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锣戏”,”宛梆”、”大弦戏”为代表的河南濒灭剧种,在历史上都曾有过兴盛的历史,在当地有过较大影响。对河南的民俗文化、戏曲文化的形成作出过较大贡献,是研究中原文化、戏曲、音乐、美学、民俗的珍贵资料。
关键词: 河南 濒灭剧种 民俗文化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历史上,曾先后有十六个朝代在其域内建都,使河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河南又是黄河文化和中华民俗文化的发源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河南劳动人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璀璨夺目的中原民俗文化。
一、 中原民俗文化的特色
河南历代以农业经济为主,以”儒学”为核心的农耕文化一直占主导地位。这里的人民自神农氏教民耕作、黄帝创建村落以来,数千年来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小农经济、恬淡自给、民风淳朴、崇礼习尚。这里每一处村落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一般是一村一姓,聚族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乡里乡亲,互爱互助。河南人民民风淳朴、勤劳善良,历来能歌善舞。繁重劳作之暇,击杵作乐;兴致勃发之时,起而为舞。农闲季节,或聚街头巷尾,或汇宗庙祠堂,吹拉弹唱,歌舞自娱。丰稔之年,邀班做戏,场院村头,演唱歌舞和村坊小戏,娱神娱人兼而有之。
十里八乡之间则兴集市和庙会,并且有会必搭台唱戏。集市有大有小,或逢单或逢双,村民到集市买卖或闲逛,俗称”赶集”。庙会则固定在每年春秋的一些好日子,每逢大集和庙会,人烟辐辏,摩肩接踵,除进行物资交流和宗教祭祀以外,还举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中原各地大量兴起集市和庙会,和以此为中心形成的集市文化和庙会文化。集市文化和庙会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世俗文化、农民文化。据清丰县县志载:”每逢春祈秋报,或庙会之时,百姓们总是敛钱兑款、张灯演戏,以至通宵达旦。”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庙会”不仅是促进物资交流的农贸市场,而且对农民群众来说,”春祈秋报”虽不肯定能换来”人丁兴旺,四季平安”或”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效应,但”百日之劳,一日之乐”,这里却未尝不是获取知识和得到艺术享受的最佳场所。正是这种社会基础广泛的集市文化、庙会文化、戏曲文化为中原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二、 河南濒灭剧种的兴衰过程
中原戏曲文化源远流长。贾湖(舞阳)出土的八千年前七孔骨笛至今仍能吹奏出美妙动听的曲调旋律;帝丘(濮阳)出土的六千年前贝壳巨龙原始形态依然是戏曲服装的主要图饰;殷墟(安阳)出土的三千年前的契刻文字舞,分明是一种手舞足蹈的表演形象;韩都(禺县)出土的两千五百年前的驱傩青铜面具,堪称当今戏曲脸谱的远古踪觅。这说明,河南形成戏曲艺术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夏商,乃至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之前。
从中原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实际来看,周代的《大周》就是一部有故事、有人物的歌舞音乐。南阳汉画中的《东海黄公》已由角抵而发展为有人物、有故事的角抵戏。到了北齐,河内的《踏摇娘》就是采用了民间歌曲演故事的类型,已被人们认为是戏曲的雏形。宋代的杂剧,已经有了较为固定的戏曲角色分工。温县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杂剧砖雕,五个角色分别为参军色、装孤色、引戏色、副末色、副净色。北宋杂剧《目连救母》综合戏曲、杂技、武术于一身,有锯解、磨研、开肠、剖肚带彩特技,服装、道具、化妆、表演均有独特之处,形成了河南最早的戏曲形式。
明、清时期,是河南地方剧种发展的黄金时期。清末明初的战争与灾荒,使中原人民饱受摧残。到了清康乾年间,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广大乡村的集市庙会得以复兴,春祈秋报、敬神还愿、喜庆丧葬等民俗活动得以恢复,戏曲活动也随之发展兴旺起来。
河南濒灭剧种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发展起来的,如:康乾年间兴起的”锣戏”、”怀梆”、”怀调”、”宛梆”、”大平调”、”大弦戏”;道咸年间的”北调子”、”二夹弦”,”卷戏”、”道情”、”花鼓戏”、”咳子戏”;同光年间的”四股弦”、”羊羔戏”、”四平调”等。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商行、会馆遍布各地,”赛社”、”庙会”发展迅速,戏曲班社如雨后春笋,河南地方剧种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争奇斗艳的大好局面。当时,在中原较有影响的剧种有”锣戏”、”大平调”、”大弦戏”。锣戏的活动范围遍及中原,各地都有锣戏班社的演出,传统剧目达四百余出。康熙二十九年《上蔡县志》载:”两淮风土,自秋成以后,冬月以至新春三四月间,无处不以唱戏为事。男女杂沓,举国若狂,风俗之偷,莫甚于此,卑职目击心伤,力为严禁,一切清戏、锣腔、尽行驱逐。”民国十六年浚县吴世勋著分省志《河南》一书中提到:”锣戏,黄河两岸有之,乐器以铜笛为主,唱后有讴,类越调。唱字简直,似河南梆子。鄙俚猥杂,极可哂。”清乾隆十八年《郾城县志》中更记载了当时演唱锣戏的盛况:”赛神招梨园,其名锣戏只著,最俚鄙淫秽,民间尤尚之。百货俱集,男女杂逐,一村演戏,众村皆至,各招亲厚者,酒食款待、流连宴乐。移它村,亦如之。转相矜耀,有一时至五六部及十余部者,糜费不资。或一村不能演锣戏,众皆鄙之,村人自以为耻。”以上志载说明锣戏在当时河南民间广泛流行,深受民众喜爱。但由于统治阶级的禁止和无情打击,锣戏的发展受到限制。到清末民国时,锣戏已陷入低潮。随着锣戏逐渐走向衰落,大部分传统剧目失传,唱腔音乐也随之流失。解放后,党和政府虽然对锣戏进行了抢救和保护,但锣戏始终限于民间演出,没有正规团体。并且活动范围越来越小,目前,仅在滑县找到一个民间锣戏剧团,演出剧目很少。
“大平调”、”大弦戏”是流行于豫东豫北的地方剧种,均发源于”郑卫之乡”的濮阳一带。清末民国时,豫东豫北一带戏曲窝班林立,演出团体众多,仅”大弦戏”就有十八个戏班,分”礼”、”敬”、”旺”三门;”大平调”在康熙年间已有正式班社,而且登高台作营业演出,至于民间”板凳头”班,仅濮阳就有刘五星、东白仓、陈屯、岗上、沙窝等数十班。其班社的活动范围东至济南、西达太行、南逾黄河、北抵石门的整个中原地区。光绪年间是豫北地区地方剧种发展的黄金时代,滑县、南乐、清丰、濮阳、台前相继建立柳子、高调、大弦戏、大平调、二夹弦、落腔、四平调等十几个剧种,七十余个班社一百余名名角,在濮阳市巡回竞技。其中南乐万家、清丰洪家、濮阳范家平调班,实力雄厚,名角云集。至今留有”南乐万、清丰洪、濮阳有个开川平”之佳话。
万家班红脸傅新学,声传三里,腔贯满台,是清丰、南乐、东平、濮阳、长垣首屈一指的红脸王;老旦夏凤山、小生董兴、黑头叶德盛、名丑三刺猬均驰誉豫北、鲁西和冀南。
洪家班黑头宋西灵,声宏腔亮,唱做双优,以演《夜战马超》、《古城会》、《鞭打督邮》等七个张飞闻名;名丑三狸猫李太林,演《时迁盗墓》,其”吊辫子”、”沿铡”等特技为艺人传为佳话。
濮阳大弦戏名生党复修以《古城会》、《下南唐》、《华容道》享誉黄河两岸,一人挂三班头牌。
这些民间艺人用戏曲演唱形式表达思想、陶冶情操、抒发情感、寄望未来,歉年又是养家糊口的重要手段。千百年来,戏曲养育了万千艺人,艺人用血汗灌溉了戏曲艺术,二者同舟共济、相依为命,共同创造了绚丽夺目、五彩缤纷的地方戏曲艺术。
“怀梆”、”怀调”、”四股弦”是流行于豫北一带的地方剧种,”怀梆”流行于豫北怀庆府(沁阳)一带,是在当地民间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吸收梆子声腔艺术而形成的。从北齐的《踏摇娘》在怀庆府的产生,到宋、金、元杂剧砖雕在沁阳一带不断发现,说明这里的戏曲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怀调流行于彰德(安阳)、卫辉、顺德、广平、大名五府,故有”五府怀调”之称。清末民初,怀梆、怀调发展比较兴旺,班社众多、行会如林。不仅怀庆府八县,就是安阳及豫西,河北南部,山西东部也有”怀梆”、”怀调”的足迹。
沁阳县的怀梆戏班,一般分为海神班和江湖班。海神班是以敬奉”海神”的名义组成的行会戏班,又称为”行戏”,多为有权势的官绅把持,如”义乐社”、”同乐会”、”傅清会”等组织,各有自己的海神班。江湖班,是指常在村乡跑高台的怀梆戏班,多为迎神赛会演唱,也唱庆寿戏、贺喜戏、还愿戏等。怀调也有众多班社,在群众中享有声望。并且怀调艺人们自己组织了”怀调行会”,会所设在安阳朗神庙内,每年七月七日,怀调各班云集于此演唱三天,谓之祭典,这在当地有较大影响。怀梆、怀调以”袍带戏”为主,传统剧目各有三百余出。解放后由于各种原因,豫北的几个小剧种逐渐衰落。目前,面临着濒灭的境地。
“二夹弦”、”四平调”、”道情”、”花鼓戏”、”咳子戏”等都是从道咸年后在豫东民间发展起来的小剧种,大多从安徽、江苏一带的”花鼓”、”道情”加上当地民间曲调演变而成。活动范围主要在豫东一带,所演剧目多是公子遇难、小姐招亲、儿女情长、家庭生活的小戏。角色行当主要是生、旦、丑,属于”三小戏”。这些剧种语言通俗,曲调清新,演唱时真假嗓结合,清新柔和,轻快飘逸,深受青年男女的喜爱。
以”锣戏”、”宛梆”、”大弦戏”为代表的河南濒灭剧种,在历史上都曾有过兴盛的历史,在当地有过较大影响。对河南的民俗文化、戏曲文化的形成作出过较大贡献,是研究中原文化、戏曲、音乐、美学、民俗的珍贵资料。但濒灭剧种普遍存在剧种小、传播范围小、艺术水平停滞不前或发展缓慢等问题。目前,河南濒灭剧种都衰落到”天下第一团”的境况。
能正常演出的,只有”宛梆”、”大平调”、”道情”三个团;不能正常演出的有”大弦戏”、”怀梆”、”怀调”、”落腔”、”四平调”、”二夹弦”;还有像”花鼓戏”、”咳子戏”、”羊羔戏”、”四股弦”、”锣戏”、”羊羔戏”、”北调子”等几个剧种,已没有正规剧团,没有象样的演出,也很少有人会唱,只能作为戏曲文物来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现代多元文化的传播,群众的娱乐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戏曲一统天下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戏曲观众的分流已成不争的事实。如何针对河南濒灭剧种现状进行抢救和保护,这将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河南濒灭剧种的民俗文化属性
在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中原社会中,戏曲艺术的产生是那些非主流社会艺人共同创造的文化产业,它始终是以社会的中下层人物为表现主体,以中下层人物为表现对象的下层文化产业。所以,戏曲在产生之初就打上了民俗文化的烙印。纵观中原濒灭剧种发展史,有三种因素决定了其民俗文化属性。
1、生产戏曲的土壤。2、生产戏曲的内部环境(艺人和团体)。3、生产戏曲的外部环境(集市文化和庙会文化)。
中原大地上曾产生过原始社会的图腾舞、巫舞、傩舞。这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创造的民俗文化萌芽。它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表现形式,与戏曲歌舞演故事的表现形式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无论是中原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产生的”桑间濮上”之音,还是具有民间生活情趣的”郑卫之音”,都是以生动活泼载歌载舞的形式得以蓬勃发展;汉代流行的”乐舞百戏”表现了民间艺人的高超技艺;北齐至隋末产生的戏曲萌芽《踏摇娘》和《兰陵王》都是产生于黄河以北地区的民间创作,后流入宫廷;宋代的民间杂剧小曲是中原民俗文化的结晶。中原有着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底蕴和丰厚的戏曲文化积淀,形成了濒灭剧种产生发展的文化土壤。
清康乾年后,中原地区戏曲艺术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地方小剧种如雨后春笋,争奇斗艳。伴随着整个戏曲活动的迅猛发展,河南民间戏曲窝班和戏曲班社大量出现。窝班是民间组织和培训的优伶习艺演出的主要团体,它分工细致,结构严密,训练有素。
这些民间窝班多由乡宦、士绅、商贾出资供养。供养戏曲窝班的重要目的在于演戏,即自娱、娱人和娱神。这一时期中原较有名气的窝班有濮阳”范家班”、清丰”洪家班”、邓县”房里戏班”、通许”清锣班”、滑县”兴庆班”等。
窝班的出现推动了民间戏曲艺术的传承和繁盛,培养了大批戏曲艺术人才,促进了戏曲艺术水平的提高,为中原地区小剧种的兴起与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窝班供办者和教授者在文化、学术、艺术创新和市场经销等观念中所表现出的特殊性,决定了窝班只能挣钱、赶场等过分世俗化的价值中实现自我。窝班艺人多是贫寒子弟,文盲居多,学艺多靠口传心记,自身综合素质和小农经济的思想境界,影响着他们对人情、事理的参悟和表现。他们把戏曲实践看作是他们戏曲理念的最充分表达,这种打在地方戏曲上的农民意识烙印,使得他们在戏曲创作上缺乏京剧、越剧、豫剧的严谨和完善。这是河南濒灭剧种在发展的道路上总是显露出某些不合时宜的尴尬。
戏曲,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鄙弃,以”淫词不书以崇正”销匿于志书,以”鄙恶败俗”而禁限。观者斥为”愚夫愚妇”,演者贬为”下九流”,一人从艺满门皆辱,与人言谈均降辈份,死后不准入祖坟。宣扬”王八戏子吹鼓手,好人不在台上走”,使历代艺人蒙受了难言的灾难。
旧时戏曲班社的从艺者多为社会下人,有赤贫无力谋生将子女送科班或被拐卖入科者;有梨园世家随亲从友学艺为生者;有酷爱戏曲艺术抛家舍业从艺者;有被仇家胁迫走投无路寄身梨园避祸者;有因动乱流离失所、孤苦无靠、浪迹江湖串班从艺者;有身残体废无生活能力苟全性命从艺者;有因天灾人祸破产无着或逃避兵丁捐债被迫从艺者;亦有作恶丢丑、败坏人伦、无颜再见家乡父老躲羞避丑从艺者。政治上受社会歧视,经济上受官吏压榨,精神上受世人冷眼,一旦得罪权贵,立降杀身之祸。适逢晚岁,艺竭色衰,病老无靠,求救无门,偶遇战乱,班垮人散,寄身无所,抛尸异乡,这便是艺人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然而,他们却用屈辱创造了中原民俗文化遗产的珠光宝色,用血泪凝聚了璀璨卓越的中原地方戏曲艺术。民间戏曲本来即为民众最真实生活情态的流露,不识字的民间艺人为不识字的农民或少识字的城镇商贾演绎社会人生时,要想给予观众强烈震撼,就必须用商贩农夫认可的价值观来体认古今、洞察现实。这样,戏曲粗俗化、媚俗化的审美情趣和诲淫诲盗的思想内容便很难不在戏曲演出中有所表露,而正是这种民间窝班和戏曲班社里的民间艺人创造了富有中原民俗文化特色的中原戏曲文化。
清中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农村的集市庙会和城镇商业、手工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地兴建商会、会馆,集市庙会空前繁盛,戏曲演出异常火爆。据《如梦录》载:”各庙会场,搭台唱戏,建醮修斋,大街小巷,按时不断。””至迎春归,庄农、毛女,百二十行扮作各色杂剧。”明嘉靖《清丰县志》载:”立春前一日,伎艺之徒,广扮优孟故事,各村社之民,又以古庙为会,张采设剧,穷宵达旦。”集市庙会是融宗教、商贸、农时、文娱于一体的,通过庙会形式形成的集市文化和庙会文化和戏曲文化的有机结合,极大的推动了中原民俗文化的繁荣。
当时中原地区较大的庙会,有汤阴县和开封朱仙镇岳飞庙,商丘张巡庙,内黄县阎王庙,偃师县黄大王庙,临颍县小商河杨再兴庙,荥阳圣后庙,宜阳县都土地庙,孟县韩愈庙,南阳张仲景庙,社旗的山陕庙,登封忠岳庙,济源县和桐柏县的济渎庙等。并且有庙必有会,有会必有戏,各地每年的庙会少则百余多则上千。另外,传统的各种民俗活动也助长了庙会文化的蓬勃发展。河南民间所敬神祗种类繁多,若把每位神祗的诞辰日、归天日、得道日、敕封日等排列起来,便成了戏曲班社演出活动的时间表。
正如乾隆十二年重修《汲县志》所说:”至常年香火会,以敬神事……亦各有日期。正月初九里人朝黄花洞,或扮秧歌杂剧,或备酒盏聚饮,是日向泉寺依然,晚多放焰火。三月十八日济渎庙,二十一日城西龙王庙,二十八日东门外东岳庙,府城隍庙,四月十五日吕祖阁,西北天仙庙……五月十三日关帝诞,六月十五日城隍庙,九月九日小河坡庙,十九日西盐店大王庙,皆演戏。”就全省来讲,规模最大的会还是正月十五”灯节”的”乡会”,四月初八”浴佛节”的”走会”和七月十五”中元节”的”盂蓝盆会(鬼节)”。由于各地敬神类别民俗的不同,直接影响到点戏的选择。如:”应节戏”:正月初一演《甘露寺》,二月初二演《回龙阁》,三月初三演《蟠桃会》,四月初八演《百莲花临凡》,五月初五的《白蛇传》等。”禁忌戏”:有巩县白沙村禁《三上桥》,获嘉西留固堤忌《剐王莽》,荥阳县后丁村禁《乌龙院》,平舆县高楼村忌《铡郭槐》等。以及地方特色戏:在南阳一带,观众喜欢看诸葛亮戏,豫北供岳家戏,开封以东兴包公戏等。另外,属于”祁神”性质比较浓重的庙会戏,对剧种也是有所选择的。如重修《郾城县志》记载:”有一村不演锣戏,众皆鄙之,村人亦自以为耻。”又如滑县新集,二月十九祭”三奶奶”必演大弦戏,十月十六吴村关帝庙会必演大平调等。而南阳一带敬神则唱二簧戏,豫西敬神则唱”乱弹”。清末明初习以”三出头”敬神时,还曾把昆曲、青戏、卷戏作为正宗。大抵,那类清新活泼的民间小戏如花鼓、丁香、咳子戏、迷胡等,是不能敬神的,因为按照统治阶级的标准,这些剧种大多”情节荒谬”、”诲淫诲盗”,或逞”妖艳之情”,或传”邪辟之态”,演出会”亵渎神明”,”至于神怒”。由此可以看出,中原濒灭剧种的娱神功能和民俗文化同样有着不解之缘。
从濒灭剧种演出内容和艺术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地域民俗文化倾向。历史上,中原地区长期动荡,外忧内患,频繁的战事使人民饱受战争之苦。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民族英雄岳飞、杨家将、穆桂英、樊梨花、包公、牛皋等都成为后世地方戏曲的主要歌颂对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戏曲是民俗文化的产物,反映民众的心愿,与普通老百姓的喜好善恶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艺术形式上,这些剧种大部分是以粗犷豪放慷慨激昂为特色,以杨家将、包公戏、岳飞戏、绿林好汉、三国演义、水浒等”袍带戏”为主要内容,声腔多为板腔体,唱腔多用真嗓,然后自然接假嗓,曲调悲凉、豪放,擅长抒发激昂的情绪,给人以激昂、雄浑慷慨、悲壮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原文化凝重坚挺的理性精神,为豪爽豁达的中原人民所喜闻乐见。
农耕时代的广大中原群众,文化水平偏低,通俗易懂大众化的地方戏曲是其主要娱乐活动和接受教育的媒介。所以,对地方戏曲表现出极大热情。每到农闲季节,或聚街头巷尾,或汇宗庙祠堂,吹拉弹唱,歌舞自娱。丰稔之年,邀班做戏,”始以男,继以女;始以日,继以夜;始以乡野,继以集镇”。歌谣《演春台》道:”红男绿女杂沓来,万人攒动环当台。东家五百西家千,明朝灶洞寒无烟。”乡民嗜戏之甚,以至到了不顾”明朝灶洞寒无烟”的痴迷程度。这种演戏看戏的场面恰似一幅生动的民俗画卷,是民风民俗的生动呈现:”开台锣鼓敲响,人流之灯笼、火把涌来,坐的、站的,场边挂灯卖馄饨的、炒豆的、卖糖蔗的,台上唱台上的,台下吆喝台下的。青年男女台前’打撞浪’的,你看你听戏中的悲欢离合故事,我聊我评艺人演技的优劣。不看台上也行,目光睃上前街后村的俊男靓女,即是戏中有戏。或是忠奸善恶,当场评论;或是悲喜共鸣,苦笑成声;斥恶扬善,立马圈点。台上的演员讨钱,台下观众扔钱。戏不够,兴未止,重敲锣鼓再加戏。看不懂的问看懂的,没看明白的村巷院前互相补充点评。”(《濮阳志》)广大观众正是在这种如痴如醉的娱乐状态下,思想受到教育,观念得到更新,灵魂得到净化。地方戏曲与地方民俗文化的这种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可见一斑。同时,也由此确定了河南濒灭剧种的民俗文化属性。 原载《戏曲艺术》【原标题:河南濒灭剧种的民俗文化属性】
参考文献:
《中国戏曲志》河南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12。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河南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12。
《濮阳戏曲志》濮阳市文化局编1985/ 09。
《周口戏曲志》周口市文化局编1985/10。
《南阳戏曲志》南阳市文化局编1982/ 11。
冯建志:南阳师范学院音乐系副教授、河南民间艺术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