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鸿门宴的“为人不忍”，还是乌江之刎的“不肯见江东父老”，身为楚国贵族的项羽，在与汉王兵戈相见时，多多少少吃了所谓骑士精神的亏。黄仁宇说：“春秋时代的车战，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一定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束缚。”

　　项羽大概是承脉了“归师勿遏”、“穷寇勿迫”礼仪太多，而落个没脑子的嫌疑。难怪毛泽东在1949年4月挥笔写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狠狠批评了霸王项羽的“革命不彻底性”，同时，也暗指解放军打过长江去，不与蒋介石“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的决策英明。

　　项羽的“沽名”、刘邦的“诡诈”是小处，对历史的演变不起决定性作用，毕竟楚汉相争，是两个集团利益与力量的较量，从史料上看，刘邦几次做出的重大“馊点子”，多少都有萧何、张良的影子。刘邦非完全“诡诈”，项羽也不真很“沽名”。

　　荥阳一役，是刘邦先挑起的。汉高祖二年，刘邦辖制五路诸侯，共56万人，东进攻入彭城(今徐州)，捣了项羽的都城，楚军反攻至荥阳，汉军在荥阳又聚集了力量，仗着这里高大的土夯城墙(现最高处20米)，竟遏制住了楚军的凌厉攻势。

　　楚汉两军，前后相持3年，主要的战场始终在荥阳、成皋一带。拿近代的话讲，两军打的是阵地战，以城池为堡垒，野外筑土墙作掩护。在古代，攻城的难度比较大，最过瘾的打法是出城交锋，一方不肯出，另一方就需要骂阵，骂急了还真奏效。比如，汉高祖四年间，项羽离成皋，一再交代大司马曹咎谨守成皋，不得应战，汉军骂了五六天，曹咎熬不过，发兵而败，曹自尽。

　　汉高祖三年，楚军破了汉王的甬道，荥阳城粮食缺乏，请和被拒。纪信因相貌、口音颇似汉王，主动要求做其替身。夜间，刘邦命两千女子身着铠甲由东门出，楚军遂四面围击。纪信随后乘坐刘邦的车跟随士兵大喊：“城中无粮，汉王投降。”楚军信以为真，高呼万岁。而刘邦与几十骑兵从西门出逃，奔向成皋。

　　项羽见到纪信，问刘邦哪里去了，纪信如实讲了，也没多审，就弄了一些干柴什么的，把纪信烧了。纪信大抵是全人类自有了替身后，第一位为主赴死，后又享受庙堂待遇的忠烈了。他在汉军里，只是一个小将，这也是古荥镇人说的，《史记》上也只写到“汉将纪信”，多大的官衔没注明。

　　纪信诳了项羽一把，必死无疑。但那两千小女子的命运，却没有记载，也没有传说，是集体被残酷地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还是掳去做了其他？为什么作史的只关注侯王将相，不着点笔墨给她们？

　　刘邦杀人，项羽也杀，不过，史料上多写了项羽的狠。荥阳城在汉王逃走后不久，为楚军破，守孤城的御史大夫周苛、枞公被活捉。项羽拉拢周苛，允封3万户，要说这也够实惠的了，周也算一条汉子，不为“五斗米”折腰，破口大骂，项羽大怒，就命人支口大锅，烹了周苛，顺便把什么也没骂的枞公也杀了。周苛、枞公庙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毁了后没有再修缮，如今去看，荒凉得已不成样子。

　　楚汉鸿沟划界后，荥阳故城战事消弭。西汉时由郡降为县，属河南郡，东汉渐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城废。现在的荥阳已非荥阳故城之地域，而在古时的大索城。

　　古荥镇坐落在古城的东北处，面积不及当年的四分之一。古城南墙外760米，沿索须河北岸，东西残存800米城墙，城墙下叠压有商、周灰坑。古时的城墙，都是军事性的堡垒，而荥阳故城历经的战事，也非楚汉一役，晋楚称霸中原，于此鏖战，战国时，秦国血洗此城，秦末农民起义军吴广率众也兵临城下，吴广死于城外，他是被自己人杀死的。

　　城西的汉代冶铁遗址，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没有发掘前，当地老百姓传说那片土地都是先人的血染红的，后被文物专家认定，那不过是铁矿石。

　　怎么想，两千多年过去，历朝历代士卒的血、骨，早已融了土，如今，这古城内外都种了庄稼，长势良好。

　　兴复谁来也

　　一条黄河提灌站水道由古荥镇日夜不停向南流入西流湖，然后是一个庞大的水管网，密布到郑州市家家户户，这便是城市赖以生存的自来水供给系统。

　　郑州城市供水源，仰仗黄河，若黄河干涸，郑州哪里取水？要么靠南水北调工程供给，要么学先人考虑废城。北魏太和年间，废荥阳，移至现在的荥阳县(古时的大索城)，其废城迁民的动机史料记录不详，水的缺失应该是导致先人弃城的因素之一。不单纯是缺饮用水的问题，最致命的是鸿沟水利系统逐渐丧失漕运功能。

　　在北邙邻近黄河一段，依稀可辨昔日鸿沟的痕迹。以记者三探古荥实地所见，史料所载的水乡泽国，今天已经再难觅踪迹，荥泽干枯变为田野、索须河现不过一沟渠，称河实在勉强。

　　从一些资料看，当年的荥阳为鸿沟水系的源头，人工开掘后与5个自然水道形成一个漕运网，直达淮河。战国时代，其水系连通梁(商丘)、楚(徐州)、吴(苏州)等诸侯国。

　　城西的汉代冶铁处是世界上迄今出土最大的冶铁遗迹。古荥人故老相传，那成吨的铁矿石都是由水路远道运来。古代中国城市的水运是交通的命脉，开封也好，洛阳也罢，多多少少有因水系行舟无碍而被择为京都的。隋代的大运河贯通南北，也在于南粮北上。英国人阿绮波德·立德所著《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也谈到了清末中国陆路通行的艰难，水道舟船拥挤繁忙的状况。由此可见当时经济依赖水运的程度。

　　汉王刘邦垓下一战后，原打算建都洛阳，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入主关中。西汉都城西迁，远离了荥阳，又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漕运的需求大为减少，因此鸿沟系统的运输一度萧条。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濮阳决口，向东南狂奔，灌满大野泽再顺菏水经泗水泻入淮水。至此，黄河进入第一个泛滥改道期。黄河无常的改道，不仅使自身的通航受阻，也导致泥沙沉积鸿沟，其后，鸿沟仅剩下一条水道——汴渠(由开封东走徐州)。

　　古荥的土壤是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其处地域是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河(古时的黄河从今荥阳的马沟一带向北流而后东走东海的)。由于那时的农具材料、工艺的落后，所以这种土壤的裨益对于先人是十分重要的。汉代以后，铁农具的广泛使用，长江流域的农业逐步取代黄河流域，古荥随大的区域经济走弱也是必然。

　　北魏弃城，可能造成当时这一地区人口的锐减，以致土地荒凉。如此推断，缘起在岗李村与村民的闲扯。记者随口探问岗李村李姓有无家谱，结果被村民邀入家中，几人合力挪动实木大床，从床底抽屉中珍而重之地捧出红皮家谱6大本，置放桌案上示于记者，不一会儿聚拢的村民都言自家也有存本，再细问家谱中的不明之处，却无人能说得明白。该村村支书也说不大清，只知道岗李村扎村700多年了，前面的村比岗李还早，已经800年了。

　　第二次到岗李村，见了岗李村83岁的李杰三老人(上世纪50年代任村小学的校长)。他说，岗李村是从山西阳城县迁来的，大概时间是元末明初。当年这古荥已少了人烟，移民是为了垦荒。

　　黄河的几次泛滥改道，随后带来移民潮也是实情。明初山西人的东迁河南，也有史录。不管古荥镇的村落是原居还是后来迁移，至少有一点是可以佐证的，这片土地确实一度人烟稀少、旷野荒凉，不然也无须迁民于此。据考汉代初期的人口1000多万，到了中期最多时也不过6000万，北魏时人口还不及这个数目，那么相对今天的人口，古时可谓地广人稀，往往城与城间尚余未耕之地，也为整体迁移带来可能。

　　城弃就会人空，这也是可以想见的景况。荥阳一名，处荥泽水西北(水之北为阳)而得名，隋易名荥泽县，清康熙年间，又被黄河淹没，复在荥阳旧址设城。今天古荥后缀已无“阳”字，一是有别今天的荥阳县，二是现已经没有泽水之北的地貌，也就多少没了缀“阳”的理由。

　　汉代以前，荥阳至少繁荣了1000余年。其后，它再也不是历史足迹的聆听者和代言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