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由章草而至今草、大草，自东汉张芝以降，历代书家精擅者代不乏人。草书较之篆、隶、楷、行诸体，于性灵愈见彰显，更显流丽、勃动、烂漫、飞扬，而至奔放、狂肆，无不形诸笔墨而心灵赏会。是故草书之兴盛衍进，实为中国书法之无边风月。

    余于书法偏好草体，谓其寻幽导胜，不可端倪而悦目赏心，细而言之，以为以一“奇”字可略数其美。

    一曰奇响。汉张芝《冠军帖》、《秋凉平善帖》、《终年帖》、《欲归帖》、《三月八日帖》，皇象《急就章》、《文武将军帖》及至西晋索靖、陆机，其《出师颂》、《皋陶帖》、《七月二十六日帖》、《月仪帖》、《平复帖》等。此间人之书以章草法式自隶书出，有晴空朗月、容与徘徊而烂漫优游之磊落。恰如《平复帖》云“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汉代书法天真振迅，壮美深宏，故其书人皆各抒高华。以陋见观之，其书无不铿锵视听者，以之及诸嵇康、杜预、王衍、王珣、司马睿等诸家，亦莫能外。

    二曰奇伟。草书自“二王”滥觞今草，蔚为广大。倘若中国书法没有羲、献父子，不知将导向何方。东晋书法风气影响的层面太大，自皇胄而至庶民，争相效法的结果是书法艺术高度的确立，与书法审美观念的绵延，具有摧枯拉朽之势。无论王氏一族如王恬、王荟、王洽、王珉、王徽之等，还是其后宋、齐、梁、陈，乃至隋僧智永，“二王”之族氏书家至此可谓发扬光大。以其自身魅力与艺术之感召，尤其是书法从笔墨工具、笔墨技法、意识态度、社会行为方式的趋从，使“二王”之风一直被推崇，被承传，被顶礼膜拜。众所周知的唐太宗尊崇“大王”书法的史实，把王羲之开创的书法艺术风格推向了社会意识的最高层面，也使得这一向为中国书法史谓为“正脉”的“二王体系”在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中，有开源导流的地位。事实上，这期间的所有书法家，无论其审美观念如何，皆未能避开“二王”之影响。除如上所列之外，及至唐之欧阳询、虞世南、孙过庭、颜真卿、陆柬之、褚遂良、柳公权，宋之米芾、蔡襄、薛绍彭等。

    孙过庭《书谱》有云：“爽利”“俊拔刚断”“虽运笔烂熟，而中藏轨法”。其书不独书文并茂，双绝合壁，更是“二王”草书之精神承传者。其后又于元之赵孟頫、鲜于枢，明之董其昌、文徵明再度发扬。应该说这一系书风之中有很高成就的书法家不胜枚举，且皆属文人士大夫阶层。

    笔者把“二王”一系书风所成就的艺术风格内涵，以“奇伟”评定，其力量的影响力，艺术生命的核心和作为书法审美价值的体现，足堪伟大。况且，由此启发而衍生的书法创变的潮流代代相息，不知有多少书法笔墨与思想的交锋在“二王”核心之后纷繁而递变——这是中国艺术奇特伟岸的一道瑰丽风景。

    三曰奇肆。论及中国书法草书创作的奇肆风格，不由充满对此类书家人格精神的尊敬，或是对其人生命运的赞美。在“二王”之风笼罩下的书法风气中，要想探求自我草书艺术的出路，需要有异乎常人或者说是高于常人的思想灵光，再或者是书家人生经历和生命阅历的沉淀与勃发。赏其书似可见其心，明其迹。张旭、怀素、黄庭坚、宋克、祝允明、王铎、朱耷、毛泽东等当属此类。他们的书法，既有明晰的承袭，更有自我创变的生命律动。在中国草书的历史长河中，昭示的艺术魅力美轮美奂，而且以其个性语言诠释了笔墨传承的乘除加减法则。张旭草书“卓然孤立，声被寰中，意象之奇，不能不全其古制，就王之内弥更减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气象，是为天纵，又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则群象自形，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书也”（蔡希综《法书论》），再如怀素“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米芾语）的草书艺术，对后世影响巨大，其《自叙帖》笔意纵横，诡形异状，新奇迭出，是中国草书艺术的典范之作。张旭、怀素的狂草体，作为一种独特的书体，灵妙奇变，意象万端，最能表达情趣，也最难学：结体最简化而用笔变化最复杂。其颠逸情性而化为书的结果是对草书形迹的外延。他们的《肚痛帖》、《古诗四帖》、《草书帖》、《自叙帖》、《藏真帖》、《苦笋帖》无一不是艺术创作的精神经典。

    草书“奇肆”之风有雷霆震动、波澜壮阔之气度，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观念度之，属正大风气，市井朝野为之钦服，或徒呼奈何而为之击节者，虽千数百年而高蹈不群。

    四曰奇谲。此论之先亦有如“奇肆”者之慨，复又多了些人生历练的沧桑、争执与愤懑或无奈，再或者是生命个体的颠沛与孤高。恰如被称为元代隐士书法典型的吴、杨、陆、倪，其中杨维桢书法最是笔者称服的，宋濂有赠杨维桢诗云“不受君主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其间不难看出杨维桢对社会的离判。又如徐渭，少年坎坷，中年发狂，晚年落魄，世态炎凉，一应遍尝，苦涩滋味尽在其中。其书浑为心神写照，书为心画，不逞能炫技，而当睹其笔墨，首先会被其“绝去依傍”的神采所震慑。他曾在《题自书一枝尝帖》中云：“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必非高书。”这也正道出了他的雅俗观。明清至民国较之以往书风大变而放任天性，故以奇谲称著者亦不乏人：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黄慎、蒲华以至于沈曾植、林散之等，其书无不独辟蹊径而成自我家数。特别是明末清初之傅山，其草书更写自我，将连绵大草发挥到了极致。

    奇谲者，奇特而有智谋者也。此类书家，以情、以法而一任作书则情至而法备，往往独持己见，一意孤行，不随世俗俯仰，而成于身后，又极自信于时。

    以上草书诸家，其书恣肆旷达，真正率性而为，风貌独特，他们法乳传统，在加以吸收之后，以“颠覆”“破坏”的方式树立了自己的艺术语言。

    当代书坛，在笔者所列以上四“奇”之风格与精神追求方面似皆能有所体现，但年复一年展事频仍的形势压迫，浮躁心态与浮华人文环境下的当代书家，是否能担当得起书法的历史使命呢？尤其草书，我们知道草书大家的出现在几千年的书法长河中有其固有的社会与历史原因，这些都必须在书法家的精神世界得到最深层的激荡。无论是纵情高越，还是悲怆凄苦，生命的洗礼，最是真切。当笔墨不再囿于成法，心神豁开，有如既往先贤，当代草书的笔墨之奇，可否相期呢？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有云：“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书之道千变万化，执持寻逐，失之愈远，非神明之得。孰能止于善耶？”草书之意多于法，最是强调情感合融，意度发挥者。况且人之思维情感瞬息万变，当其借助笔墨点画，又是率性而为之时，超逸之士，往往神会。其“奇”不止于此，当更有百奇千奇者。今为执其数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