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平兴国（公元976年至983年）间，鄂州崇阳县（今湖北崇阳县）知县张咏某日见一小吏从库房中匆忙出来，头发上挂了一个铜钱。张咏喝问钱的来源，小吏从容回答：“拿的库里的，怎么样！”。张咏本以为他干这种事会胆小，没想到还理直气壮。张咏变了脸，下令打小吏板子。小吏也气急了：“一个小钱算什么，你能打我，却不能杀我。”语气饱含挑衅与威胁。张咏也气急败坏，提起笔写了一个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斩！”拿刀在手，砍下小吏的人头。
张咏知道这个杀人是不合法亦不合程序，所以向上级写了“申府自劾”（自己揭发自己）的报告。结果是，不但没受处分，反而日见升迁。皇帝赵光义（已改名赵炅）很赏识他的肃贪行为，一直让他当到枢密直学士（总参谋长）、兼掌三班院（组织部长）。到真宗朝时，他仍身居要职。
在发生了“一钱诛吏”的事件并受到皇帝的肯定后，张咏于十几年后再行越法杀人之举，并且也很奏效。淳化五年（公元995年），他以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本职兼西川路（治所亦在成都）同捉贼招安使期间，消灭的主李顺王小波主力，李王余部尚有活力，但官军有所懈怠。其中有一个军吏犯了轻微过错，张咏下令决杖（打军棍）处置。没想到小吏不服，极力申辩。张便有心用“一钱诛吏”的办法处置小吏，便语激小吏：“莫非你想吃一剑？”小吏高叫：“决杖不得，吃剑则得”向张反叫板。张见小吏上套儿，下令拉出去，斩首。其余军吏都吓坏了，面面相觑…
相比两次越法杀人，第二次还有些道理，可称为：实行紧急状态法下的非常措施。以现代法律程序来判论一千多年前的案例，当然很牵强。而问题是，撇开程序法不论，仅从文化积淀角度来论，这无疑是在鼓励为官者可以使用超越法律的手法来达到政绩目的。比方说，尽管我雇佣黑社会对付拆迁中的“钉子户”，不管冲突如何，只要我建成了漂亮的高楼大厦、花园广场，什么程序、什么法制，都得服从政绩。所以，西门豹主义与张咏主义仍是今天依法行政的一个巨大的文化障碍，与张咏之肃贪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宋初的高级国策竟然鼓励贪污。贪污也成为位高权重的大臣的自保手段，比如赵普力以经济上的不廉洁表明自己无政治野心。张咏反以一个小吏的人头来表明自己肃贪的决心。
清朝时，鼓励贪污仍然是皇帝收拢重臣的一个办法。乾隆操此术尤精，只看他放纵李侍尧就明白了
李侍尧出身贵族世家，汉军镶黄旗人，其四世祖李永芳是清朝的开国元勋，其父当过户部尚书。他以有才而闻名官场：一是识人、用人准确，部下为之争光；二是评论时政，切中要害。因为这二项，乾隆皇帝称之为“天下奇才”。但他也是个人格分裂型的巨贪。任云贵总督时，尽卖官之能事，下级知府无不以行贿而得职。当地有治铸场，许多县官兼任最高管理者（厂员）。有时又专任此职，原任暂空。有一厂员任满，要求调回本职，李侍尧向这位县级官员一次要了八千两银子。
李侍尧办案也多施巧夺之计，如案中写明赃物六百两黄金，李侍尧大笔一挥改为六十两。结了案，五百四十两黄金就成了他自己的了。
为稳定自己的位置，他还百般回护自己的下级，如在先后在两广总督任上包庇总兵李星垣。
李侍尧终于因贪渎而犯罪，由于涉案面广、数额巨大，大大震惊了乾隆皇帝，感叹道：“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让朕深信乎？”因此在乾隆四十五年判了李侍尧死刑，等秋后处决。但是，乾隆经多方权衡，决心释放李侍尧，让他赴任陕甘总督，稍后又转任闽浙总督。乾隆宽贷并重用他的原因有三：其一，李侍尧祖上为清家开国功臣，不宜对功臣之后采取过重的惩罚，否则被认为无恩；其二，李侍尧勤干有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其三，若以罪身免刑，遇国家紧急之时，他会效死力，这叫“收买人心”。
果然，李侍尧在转任闽浙总督后，对台湾“乱民”林文爽武装暴动事件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由于这一功绩，李待尧被乾隆皇帝赐“袭伯爵”，并在台湾建了生祠，再入二十功臣表，图像挂入紫光阁。
台湾民变直接原因是台湾总兵柴大纪、知府孙景燧一批贪官任贪赎、剥夺人民所致，间接的原因是他包庇柴孙二人所致。为了保住自己，他与前来督军的协办大学士福安康推出柴大纪，以柴“声名狼藉、纵兵激变”为名，将柴处弃市之刑，以谢台湾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岛内紧张局势。可见，贪官也善使蒙蔽与虐杀之术！此时，孙景燧已被“乱民”打死，否则他的头也会被李侍尧借来一用的。
中国历史有一个奇怪的回归圈：历代政府都高喊反贪，但最终又皆因腐败而导致政治效率低下以致于亡国。究其原因的三：其一，官僚集团之间的互保；其二，皇帝循情用人；三是，官吏基数庞大，重禄养廉不起作用。其中第二项尤为重要，使腐败成为一个“包庇链”。【原标题：西门豹比孔圣人技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