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武县是千年古县，县名来源于三千年前武王伐纣这段历史。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武王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从陕西出发；公元前1044年１月３日，武王的军队渡过孟津；周武王军队在孟津渡河后，从孟县向东至温县和武陟西南部的沁河南岸，因连日大雨，沁河暴涨，便沿沁河南岸北上，在沁河出山口附近过沁河，经沁阳、博爱、修武进入获嘉和新乡。公元前1044年1月９日，牧野之战灭商。从武王的军队渡过孟津，到牧野之战爆发，只有七天时间，焦作修武到新乡牧野，大约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也就是说，武王的军队在焦作境内的活动时间，也就是五到六天，停留的客观原因是天降三日大雨。

    西汉韩婴在他的《韩诗外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武王伐纣，到邢邱，盾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惧，召太公问之，曰：“意者纣未可伐乎？”太公对曰：“不然，折者为三，军当三分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兵也。”乃修武勒兵于宁，更邢邱曰怀，宁曰修武。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大军渡过黄河来到刑邱（今温县）时，通行的大桥忽然一折为三，而且接连下了三日三夜的大雨。武王心里有些害怕，难道是以下讨上的行为触怒了上天？不然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情？于是他召来姜太公，问道：“桥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上天之意是不是不能征讨纣王？”姜太公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因为纣王的行为已经天怒人怨了。桥折为三，上天是叫我们把大军分为左中右三军；天雨三日不休，是上天体怜大军远征疲累，而以甘霖洗刷征尘，让我们休整一下。”

    武王大悦，于是传命大军。到宁地修兵勒武（修整兵器，操练军队）。宋人编著的《舆地广记》中说：“修武，本商之宁邑，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更名修武。”这是修武县名来源的传统解释。但根据史料记载及考古研究分析，修武县名来源应当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古人重视天人感应，武王伐纣途中经邢邱（温县）时“桥折为三”，武王心中惶恐，认为伐纣这种以下犯上的弑君行为，是有违天意，大逆不道，心中有很大负罪感。因为两年前，即公元前1048年，武王曾在黄河南岸的盟津（孟津），举行誓师仪式，即“盟津之誓”，史称“八百诸侯会盟津”，进行了一次灭商的实战演习和总动员。当时武王认为自己的德行尚不够，所以引兵暂退。这次灭商大军浩浩荡荡地渡过盂津要向商都朝歌进军之时，商朝属国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两兄弟，以未葬文王为不孝，以臣杀君为不仁为由，拦阻周武王不要去灭商。劝阻无效，商朝灭亡后，伯夷、叔齐兄弟为保守自己的气节，竟然愤而不食周粟，兄弟俩逃到偃师市境内的首阳山，过起了隐居生活，整日在山上靠采集野果为生，朝不保夕，最后兄弟俩活活饿死在首阳山上。可见，武王伐纣这种以下犯上的弑君行为，在当时就有很大非议与阻力。

    牧野之战前，周武王历数了纣王的六条罪状：酗酒；不用贵戚旧臣；重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这六条罪状并非大罪过，不足以成为纣王被杀的充足理由。纣王“酗酒”，无非是因为殷人本来好酒，而纣王可能酒量特别大些，喝的酒特别好些。而“不用贵戚旧臣”，实际上是以纣王之兄微子启为首的一部分年长的、原来有权利的人，在纣王即位后和纣王对立，没有握重权，心怀不满，把它加在纣王头上，被周人利用来宣传的。再说“登用小人”，实际上是滥加罪名。殷代末年，破格用人，提升奴隶为大夫卿士的确是纣王，但这应该是进步的措施，他的极盛的武功，他对民族发展、文化发展的不朽功劳，和这个措施是分不开的。至于“听信妇言”，更只是反对派的造谣和周人的少见多怪。殷代有能力的女性是很活跃的，卜辞中出现的女性就很多。例如武丁的妃妾妇好，能带领万千人去打敌人，连武丁的名将沚盾戈都受她节制。第五条罪状说纣王“信有命在天”，而第六条罪状又说他“不留心祭祀”。据出土的卜辞证明，帝乙（纣父）、帝辛（纣）时的祀典在殷代是最为完备的。

    近年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显示，历史上真实的纣王并非如后世《封神演义》中描写的那样荒淫无道，一无是处。《史记》中对商纣王的描述说，“帝纣资捷辨矣，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毛泽东曾说：“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纣王伐东夷，打了胜仗，但损失也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毛泽东在这里把纣王帝辛与秦始皇相提并论，而现代学者已考证了一个事证：秦国乃是商人后裔所建，秦始皇便是帝辛的后裔。当代学者钱文忠说，商纣王曾经做出了四大贡献，“第一，他开拓了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第二，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反对神权；第三，打破奴隶主的世袭制，大胆提拔新人；第四，商纣王对于古代中国的统一提供了思想和物质上的基础，更是统一中国的一位先驱。”因此，“历史上真正的商纣王不仅高大威猛，力量无穷，还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

    武王灭商后仅在商都朝停留了一天，就急速“罢兵西归”，在灭商后的第八天便回到了先王帝喾的老家，并在此休整、息偃戎师达两个多月之久，此地后称偃师。《尚书》中记载，“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这段话是说，一月壬辰日，月亮大部分没有光辉。度过第二天，是癸巳日，周武王早晨从周都镐京出发，前往伐殷商。四月，月亮才开始放出光辉，周武王从商国归来，到达周国丰都。于是停止武备修治文教，把战马放归华山南面，把服牛放回桃林郊野，明示天下不再使用。偃师地名来源及《尚书》这些记载说明，武王灭商后便开始修文偃武，提倡文治，与民休息。他对商纣的后人武庚并未诛杀，而是封武庚于殷地（商丘）。

    从武王灭商后的修文偃武行为可以推测，武王在灭商前应当有种修文偃武的思想萌芽。当武王在邢邱（温县）遇雨，在宁邑（修武）修整，除操练各诸侯盟军的战阵队形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给纣王一个悔过自新时间，一个最后改过的机会。唐朝薛逢《九日曲池游眺》：“正当海晏河清日，便是修文偃武时。”

    修文偃武中的“修”应当是“休”的通假字，“武”字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武字从止,从戈，意思为人持戈行进，本义:勇猛;猛烈，引申意为武器、武装、军队等。修文偃武意思是提倡文教，停息武事。明崇祯时彝族首领安位归降，取《尚书·武成》中的“偃武修文”一语在贵州设修文县。由此看来，修武县的得名，除了修兵勒武的传统解释外，应当还有修文偃武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