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启功先生的书法究竟好在哪里呢？

　　欣赏一件书法作品，不同人有不同的角度，笔者认为，从形质和气格（气质格调）两个方面来切入便可抓住关键。我们也可以把书法作品的形质归入物质层面，而把气格归入精神层面。从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来看,形质上变化万千，气格上也是多种多样，形质与气格虽然有密切的关联，但又不是一一对应的，往往有不同的排列组合，因而从理论上来说，书法艺术可以形成不可胜数的风格。启功先生的书法在形质上可用“清”字来概括，在气格上则可用“雅”字来概括。

　　细审启功先生每一件书法作品，无论是真书、行书还是草书，也不管是擘窠大字还是尺牍小楷，都能做到眉目清晰，笔笔分明，没有任何的纠缠、含糊，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清”的基本表现，大多数观者都很容易感受得到，无须赘述。形质上的“清”可以给人以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刚硬的、凌厉的甚至是颓靡的。这当然同笔法、字法和章法的不同处理都有关系。启功先生书法则通过“清”传达给我们一种雅逸之气。形质上的“清”和气格上的“雅”合起来构成了启功先生书法的总体风格。

　　这种“清雅”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杨守敬《学书迩言》中的一段话完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而余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这段话里一共包含了“五要”，正是这“五要”影响了启功先生形成了独特的“启体”风貌。

　　首先是天分，学习任何一门技艺并且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话，都需要一定的天分，这一点无需过多的论证，许许多多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就的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启功先生也不例外。

　　其次是“多见”和“多写”。启功先生少年时期便追随自己的老师学习书画，并且有机会向许多名家当面请益，又由于精于书画鉴定，过眼的古今书画名作不计其数。这极大地扩展了启功先生的眼界，再加上天分高，善于分析总结抽绎、举一反三，因而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剥丝抽茧，抓住书法的要旨和规律。

　　古人说：“字无百日工”，梁同书所说“多写”自然是就写字需要多下功夫而言的。启功先生从未说过自己学习书法如何用功，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先生大量的临帖作品中看出先生用功之勤。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坚净居丛帖·临写辑》，包括启功先生临写过的十种法帖，其中有一本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启功先生在落款中说：“一九六五年得明初拓此碑，日益习之，至今已临五本矣。一九七二年夏，启功记。”200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启功赠友人书画集》，其中有启功先生《王居士砖塔铭》临本，落款中说：“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十三日临第三本于小乘巷寓舍。”启功先生的临作一笔不苟，无一不神完气足。可见，要在某一方面达到一定的境界，仅有天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杨守敬在梁山舟“三要”基础上补充的“二要”看似虚无，而且显然不如形质那么令人有直观的感受，这也是当前一些把书法看成技术活的人难以入耳的原因。然而，这“二要”的补充非但不多余，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它对书法家气格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同时也是作品之所以具有持久魅力的关键所在。

　　启功先生的人品、学养早已有口皆碑。熟悉启功先生的人都知道，启功先生为人谦和，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学问涉及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语言文字、文物鉴定等诸多方面，不但广博，而且精深。

　　这样的人品和学养再配以梁同书所说的“多见”形成了启功先生特有的审美眼光，这种审美取向是形成我们所谓“清雅”书风的先决条件。所以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从不哗众取宠，完全是在博观约取中靠学问、人品一点一点地滋养出来的。

　　谁都无法否认，启功先生的书法风格独树一帜，如果把书法艺术比作一个百花园的话，那么，启功先生的书法一定是其中的一枝幽兰，无疑，这枝幽兰不那么绚烂、耀眼，但是它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却足以令人驻步流连……（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系副教授） 作者：李洪智【原标题：启功先生的书法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