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古称覃怀、山阳，是黄河文化的中心地带，也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其中的忠孝文化世代相传，源远流长，忠孝人物不断涌现，数不胜数。从2000多年前的汉孝子董永到今天大孝至爱的道德模范谢延信，他们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产生如此感动全国、影响深远的传奇人物，不是什么偶然现象，而是焦作这块忠孝文化的肥田沃土和强烈氛围必然出产的丰硕成果。
在古覃怀的商城遗址出土文物中早就发现，远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卜辞中就出现了“孝”字。这说明在殷商时代，焦作人就已有了孝的观念。这种观念首先来源于血缘亲情，这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然感情。对于父母的生育培养，作为子女，孝亲还报养育之恩，当属人类的本质属性，即古今人类普遍共存的一种社会现象。
正是基于人们对父母的孝敬恭顺感情，被古覃怀的统治者和文人发现“孝亲”在家庭团结稳固，社会秩序安定中的决定性意义，进而发展成了孝道思想，并将孝道演变成为一个充满政治内容的道德范畴，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可以毫不费力地顺着孝道的脉络灌输到人们中的头脑中，春秋时期，古覃怀的思想家、理论家、教育家卜子夏（今焦作市温县卜杨门村人）集这种思想之大成，发表学说，教化民众，完成了对孝道的创立，并在古覃怀广为传播，为焦作的忠孝文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注重孝道是焦作人民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这个道德传统从孝的自然现象转化为人的孝的念头，再由孝的念头发展为孝的观念，孝的观念经过思想家、理论家的归纳、升华、创立了孝道。封建统治者利用孝道，把孝父母扩展为忠天子、爱国家，推行以孝治天下，因此出现了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的广泛孝行，随着对孝行的表彰、传播与教化，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忠孝文化。封建忠孝文化发展、变革到今天，就成了现代忠孝文化，不管形式与说法如何变化，内涵仍然还是孝父母、爱国家。焦作的忠孝文化就这样走过了300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依然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西汉统治者积极倡导“以孝治天下”，设有“孝悌力行”一科，实行察举孝廉制度。凡孝行昭著者，由各级举荐，朝廷授予官职荣誉。正如《孝经纬》中所说：“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忠孝成了当时社会上的强大风气，人人以忠孝为荣。在这种强烈氛围中，在焦作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孝子，卖身葬父的董永（今焦作市武陟县小董村人）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刘秀南阳起兵反王莽，屡战屡败，逃到怀县（今焦作）这个忠孝之乡后，得到了怀川忠义百姓的广泛支持，站稳了脚跟，就在当地（今武陟县大虹桥乡土城村一带）建立了战时大本营，称之为怀都。刘秀以此为转折点，依靠怀川忠义百姓的全力支持，攻占了洛阳，当上了皇帝。刘秀登基当了皇帝后，让天下人诵《孝经》。《孝经》把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因此，所谓孝，就是从狭义的“孝父母”扩展到广义的《忠天子》。在家为孝子，在世为良民，在国为忠臣。尽孝是尽忠的前提，尽职是尽孝的发展，尽忠是尽孝的结果，忠孝两全自然是最完美的道德境界。如果一个人在家基于血缘感情，接受了孝顺父母的家庭教育，那么进入社会，就会产生对官长、对君主的绝对服从的政治伦理要求，完成一个自然人到一个社会人的顺利过渡。在家孝父母，在世就自然服从官长，为官就必然忠于君主。将孝于父母长辈的家庭宗亲伦理情感转化成忠于国家朝廷的政治道德观念，由家到国完成了情感转移，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异端思想消弭于无形，这就是忠孝文化的精髓所在。
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农历十一月初十日，光武帝刘秀在怀都（今焦作市武陟县大虹桥乡土城村）的怀宫中下旨封董永为天下孝子之典范，颁令全国民众仿效，以孝来治理天下。在历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孝”中，除了舜之外，名气最大的也只有董永一人。“董永”两个字，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人名，他已成了孝的化身，矗立在中国人的心中。可以说，为了广泛推行和强化孝道，于是自然而然产生了忠孝文化，忠孝文化中需要有典型人物。在平民百姓看来，董永是穷苦农民的代表。在统治者看来，董永是忠诚的典型，各种因素结合产生了共同合力，能为统治者和百姓们共同接受，所以这个典型人物便圈定了董永。
董永是一个以孝行著称天下，虽举过孝廉，得到过全国性的荣誉，却没有做过官的普通百姓。朝廷、官方出于统治人民的需要，把他作为忠孝文化的典型人物来加以拔高、塑造与神化，最终把他塑造成了孝的化身。民间百姓把董永当成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的代表，集中反映了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所以他的故事最能引起劳苦大众的强烈思想共鸣，具有不可扼杀的强大生命力，因此能够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永不磨灭、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