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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豹比孔圣人技高一筹

2012/5/3 10:05:10 点击数: 【字体:


    孔子一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语论•八佾》)的赞美,把西周的制度推崇到极点,于是日后的追述三代都可以拿周为模本了,因为周是前二代夏、商的发展的结果即“周监于二代”的结果。

    其实周的制度远非如道德。其一,是它的武力征伐性格更甚于前代;其二,它的意识形态宣传内外有别,表现出了更高的欺骗性,为中国此后历代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玩花活”开了先河--也就是说强权集团总是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

    周的武力征伐性格从灭殷开始大为伸张,随后“践奄”--踏平不服从新主的奄国,再征南土、伐猃狁,是一路杀下来的。历史资料表明,“周之克殷,灭国五十”,而殷人建国之初所征伐的“不过韦、顾、昆吾;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已姓之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根据这些史料,清末大学问家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称:“故夏、周之剧烈矣。”

    歌颂武王克商的《大武》舞曲表演,更说明周对武力的崇拜即用宏大的艺术表现形式来抽象或复现武力业绩,描述周的军事力量与殷的军事力量大决战的过程。整个表演分为六个环节,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周的武力威风。

    第一场表演武王率大军北征,用《周颂》中的<我将>为歌辞:“我天天谋求平定四方,早晚不懈,敬畏上天赋予我的这种责任。

    第二场表演武王克商,用《周颂》中的<武>为歌辞:“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战胜殷商,遏止商纣残害人民,大成其功。”

    第三场表演武王征伐南国,用《周颂》中的<赉>为歌辞:“普天同庆,我的征伐是求太平,让天下听从周的命令。”

    第四场表演是武王使周朝天平基本稳定,用《周颂》的<般>为歌辞:“周朝的疆域已经广大,高山大河壮观非常;各方伯酋敬答武王,服从命令。”

    第五场表演武王派出周、召二公指挥战役,用《周颂》的<酌>为歌辞:“我军阵容威严,将获大胜,我把王师交付二公指挥。将士都会听从你们的指挥,出色地表现自己的英勇。”

    第六场表演武王胜利回朝,用《周颂》的<恒>为歌辞:“武王平定了四方,保卫了国土,安定了周室,从而使万邦和协,屡有丰年。”

    为了震慑殷商旧人和彰显武功的作用,周王把献俘的政治意义扩展到极大化并固定为既定程度。最有宣传效力的两个环节是杀一批重要的俘虏和把最重要的敌军首领的头挂在战旗上。

    后者是以纣王之头和他的两个妻子的头为“馘”(祭品)的。当时的场面是:武王主持献祭典礼,姜尚扛着挂有纣王头白旗、挂着纣王二妻头的赤旗进入庙中,报告献上的“馘”的名称;随后,次重量级的敌首(与旗)一同进庙,逐渐形成盛会之状。

    为了让殷商旧族放弃对往日荣耀的留恋以及由此而生反叛之心,周的意识形态宣传便强化对他们的三点宣传。《逸周书•商誓解》记载此三点分别为:

    一周国虽小,之所以克商是出自天命,纣王违反汤的传统政策才导致今天革命;二,殷商贵族与纣不同,后者乃独夫民贼,前者只要听命于周则可安居乐业;三,不要不敬天命和周命,否则会遭刑(杀)罚。

    一派强者的威风,既便恩中亦带威胁,哪有什么道德之感。当然,孔子所歌颂的是周代既定的制度,也就是说逐渐向道德化渐进了的制度,特别是周公辅助成王以来确立的秩序与创造的繁荣。然而周的“道德话语”也出了大问题,它的意识形态是“两乎皮”的,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

   《尚书•周书》之<大诰说>:“天命不僭…”,而在<康诰>中则说:“天命不于常”。前者是对殷商旧族和各个封国及百姓说的,一句话:你休想取代我,周之坐江山乃天命。后者是对内部人即宗室和当政贵族说的,告诫他们:老天有他的道德评判,搞不好,他会找人替代我们。

    孔子并不在乎这个悖论现象,他看到的是周制的八百年续存,即最后功利效果。这个悖论也造就了中国政治中迷信国家暴力的性格,当“说一套、做一套”的意识形态不起作用时候,强权集团更相信镇压的作用,结果暴力愈甚,亡之愈速。秦与隋的兴勃亡忽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什么两个统一且强大的王朝(并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存之不久?有人说是选择接班人的问题。而在“接班人”问题往下再看是什么呢?往往是在“说一套、做一套”方面表演的最好的人更具获取最高权力的可能,相反,较差的表演或易于直率发表意见或者掩饰不足的人则与最高权力渐行渐远,终至被边缘化。

    从历史初期的政治性格,渐次沉淀成文化性格,对政治家个人的品格乃至对全民性格的熏陶则成必然之事。所以,百姓中间又形成了一套——“只做过头事,不说过头话”的世俗逻辑规则。之于民,非顺民,即奴隶;非奴隶,即暴民。

    后世史学家虽把儒法两家分为泾渭,但是此两家在方法论上又如此相近,渐使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外儒内法”形成给定本质。

    吕不韦晚于孔子约二百五十年,作为大思想家和编辑专家在《吕氏春秋》中也肆意编造了一个政治神话。在<慎大览(卷)•慎大>篇中说:

    “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舆,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封舜帝之后于陈。下舆,命封夏后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惧,太息流涕,命周公待殷之遗老,而问殷亡之故,又问众之所说(悦)、民之所欲。”

    很显然,他又一次极度美化了周制,与孔子异曲同工。完全忽略了《大武》的崇武含义,完全忽略了献俘的炫耀含义,更不知“三点训诫”的威慑含义。

    霍管蔡与武庚的叛乱史实,粉碎了吕氏的说法。其粉碎意义并不在叛乱本身,而是霍管蔡三叔对殷之遗民武力监督的真实含义。

    秦的统一更为“吕不韦神话”的破产添了注解。尽管秦赢政逼死了吕不韦,但他的思想与方法论还是受重用的,所谓“杀其人而用其法”也。可是在移周鼎灭六国之后,他并没按慎大的戏路(原则)去表演(执行),而是把六国的财富与宫女全聚于咸阳,就不用说“恐惧”、“太息流涕”之类的了。有的只是兴奋,兴奋得手舞足蹈。

    孔子对周家这套“两乎皮”的制度义无反顾地吹捧,自有他的解释,在《论语•泰伯》中,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此,便比“说一套、做一套”更进了一步。对于老百姓的宣传,不见得有什么效果,所以只有让他们按着你的命令去执行就是了,不必让他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并且,最好的政治

责任编辑:C009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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