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阳峪窑是宋代北方窑口的一个佼佼者，愈来愈受到世人重视。本文从四个方面予以探索，以澄清有关模糊或错误认识。

    关键词：古陶瓷研究当阳峪窑模糊认识

    当阳峪窑，一个不再陌生而依然神秘的名字。

　　这个优秀的窑口，自1933年由在焦作英福煤矿工作的英国“收藏家”司沃露发现以来，由于我国家积弱，无暇顾及，遂屡遭各国盗掘。英国人、瑞典人、日本人纷至沓来……掠夺者在窃喜、惊叹之余，也开始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院季刊>>(1933-1935年合订本)、瑞典学术杂志<>(1943年，第3期)、英国<<东方美学>>(1948年第1册)、<<北宋的修武窑>>(日本，小山富士夫)等刊、文上以种种溢美之辞盛赞当阳峪窑。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河北一带搜购古物的商人，不断地把碎片运到北京，北京厂肆中人，亦以当阳出品可以获大利，于是利之所在，就搜罗及于碎片，装以锦匣亦可得到高价。”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陈万里先生认真调查了当阳峪等窑后，分别在<<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和1954年的第4期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章：<<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和<<谈当阳峪窑>>。在这两篇文章中，陈万里先生认为“此处出品，极为复杂，实在是宋瓷中最优秀的民间瓷器。”“就釉色论，光润显亮，是别的地方所不及的。”“观台的花纹，不如当阳的流丽，色泽亦远不如当阳的光润，可见技巧方面，观台远落在当阳之后。”“不过无论如何，当阳峪窑在剔划方法的制作上，是达到了最成功的一个阶段，那是不必再有什么怀疑的。”“总之，当阳峪窑的作品，向来是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因之如此一个重要窑场，是被忽略了。我以为在黄河以北的宋瓷，除曲阳之定，临汝之汝以外，没有一处足与当阳相媲美。磁州的冶子窑以及安阳的观台窑终逊当阳一筹，而一切文献所列举的磁州窑或是磁州型的瓷器，毫无疑问的有一部分是属于当阳峪，也就是说，磁州窑的荣誉，应该有一部分归于当阳峪。”这是在当阳峪窑研究史上由国家组织，权威发布的关于当阳峪窑的较为系统、全面的评价。

　　1962年，叶喆民先生赴当阳峪窑实地调查，在掌握了大量详实资料后，撰写了洋洋洒洒万余言的<<当阳峪窑考>>，发表于<<中国陶瓷>>1982年第一期。叶喆民先生认为：当阳峪窑“其中精品真作到了白如凝脂、黑似刷漆的程度。”“以定窑在当时声誉之重与当阳峪窑制品之精，加之两处相距匪遥，难免相互模仿制作。因而，存在着白釉、黑釉、酱紫釉、白地绘黑花以及灰白、灰褐、绿地剔划花等类似现象是自在其中的。”“虽然它的上限并不比上述几个地方窑更早，但在某些产品方面却有着后来居上，出类拔萃的卓越成就，反映出这一民间窑同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丰富的创造力。……其装饰如绞胎釉、剔刻花等虽是继承了传统技法，但能在原料比较粗劣的不利条件下，善于利于化妆土和鲜明的釉料，做到粗料细作、精益求精，终能制出那样黑白分明、色彩出众的成品。可见它之所以能盛极一时，经久而不衰，并博得如此声誉，绝非偶然的了。”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事业，当阳峪陶瓷的收藏与研究持续升温，随着标本、器物的逐步增加以及研究的日趋深入，笔者认为：一些问题亟待商榷并澄清，以有助于广大研究者、收藏者、爱好者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个优秀的窑口。

    一、当阳峪窑、焦作窑与修武窑

    当阳峪窑，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当阳峪村，焦作市区北去太行山中三公里即到。史籍鲜载。<<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云：“怀庆府土产磁，河内、修武二县出，有窑。”顺治十五年<<怀庆府志>>云：“瓷，河内(今焦作市沁阳、博爱两县)、修武俱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一书亦有类似记录。它无详述。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记录是北宋元符三年至崇宁四年(公元1100-1105年)当地所立之<<怀州修武县当阳峪村土山德应候百灵庙记>>之碑文：“时惟当阳工巧，世利兹器，埏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口。”可见，至少在北宋中后期，当阳峪已是“世利兹器”，工精匠巧了。而且烧制规模已达到窑头百余家，据当地传说有360家员外，从事专业烧造的工匠达万余人。由于清代英国福公司在焦作一带掠夺煤矿资源，英国人司沃露从1933年开始借工作之便乘机搜罗当阳峪窑精品，并邀请瑞典工程师卡尔贝克前来考察。卡尔贝克还专门撰写了考察报告，他们均称当阳峪窑为“焦作窑”。而美国则一概称为“磁州窑”。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慕名而至，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搜罗，并认为定、汝、磁、龙泉诸窑均以县为名，所以当阳峪窑理所当然应为“修武窑”。以上诸论从者均有之。而当时，在北京的收藏界，当阳峪窑的名字已经愈叫愈响。对于这个问题，叶喆民先生已有专门的论述，并云称当阳峪窑者，基于约定俗成之理由。今旧事重提，在于进一步统一认识，以有助于当阳峪窑的深入研究与宣传。

    二、当阳峪窑与当阳峪窑群
 
    随着对当阳峪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感到对它的认识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当阳峪村这个中心窑场上。根据我们多年来的实地调查研究，在焦作市所辖之豫西北太行山南麓，七百多平方公里浅表山区的沟壑之中，自修武县往西，经焦作市区北部、博爱、沁阳两县，直至济源，并与山西晋城古瓷窑紧密相连，星罗棋布着一个宠大的古陶瓷窑群，目前已发现具有相同风格的窑口60余处。这片沃土宋属河北西路，金为南怀州，元为怀孟路，明清为怀庆府。历朝历代行政沿革、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的统一，为这互相依存的六十多座窑口形成一种全面、统一而又丰富多变的艺术风格，奠定扎实的基础。比如：绞胎瓷为当阳峪中心窑场的大宗产品，而在距其西南约4至5公里的现属焦作市区的矿山窑和恩村窑则也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绞胎产品。而中心窑场西南，焦作市中站区的西王封窑则发现了更具绚烂艺术风格的褐地剔白花红绿彩加黑开光的大盖缸以及色彩靓丽，风格明快的绞化妆土(世人多误称为绞釉)产品。中心窑场往西20余公里的柏山窑，则以大量的绞彩(世人多误称为绞釉)产品而著称，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说：当阳峪窑是当阳峪窑群的中心窑场，我们常说的当阳峪窑即是指此窑场，但它并不能囊括这个窑群的全部，当阳峪窑与当阳峪窑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三、当阳峪窑及其窑群的创烧年代

　　关于创烧年代问题，现在可以明确地说，当阳峪窑群中心窑场及其周边窑场的创烧时间至少应定在晚唐。叶喆民先生在论及当阳峪窑与密县窑、登封窑、耀州窑之关系时，指出：北宋晚期(崇宁四年)“当阳峪还处于‘蠲日发徙，远迈耀地’，向外学习的初期阶段。”还指出：“需要提出探讨的还不是曾否交流学习技术，而是学习和交流什么技法的问题。”这种结论的依据来自于当阳峪窑神碑。然而这一种说法，既有违于碑文本意，又不符合考古实物证据。当阳峪窑神碑明确指出：“时惟当阳工巧，世利兹器”，说明当阳制陶瓷世世代代，由来已久，而不是建庙立碑祀窑神的崇宁四年才有陶瓷的制作。碑文接着又说：“埏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口。”当时的专业制瓷工人有万余，可见其窑场规模之大，再接着看“或作一日，□都户温良，昆仲聚众而议曰，尝闻水之有派，必因其源。……吾徒世事此业，岂可忘其本乎？于是允协众意，欣然翕從。遂蠲日发徙，远迈耀地”这说明当年当阳峪窑工远迈耀地纯属偶然，就是为了“世事此业，岂可忘　本乎？”于是采取措施，到耀地“观其（窑神百灵翁）貌，绘其神仪，廼立庙像于此焉。”从而可以“春秋祀之”，香火不断，保佑当阳峪窑生意兴隆。

    从实物标本来看，近年来，焦作当地收藏家在窑址上采集到了一定数量的唐、五代时期的器物标本，有白釉、青釉，有些还具备明显的钧瓷特征（附图）。在窑群南部的店后窑、定和窑，采集到了一些土黄釉饼形底和白釉玉壁形底碗、罐残片，这说明当阳峪窑及其周围窑场至少在晚唐五代已始烧造。而根据碑文撰写时间及所述当阳峪窑盛况，结合窑场上大量北宋中晚期堆积，说明当阳峪成熟、兴盛于北宋中晚期，也是没有疑问的。

    四、关于“铜色如朱”

　　“铜色如朱白如玉”，这是江南提举程筠为了祝贺当阳峪建庙立碑而做的一首长歌中的半句，前文大意为赞叹当阳峪窑的铜药、巧匠，这一句完整内容是“开时光彩惊奇异，铜色如朱白如玉”。这是了解当阳峪单色釉技术极重要的一句话。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人司沃露撰文写到：“崇宁年间烧制的瓷器光泽非常好，……虽然烧制各种色釉，但以红色和白色最好，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人小山富士夫对于这个问题迷惑不解，他撰文道：“这里所说红色瓷器是指赤绘还是指紫定那样柿釉色的瓷器现在也搞不清”，现在看来，赤绘首先是要排除的，我们知道，赤绘即红绿彩，乃多色釉器，而非单色釉。司沃露文章里提到的红色釉明显与白色釉相对比，是一种单色釉器。到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实物资料的匮乏，陈万里先生亦云：“不过红为朱的色釉，是怎样一种作品？”他只好将这一历史悬疑，交给后人解答。1982年，叶喆民先生在<<当阳峪窑考>>一文中则明确指出“应该说就是指的用还原铜烧成的‘钧红’釉。”我们知道，所谓钧红，是钧釉窑变而成，非单色釉。联系上下文，“铜色如朱”之意显为加入“铜药”而烧造出的色釉红如朱砂，而与它相对的白色釉则白如凝脂、温润如玉。当阳峪窑几次大的取土方工程、考古发掘以及零星的施工出土，均证实了当阳峪窑的酱、红、紫等高温细白胎单色釉器为其大宗产品，从实物上证实了“铜色如朱”实在指的是类红定的高温单色釉器。

    作者简介：原雪辉（1970－）河南焦作人，文学硕士，焦作大学讲师。现为大河网高古陶瓷论坛版主，河南省收藏协会古陶瓷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古陶瓷》编辑，中国当阳峪古陶瓷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