的成员。我们从由靳志撰文、郑剑西书写的《戊寅重三吹台禊饮题名》的一件书法作品中可以感受到1938年当时雅集之盛况。

 

    1934年，开封举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河南书法家作品展览。参加此次展览的有李培基的行草书轴，师法王铎而存己意；张景房的魏造像横幅雄强劲挺；侯云升的行书长卷颇具晋人风韵；黄金镇的临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楷书条幅以己意而出；王友梅的隶书轴书《曹全碑》变秀润而为刚健；蒋恢悟的楷书横幅取晋唐楷法，法度森严而不乏韵致；王用吉的篆书轴融石鼓、秦篆于一炉；杨望尼的魏碑行楷稚拙厚重，大朴不雕，其妻陈励修的楷书取法二爨，功力深厚，可谓夫唱妇随；韩吾经的隶书轴略探清人郑簠之法；汪绶承的行书轴有元赵子昂之美；其他如张云、关幼调的楷书均表现出深厚的功力。这次展览不仅展出作品，还出版了作品集。从此次展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开封的书法家既十分强调传统的功力，又注重作品的个性，这种书法审美的趋向对当时的开封书坛，甚至对今天的开封书坛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当时的开封除了集体展览以外，还不乏个人书展。1939年，高道天的书法展览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展览，这不仅是由于他具有高超的书法艺术水平以及书法创新精神，而且还在于作为20世纪的书法巨星于右任先生的助阵——亲自为展览题写展标和贺词，北京大学的王瑚为之作序。在展览的同时，高道天还出版了作品集《道天翰墨》。

 

    以上活动，均是有据可查的。当然，一定还有那些未能留下展览书迹和文字记载的活动，而且还应该是不少的。这也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时代限制所留下的深深遗憾。

 

    在今天来看，书法家们的作品在展厅集中展示和书法家的个人展览以及出版作品集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站在当时那个时代的角度去看这些展览，那个时期的开封书法家们无疑具有前瞻的眼光和艺术的后现代意识。书法家的作品从厅堂书房或者雅集时的赏玩走向了展厅，这在全国书坛不能不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这也充分说明了开封书法家们的整体实力、艺术眼光和在全国艺术界中的书法领域的地位，以及开封书法在中原文化中的地位。这些当时以展览为目的的书法创作，无疑会对现代艺术样式的书法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除了书法作品展览，这一时期开封的店铺招牌、匾额也是开封书法艺术得以展示的亮点。“无远弗界”、“声震天中”的鼓楼匾额在开封家喻户晓，张贞、陈玉璋等人的招牌，以及书法家们的戏牌等等，在所有实用的文字中都无不展现出开封书法家们的艺术风采。

 

    在这一时期，一般情况下的书法家都是以文人学者的身份出现，而开封的书法家在人们的感觉中似乎有着专业书法人士的身份。这种双重性也正是清代书法大家所具有的特点。清代以后金石、考据学的兴起，使得习惯于旧学的文人们既要“志于道”，又要“游于艺”。而此时的“艺”不仅仅是要“游”，而是一种要认真做的真正的学问。开封的书家们自然是要做这种学问的。且不说在史学、哲学、音韵、地理、宗教、诗词、方志学等方面多有著述，而且在金石、考据、杂著、文字、书法等方面的著述也颇为丰厚。如丁康保的《静宧墨忆》，萧亮飞的《遇园杂著》，靳志的《居易斋文存》，许钧的《碑志考》，武慕姚的《流水觚谭》、《氈椎闲话》，李白凤的《李白凤印谱》，于安澜的《画论丛刊》等。这一时期，很值得一提的是关百益先生，他被郭沫若誉为近代考古学先驱，主持了两次殷墟甲骨文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生著作、论文很多。关先生曾师从著名学者罗振玉，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以及书画均有深邃的造诣与建树。

 

    从1928年至1937年，董作宾等率专家先后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许多学者都参与到甲骨文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中，并出版了研究甲骨文的著作。开封学者朱芳圃、关百益、许敬参、何日章等均参加了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工作。1933年，朱芳圃著有《甲骨学文字编》，次年著《甲骨学商史编》；关百益著有《殷墟文字存真》共八集，每集选印百片。1936年，许敬参著有《契文卜王释例》。董作宾堪称甲骨学研究执牛耳者，出版了多部甲骨学研究著作，1933年出版了在学界振聋发聩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首先对商后期273年的商史的研究理出了头绪，他所构筑的“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至今还是国内外甲骨学界和商史研究普遍使用和承认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