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记忆之“谍影重重的日本领事馆”系列之一
引子
PREFACE
所谓领事馆,是一个外交机构,指的是一国政府派驻对方国家某个城市并在一定区域执行领事职务的政府代表机关。一般而言,大使馆基本都是放在一个国家的首都,而领事馆则是设在具有区域辐射功能的大城市。
新中国成立前,郑州是一个县级城市——当时称为郑县(只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称为郑州),但郑州曾有一座领事馆——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日本为何要在郑县这样的县级城市设立领事馆?
众所周知,郑州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交通便利,日本在这里设立领事馆,无非是看中了这里独特的战略地位。
根据史料记载,日本为了实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在郑州开设领事馆,名为从事外交商务事宜,实际则暗中从事间谍活动。
1936年夏,日本人在郑州大同路通商巷九号开办了一个文化研究所,事实上是日本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派往河南的一个间谍机关。1937年1月4日晚九时左右,文化研究所准备向天津驻屯军总部传递情报,由于研究所的大门外有中国警方监视,再加上汉奸和日本间谍不熟悉周围地形,原本打算趁夜色跳墙到日本福原商店,却误跳到了救火会院内。国民党河南省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不费吹灰之力便从汉奸赵龙田口中了解到特务活动的事实,成功破获日本特务机关案,缴获了大批日谍文件,其中不少材料都是通过日本领事馆发出的。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日本领事馆被迫向河南当局道歉,此案成为抗日战争前中国政府对日外交活动中为数不多的胜例之一。
今年上半年,成都市档案馆向郑州市档案馆赠送了一批珍贵的民国时期郑州日本特务机关文电译文电子档案,这些档案就是当年通过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发出的情报电文的译文。
在这份32页的译文中,内容涉及日特活动及经费支出、策划黄河以北各县独立计划、贩卖毒品、编印反动传单、搜集军事秘密等间谍活动。从这些档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日本间谍在郑州是如何从事间谍活动的。
我的朋友方军曾留学日本多年,他曾说,日本人极为重视情报收集工作,日本间谍的触角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些珍贵的译文,是用毛笔抄写而成,大约出自当年破获此案的政府官员之笔。
仔细浏览这些译文,让人不由感叹日本间谍当年为侵华战争所做准备工作之细致。
76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看到那座位于郑州市东三马路80号的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时,仿佛依稀能看到里面闪烁的重重谍影……
领事馆旧址位于商业区
郑州市东三马路是一条非常热闹的路,毗邻郑州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银基商贸城。在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商厦环绕之下,两栋青灰色的小楼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楼前立着“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字样的石碑,提醒着它的特殊身份——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
对于这两幢中西合璧小楼的特殊性,附近的居民知道的并不是很多。
因为,当年日本在此设立领事馆,不仅仅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更多的是出于侵华需要,因此这座领事馆的过去,更多的是隐藏在黑幕下的间谍活动。
两幢小楼均为两层,整个结构状若碉堡,临街一楼窗户不足一平方米。二层房间有两个小阳台。据档案记载,那时候领事馆白天基本不开门,二楼阳台上有日本士兵站岗,端着枪不停地巡视,大门是红色铁皮门,十分厚重,若完全关闭,门缝密闭不透光,可以想象,当时的戒备是多么森严。在铁门上,有专门用于投递信件的窗口,足以看出日本人当时的警惕性有多高。
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共有南、北两座楼房,占地面积约1.92亩,房屋52间,建筑面积约780平方米。南为一号楼,北是二号楼,当时主要机关设在二号楼。一号楼紧挨路边,砖木结构,面阔五间,屋顶铺小青瓦,进深两间带后廊,明间安有两扇带铆钉的铁门,一层是水泥地板,二层为木地板,木楼梯。二号楼也是砖木结构,一层和二层各有11间屋子,筑有地下室,除一层的三间地面为水磨石外,其余房间均铺设木地板。另外,二号楼前檐下有东、西带垛墙的阳台,后檐东、西山墙外还各有一个木制小阳台。
一、二号楼有地下通道相连,整座建筑的设计比较精细,房间的面积都不大,有五六平方米,体现了日本人的居住习惯。而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领事馆旧址,是按照其本来面目修缮的,还原了当年的建筑状态。
1937年8月9日,由于日本已经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政府的严厉要求下,这座领事馆降旗关闭。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当过郑州向阳区(即今天的管城区)区政府的办公场所,后来区政府搬走后,又成为市饮食公司的用房,直到2001年,省文物局下文,将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领事馆内发现珍贵资料
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是抗日战争前日本在中国设立的最后一个领事馆,也是在中原腹地设立的唯一一个外交机构。
今年84岁的刘东亚是河南博物院副研究员,几年来一直从事对日本领事馆的研究工作。2004年4月,郑州市文物局决定对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进行维修时,刘东亚是该建筑维修评委团成员。维修期间,刘东亚每天都到施工现场查看,希望能得到有价值的研究线索。
工程开工后不久,刘东亚期待的东西就出现了。一天,几名工人在二号楼施工时,撬开第二层楼的木地板,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夹层,里面有几片泛黄的纸张。
“纸上记载的是1946年南京政府大选时的宣传提纲。”刘东亚说,这说明驻守在郑州的国民党当局在这座楼里办过公。
经过整理,国民党政府遗留的残碎纸屑、报纸、函件等杂物被收集了一塑料袋,包括国民党郑州独立十四旅函件、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布告、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函件等。
这些物品,并没有引起刘东亚的特别关注,他关心的是日方遗物。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一批印有日文的报刊纸张呈现在大家面前。刘东亚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送交一家翻译公司,共译出5000多字。
记者在刘东亚保存的复印件中看到了一张日军军报。该报16开共7页,标注“阵中通讯第二十号五月二十六日,郑州保寿街七十一号,同盟通讯社郑州支局”。据了解,当时,同盟通讯社郑州支局是侵华日军在郑州设立的最大军事媒体总部。
这份军报中有篇消息叫《洛阳完全占领》,大致内容是:1944年春,日军大举进攻中原,以洛阳为重点目标,进行多方位进攻。汤恩伯部20多个师从禹县溃退鲁山、嵩县以西山区,洛阳外围部队撤到洛宁、卢氏、陕县一带。洛阳第一战区蒋鼎文几个师、第八战区(卫立煌部)两三个师以及胡宗南的野战军被包围。双方激战后,洛阳吃紧,最终被日军完全占领。
此外,该报又刊登外电(柏林二十三日发同盟)称:“二十三日是德意同盟条约签订五周年纪念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两大巨头互致贺电,并确定战争一定胜利。”刘东亚认为,这表明,当时日军实际上已呈外强中干状态,竭力依靠盟军虚张声势。
这些东西,对于研究抗战史无疑是非常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