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郊在老郑州的概念里，泛指京广铁路以西地区。在解放前，铁路以西都是菜地或农田，沟沟壑壑，故老郑州说起西郊俗称之为“西乡”；西郊人也把到郑州市里称之为“到州里”。

    郑州西郊有许多文化遗存：林山寨仰韶文化遗址、洛达庙商代窖藏、西山文化遗址、古荥冶铁遗址等。

    老郑州城西门外，是开封通往洛阳之官大路。文人雅士从洛达汴，或从汴到洛，郑州是中间驿站。从唐到明清先后有王维、李白、高适、韩愈、李商隐、王安石、元好问、王士祯、袁枚等过郑州留下诗篇。

    西郊（中原、须水、沟赵、石佛、大岗刘五个乡）223个村，村名繁多，但归齐了，民间传说于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徙来的居多。因此，村名的形成都具有一定的含义和规律。其中以姓氏命名的占首位，余则因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为特征命名，也有因民间神话传说和寺、庙名称命名或以物、植物、动物、职业、人名命名的。每个村名都隐藏着一段很有趣的掌故，传递出古老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人文历史等信息。综合起来，时间跨度从上古到民国，对我们研究郑州西郊民间所蕴藏的深厚文化内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使我们认识到民俗作为历史的活化石的无穷魅力。

    （一）

    中华民族被誉为龙的传人。对龙的崇拜，自古有之。传说中伏羲氏所属的11个部族，皆以龙为图腾。

    郑州西郊有一个村子，名叫卧龙岗。村名的起源，与龙有关。但这条龙，与百姓生死相依，在人们的保护下，得以重生。

    卧龙岗的传说

    卧龙岗位于中原区西南部丘陵向平原的过渡地带，是一道海拔144米的高岗。其南北长、东西窄，地势起伏、沟壑纵横、杂草丛生，系伏牛山丘陵状余脉。卧龙岗村位于卧龙岗南端的华山南路。

    关于卧龙岗，在当地村民中世代相传着一段离奇的传说。在很早以前，有一天，天空晴朗。突然，狂风四起，乌云翻滚，顿时天昏地暗，雷电交加，只见天空中一条青龙与一条白龙上下翻滚，相互争斗，时隐时现，一场鏖战后，两败俱伤。二龙相斗，触犯天条，玉帝大怒，将白龙贬到唐河县山间一水潭内，当地称之为白龙潭；青龙被贬到郑州西郊一条南北走向的高岗之上，昂首梅山，曳尾邙山，沉睡于大地。当地百姓闻讯，男女老少成群结队来到青龙前，老年人跪在地上焚香祷告，青年人则在青龙卧处搭起凉棚为其遮阳，并且天天往青龙身上泼水。不知过了多少年，青龙刑期已满，腾空而去。人们为了祈求青龙保护，就在它受罚处建一青龙寺（已毁）。从此，人们便将此岗称之为“卧龙岗”，居住在此地的村民因地名得村名，被称之为“卧龙岗”村。卧龙岗村由谷家门、赵家门、阎家门、李家门、宋家门、和陈家门六个小村组成，也称南、北卧龙岗。

    在郑州开埠之前，城西原是一片旷野。雪后乍晴，站在城西门楼上举目远眺，一条长岗横亘南北，蜿蜒起伏，白雪皑皑，似一条长龙凌空飞舞，十分壮观。清郑州州守张钺在其诗作《龙岗雪霁》中写道：

    “六出飞花一夜翻，朝来玉蟒卧微瞰，

    琼瑶满眼丰年瑞，尤爱空明画里村。”

    民国5年（1916年）修订的《郑县志》记载，《卧龙雪霁》为“郑州八景”之一。

    （二）

    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古老宗教之一，进而衍生出偶像、鬼神崇拜，先民们企图借助他们神秘的力量，或求丰收或求平安或求富贵等等。郑州地处中原地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东西南北交往贸易必经之地。普通百姓因战乱或生离死别或流离失所或吃穿无着或遇难无救，在生活无保障情况下，神灵就成为他们最好的心灵慰藉和生命庇护。西郊的一些村名以庙宇命名，庙宇的传说，诠释了相关故事。

    三官庙的传说

    三官庙村位于今建设路与华山路交汇处西南侧，原村名叫“毛家村”，后因村西北有三官庙，故以庙名命村名。

    在三官庙村，村民们辈辈口碑相传着三官的传说。

    三官是天官唐洪、地官葛荣、水官周武。他们何时受封的呢？据传，他们三人都是西周周历王的臣子，当发现周历王是昏君时，他们就隐退了。周宣王继位，他们知道周宣王是有道明君，又出来保驾。不久，周宣王死，周幽王坐了天下。他是昏君，宠爱褒姒，烽火戏诸候，结果被犬戎所杀。他们三人不愿保无道昏君，于是又隐退，而且自此无有了下落。直至大宋朝宋真宗时，三人重新显圣，被宋王加封为天官、地官、水官：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危。

    三官庙据传又叫“涵谷观”，是郑州著名的大庙之一。相传明初有一个叫蔺德照的道士，从陕西华山来到郑州，看中了西郊这块地方。于是，便先住在只有一间房大的灵官庙内，在郑州方圆几百里化缘几十年积攒钱财，遂请能工巧匠，始建“涵谷观”，后称三官庙。

    三官庙占地四十余亩，规模宏大。由头门、二门、茶庭、大殿、吕祖殿、玉皇阁等六座建筑，按中轴线从南到北依次呈长方形排列，建筑巍峨，雄伟壮观（从三官庙复原图上可见旧貌一斑）。三官庙不仅庙大，而且庙产多，最兴盛时仅庙田就有400多亩。因为庙产多，在清朝中后期“长毛反时”（郑州人对“ 太平天国起义”的俗称），庙内主持为保护三官庙和村内百姓安全，庙内出钱在三官庙村周围修筑了寨墙。

    三官庙是郑州著名的大庙，有庙就有庙会。三官庙每年有三次庙会：第一次庙会，是麦收前的农历四月初八；第二次庙会，是秋收前的农历七月二十二日；第三次庙会，是秋收后的农历九月二十三日。每逢会日，四邻八乡百姓纷纷前来烧香许愿、走亲访友、或买卖农产品，庙会的规模很大。

    三官庙村村址在旧时“官大路”（今建设路）旁。清朝以京师北京为中心至省会的驿路称官马大路（简称官路），省会至地方重要都市的驿道称官马支路（简称大路）。河南全省驿传干线以省会开封为中心，主要有七条线路，其中西线自开封府西行，经中牟县圃田驿、郑州管城驿、荥阳索亭驿、汜水县驿等驿站直达陕西华阴。三官庙村就在驿路旁，是当时重要驿站。

    香火鼎盛的庙宇，热闹的庙会，交通方便的地理位置，使三官庙村成为旧时郑州西郊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自古商业贸易兴盛，逢单日有集。当年村中有多家店铺，有杂货店、银匠楼、饭店、药店等，其中以粮行生意最为鼎盛，是郑州西郊重要的粮食集散地。

    民国十年（1921年），郑县县立第二小学在三官庙村创办，校址设在三官庙内。学校开了3个复式班，有学生107人，教师4人，时任校长曹鹤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抗日战争爆发，郑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由郑县迁至三官庙村，为时两年。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日寇二次犯郑。日军用多辆大卡车牵引，后拽以6公分钢丝绳绑住庙内大殿顶梁柱，把大殿拉垮塌；其他殿宇，拆的拆，烧的烧，数百年庙宇毁坏一旦，未留下任何遗迹。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11月1日，郑县人民政府成立，县政府办公地址设在三官庙村。后因敌机轰炸，复迁朱屯，又迁岗杜（今大石桥附近）。

    洛达庙的传说

    洛达庙村，位于今中原西路与西三环交汇处西北侧。

    洛达庙村原名“奉寨”。据传说，不知何年何月有一商人落魄至此，见村头土地庙残破不堪，土地爷塑像几乎倒塌，不禁心生感慨，遂上前祭拜。祷告曰：若保佑我日后发达，来年定重塑金身。果不其然，此商人自此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他也力践前言，来此重修了土地庙，重塑了土地爷塑像，庙名为“落达庙”，意为“落魄后自此又发达”之意。因庙宇形势气派，土地爷塑像慈善端庄，引来十里八乡百姓祭拜，土地庙香火日益鼎盛，人们逐渐将该村名字改叫 “落达庙”。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洛达庙”。

     洛达庙村民以宋、冯、郑为三大姓。宋姓何年何月迁徙至此，至今已无法考究。冯姓迁居时间大概在清道光末年，郑姓比其晚20年左右。据郑姓老辈人传说和《郑氏家谱》记载，其祖迁移洛达庙也有一段“龙王爷喝水”故事。郑氏祖先原为密县岳村人氏，是战国时期郑国后裔。明朝年间，因官府征集修葺郑州城隍庙匠人，来到郑州。初居城隍庙前名叫“庙道街”一小巷，后落户贾鲁河畔郑湾。一年，贾鲁河发大水，郑湾被淹，村中龙王庙也进了水，龙王塑像泡在水中。村民纷纷传说：“龙王爷喝水，了不得。”洛达庙郑氏先祖恐此事儿对家人不利，遂携全家迁至郑湾村东坡顶居住。此地距洛达庙村不过半里地之遥，随着人口繁衍，房舍增多，逐渐与洛达庙村连在一起，遂成村中大姓。

    洛达庙村还是著名的商代遗址。1956年5—12月在该村发掘出两座商代窑址，出土大量文物。

    （三）

    “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

    在郑州西郊流传的村名故事里，更是把历史拐点上的金戈铁马、虎跃龙骧，演绎得妙趣横生。

    后仓 — 因陈胜、吴广起义而废

    后仓是中原区须水乡管辖的一个自然村，位于开封至洛阳的古驿道旁。

    据后仓村中老人口碑相传：战国时，秦拔荥阳置三川郡，并设敖仓于广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帝国统治，欲征中原粮食运往西北。于是，官府征集大批民夫，先在在郑州以西挖一运粮河与黄河连通，又在运粮河附近建一粮仓。二工程完工不久，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官府见新建粮仓位于交通要冲之地，无险可守，遂将所储粮食搬运敖仓。后来，一些在战乱中逃难的百姓到此，见到处都是遗弃的砖瓦木料，就修房盖屋定居下来。因处于原粮仓旧址后，遂起村名曰“后仓”，一直沿用至今。

    须水—见证楚汉相争“濉水”改“须水”

    须水，位于郑州西郊郑上高速路南侧，须水河东岸，是须水镇政府所在地。

    须水村是古镇，历史悠久。原名濉水，汉初更名须水。唐武德4年（621年）至唐贞观元年（627年）置须水县，属管州。宋、元、明、清、民国均为镇，属荥阳县。1948年郑州解放后，为荥阳第五区，1953年划归郑州市管辖。

    金元好问《楚汉战处同钦叔赋》曰：“虎掷龙孥不两存，当年曾此堵乾坤。一时豪杰皆行阵，万古河山自壁门”说的是长达5年的楚汉相争之惨烈，这场战争也使得“濉水”改“须水”。

    据传，楚汉相争之时，楚军汉将在荥阳东濉水河畔摆开战场，两军对垒，欲要厮杀。忽然，天降暴雨，河水泛滥，双方将士皆乱。汉留侯、军师张良见状对刘邦言道：见险能止，大易知之，请少须（稍后等待之意）。刘邦即令收兵，班师回营。刘邦统一天下，官府遂将“濉水”改“须水”，沿用至今。

    落河庙与马庄因刘秀而立

    须水乡境内，有一马庄。马庄村名的来历，与落河庙有关。当地民间传说，落河庙因东汉光武帝刘秀而立。

    东汉初年，刘秀被王莽撵至郎沟西河湾，跑得又饥又渴，筋疲力尽之时，恰遇上一李姓姑娘为其兄送饭。刘秀见状，滚鞍下马，将马栓在河边柳树上，向女施礼乞舍。该女见刘秀狼狈可怜，便将所担饭食分一半给刘秀食之，剩余给兄送去。其兄见所送饭食甚少，不免开口责问，女实言相告。兄闻之大怒，责其不遵男女授受不亲之道，不守三纲五常之礼。责骂声令女羞愤不已，遂投河自尽而亡。刘秀登基称帝后，命当地官员察访此女，欲报其舍食之恩，闻女为此事自尽，刘秀不胜感慨。为表该女忠烈贞洁，遂降旨在其投水的河边修建落河庙一座，内塑落河少女神像，后人称谓“落河奶奶庙”。并将当年栓过马的柳树，封为御马桩。百姓因慕此地受过皇封，来此定居，既定村名为马桩。因“桩”“庄”同音，久而久之，遂将马桩改为马庄。

    五龙口—“五龙困彦章”

    五龙口村位于中原区北部，东临郑州铁路枢纽站，西靠秦岭路，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村庄。

    据村中老人口碑相传，唐朝末年时，五龙口村还是一片荒滩，俗名狗牙滩，滩北紧挨黄河（黄河故道），村头有渡口。

    五代时期，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各自称霸一方：

    石敬瑭，唐废帝时任河东节度使，后拜契丹王当父亲，割地幽、云十六州，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在契丹帮助下成为后晋高祖（936—941年）。

    石重贵，石敬瑭之子，其父死后即位为后晋出帝（942—944年）。

    刘志远，晋出帝时任河东节度使，后晋亡后，被部下拥戴称帝，为后汉高祖（947—948年）。

    郭威，后汉天雄节度使，曾建后周帝业，史称后周太祖（951—954年）。

    柴荣，郭威义子，本姓柴，郭威死后即位为周世宗（954—959年）。

     传说中，上述五人路过狗牙滩渡口时，曾与拦截他们的后梁骑将王彦章厮杀一场，世称“五龙困彦章”。后来，五人在乱世之中先后建立了后晋、后汉和后周，分别做了皇帝。封建时代，民间畏惧皇权，把皇帝称为“真龙天子”，遂将石敬瑭等人称为“五龙”，把他们打仗的地方称为“五龙口”，并在此建“五龙庙”，庙内塑有石敬瑭、刘志远、石重贵、郭威、柴荣5人金身，让他们永享人间香火。人们认为，既然“五龙”在此聚会过，此处肯定是一块儿“风水宝地”，就在渡口附近定居下来，并以“五龙口”为村名。到明朝时期，村民们汇众积财，在村东门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有“五龙困彦章”的传说（此碑已毁）。

    1928年，冯玉祥督豫时，其部下曾在五龙口村驻扎，冯将五龙口村名改为“五权村”，在村西头为民打井，建五权小学。当年2月，蒋介石在郑州阅兵时，曾到五权小学参观。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又将村名恢复为“五龙口”。

    （四）

    郑州距开封较近，赵匡胤作为北宋开国皇帝，登基前曾在郑州一带活动，郑州西郊关于这位皇帝的故事很多，有些让人听了不由得喷饭。在这些故事里，赵匡胤完全没有了其真龙天子的威严，忽而行侠仗义，忽而勇猛好斗，忽而顽皮无赖真如邻家小二哥模样！

    赵匡胤送京娘的传说

    西十里铺村，原村址大概位置在现郑州国棉五厂大门前、建设路即古官大路附近（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该村整体拆迁）。

    据传，赵匡胤在做皇帝以前，好与朋友交游，吃吃玩玩。有一天路过郑州，夜宿西十里铺青牛观（又名清幽观）内，更深人静时，隐隐约约听见有一女子啼哭不已。他循声寻找，找到与庙一路之隔的洞里（观在官大路北，洞在路南），果见一女子在哭。他询问详情，才知道这一女子家是山西人，姓赵，名京娘，被强盗抢劫至此。因为都姓赵，赵匡胤非常怜悯她，遂以兄妹相称，为免使京娘再次遇险，遂决定把京娘送回老家。后来， 赵匡胤做了皇帝，人们就把赵匡胤休息的地方叫十里长亭，把找到京娘啼哭的洞叫龙凤洞（大体位置在今郑州艺术宫）。

     赵匡胤送京娘的故事，被后世许多剧种编成戏曲传唱。戏中又演绎出：路上京娘为赵匡胤关心照顾所感动，欲以终身相托。河南曲剧《千里送京娘•油菜花开一片黄》一折，京娘唱到：油菜花开一片黄，兄送妹妹回故乡，兄长好比张君瑞，妹比莺莺女红妆，当中缺少小红娘。赵匡胤答曰：油菜花开一片黄，兄送妹妹回故乡，我到西关把朋友访，贤妹不必谈家常┄┄剧中赵匡胤凭一身正气和高强武艺，安全地送京娘至家中，即刻投军而去。

    传说故事与戏曲互为补充，使赵匡胤送京娘的故事得以从古到今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中原区西十里铺村虽早已拆迁，但发生在该村附近的赵匡胤送京娘的故事，使得西十里铺村的村名扬名天下。

    大庄和董寨

    大庄位于郑上路北侧，是中原区须水乡管辖的一个自然村。

    董寨位于郑州桐柏路与西站路交叉口西北角，是中原区中原乡管辖的一个都市村庄。

    两个不搭界的村庄，历史上却因宋太祖赵匡胤有了有渊源。

    据传，大庄原名董大庄，其原址在现村西约1里处。从前，有一名叫董大的灾民从外乡逃难到此落户，天长日久，子孙繁衍，加上郭姓迁入，逐渐形成村庄，起村名叫“董大庄”。

    五代时期（公元907—960年），兵祸连年，民不聊生，天下英雄，遂揭竿而起。董大后裔董龙、董虎、董千金三兄妹，遂占据郑州西郊小京水附近劫富济贫。一天，赵匡胤、郑子明路过此处，与董氏兄弟发生冲突，二董不敌败北，赵、郑二人穷追不舍。追途中，忽听附近林子一声炮响，杀出女将董千金，兄妹联手，复将赵、郑二人杀得人仰马翻，仓皇逃命。公元960年，赵匡胤登基做了皇帝，董氏三兄妹闻讯大惊，为了避祸，遂将家丁分散，各奔东西。

    董大庄的郭姓村民怕受株连，遂将住处往东迁了2里，改村名为“东大庄”。后来，人们去掉“东”字，简称“大庄”。明朝初年，几户刘姓人家从山西洪洞县迁到大庄西隅，初起名“西刘村”，与大庄同归荥阳管辖。随着人口增加，两村逐渐融为一体，遂并村对外统称“大庄”。1953年划归郑州市郊委管辖，1987年划归中原区。

    董虎带领家眷和亲丁，逃至今日董寨处，在四周垛起高高寨墙，以防不测。因寨主姓董，又有高大寨墙，周边人遂称此村为“董寨”。

    卢村河与后河芦

    卢村河在郑州南郊，属二七区侯寨乡管辖的一个自然村。

    后河芦村属郑州近郊，位于桐柏路南端、南三环北侧，属中原区大岗刘乡管辖的一个都市村庄。

    两个村子相距一二十里，却原本是一村人，也因赵匡胤分居两地。

    据后河芦村老人口碑相传，在五代时期，后河芦始祖卢太公世居卢村河。一日，游逛到此的赵匡胤闻悉卢太公家财巨万，就到其家中，以下棋赌输赢，企图讹诈卢太公家财。不料卢太公棋艺高超，赵连下几盘皆输，不由得恼羞成怒，就诬蔑卢太公赖棋。卢太公与之理论，赵匡胤反而动起手脚。卢太公便命之子与赵匡胤交手，三五回合，便将赵打翻在地。赵匡胤一看不是对手，来了个就地十八滚，逃之夭夭，边走便吆喝：来日发迹，定报此仇。

    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称帝。消息传到卢村河，卢太公恐赵匡胤真的带兵前来复仇，就命7子11孙分路潜逃。其一子来到今后河芦村处，改名定居，子孙繁衍，遂成村落。

    颇为有趣的是卢村河与后河芦，都邻金水河，不过卢村河在河上游的东侧；金水河到了后河芦拐了个弯，该村在河中游的北侧。

     郑湾

    郑湾位于郑州市西环路西侧、贾鲁河东侧，属大岗刘乡管辖的一个自然村。

    该村的历史也与赵匡胤有关。

    据民间口碑相传，赵匡胤称帝后，一日，在后宫喝得酩酊大醉，西宫借机陷害郑子明有谋反之心。赵匡胤醉眼朦胧中听信谗言，下旨冤杀了开国元勋郑子明。

    郑子明之妻陶三春惊闻噩耗，气得咬牙切齿，命丫鬟击鼓鸣钟，点起亲兵3000人，杀气腾腾奔向皇宫，欲为夫报仇雪恨。赵匡胤闻讯大吃一惊，酒也醒了，忙命高怀德领兵迎敌。高怀德明知好友郑子明是屈死，与陶三春交手后虚晃两枪，就佯装不敌，败阵退回金殿。赵匡胤无奈，只得下旨抚慰陶三春，请其退兵。陶三春破口大骂赵忘恩负义，枉杀忠良，并发誓不攻下皇城决不收兵。赵匡胤只好复请高怀德从中斡旋。高怀德也恐陶三春狂怒之下真的犯下灭门之罪，就再三对陶三春进行劝解，陶三春才答应退兵，不过要斩赵匡胤身上所穿龙袍，予以警示所犯之错，赵匡胤只得恩准。陶三春斩了龙袍，又讨了赦旨，愤然领兵回府。

    三春回府，思前想后，看破红尘，遂决定辞官为民。于是，写下辞官表章，留下印信，带领全家连夜潜逃。当逃到郑州西郊贾鲁河畔时，已是黎明，但见薄雾笼罩着岸上柳树，清清河水哗哗作响，三春诸人人困马乏，就在此打尖休息。后有人提议，此处山清水秀，不妨就在此落脚，三春颔首应允，一干人等就在此落户。因三春婆家姓郑，又住在贾鲁河转弯处，故村名谓之“郑湾”，沿用至今。

    郑湾村村名来源，该村村民还有一种传说，说郑姓来自战国时郑国后裔。

    （五）

    郑州是一个移民城市。犹在明洪武年间，从山西移民最甚。这些移民村流传的故事，演绎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信仰、民俗，同时也透漏出那时的“羡慕、嫉妒、恨”。

    泥马渡康王的传说与府君庙村

    郑州西郊有一个叫府君庙的自然村，在富民路西、常庄水库北侧，因村北有府君庙而得名，属中原区须水乡管辖。

    府君庙里供奉的府君姓崔，据传是镇河大将军，东汉时磁州人。人们为了纪念他治河之功，在黄河两岸建起府君庙，并把农历六月六，作为他的诞辰来纪念。据《东京梦华录》载：六月六日，州北(北宋时汴京城北，作者注)崔府君生日，多有献送又因其在“靖康之难”时，“泥马渡康王”，被敕封为“护国显应兴福普佑真君”。

    靖康二年（1127年），徽宗、钦宗二帝被金人掳走，诸王及皇族也随之而去，只有徽宗第九子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滞留在河北、山东一带，被金兵追得四处奔逃。一天，逃得实在是疲惫不堪了，见到路旁有一座崔府君小庙，就进去躲避，没成想坐下就睡着了。睡得正浓时，梦见一紫袍神人对他说：“金人追过来了，快走。门口已准备了马。”赵构惊醒，立即跑出门外，马已在侧，便跃而南驰。渡过河，马便不动了，仔细一看竟是小庙里的泥马；回想梦中神人，正是庙中身着紫袍的崔府君泥像。赵构躲过这一劫，被宋廷旧臣拥戴，于归德即位称帝，是为宋高宗。高宗即位后，建立南宋小朝廷，用“泥马渡康王”之传说，暗指其登位“受命于天”， 遂敕封崔府君为“护国显应兴福普佑真君”，建“显应”宫观，永享万家供奉。自此，无论官方民间，皆把崔府君当做护国佑民之神，香火日盛。

    郑州府君庙村与开封相差百余里，又不在黄河边，怎么与崔府君连上关系呢？原来，元、明以后，民间供奉崔府君之风日升，并又赋予他多重职能：生前，审理案子，能夜断阴日断阳；死后，主管幽冥，决定生死轮回。府君庙村人皆宋姓，明朝该村宋姓先祖移民至此定居后，因慕宋王室之繁华，为驱祸辟邪，就在村北建府君庙一座，仿黄河岸之府君庙塑泥马与神像，供奉香火，以保佑子孙富贵强盛。

    “一斗二升芝麻的官”的故事

    “一斗二升芝麻的官”的故事说得是罗庄。

    罗庄位于郑州中原西路与华山路交叉口西南角。明末清初，江西贵族罗秀后裔罗博迁居于此，以姓氏得村名。

    据罗庄《罗氏家谱》记载，罗博生于明熹宗（朱由校）天启五年（1625年），自幼聪明好学，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科考中举人，次年进士及第，康熙七年（1668年）任山西浮山县知县。罗博任浮山知县之前，该县社会秩序混乱，大案要案堆积如山。他到任后，悉心综合治理，惩治奸邪，废除苛捐杂税，发展生产，兴办学堂，教化民众，经如此整顿，几年后，社会秩序大为好转，百业兴旺，罗博由此深受百姓爱戴，这一政绩被载入《浮山县志》。罗博事业上能取得一定成就，与其妻子的支持和帮助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妻子是明朝镇国将军朱在兖之女。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开封后，明朝宗室成员怕被杀害而四下奔逃。朱氏一人骑着一匹马带着随身行李在逃难中与家人走散，无奈栖身罗家。罗博哥嫂见其端庄文雅，谈吐不俗，言行举止颇有大家风范，就撮合与罗博结为夫妻。当时罗博尚未进学（古代对尚未考中秀才的男士称谓），朱氏通晓诗书，文采出众，婚后相夫教子，不但促使罗博学业、事业有成，而且以“清、慎、勤”3字为家训培育后人，四个儿子和长孙都是秀才和举人。罗家后辈亦效仿前人，人才辈出。从康熙年间至清末，罗氏家族前后有55人中文、武举人及文、武秀才。其中，罗博、罗百敬、罗宪昂等人诗词文章在乾隆版《郑县志》多有记述。

    罗家人才辈出，于是，乡邻纷纷传说罗家坟（罗庄老坟）风水好，能出“一斗二升芝麻的官”（意思是罗家能出数量众多的官）。开封府官员出巡，途径此处（因坟北不远就是官大路），发现罗家坟前沟后山，形似躺椅；远望坟上，状若流水时隐时现，形象奇特，风水非凡。他发现这种情况后，就一心想把罗家坟风水破坏掉。据说，白天挖，晚上又长平了。后来这个官就又派了很多的人昼夜不停的挖，一个人挨一个人排成一百多里地的长队，把土转送到开封，垫了东华门前的土台，使龙不得腾飞（即以后官出不来了）。

    传说中，罗家风水就此破坏。

    二龙吸珠(朱)的传说

    二龙吸珠（朱）说的是朱屯。

    朱屯位于桐柏路与农业西路交叉口南侧。村名清朝初年称之为“车兴屯”，后因“朱八卦”迁此落户兴旺发达，乾隆年间改村名为“朱家屯”，民国初年省去“朱”字，简称“朱屯”。

    据说，“朱八卦”家有八顷（1顷为100亩）土地，八套马车（亦称八挂马车）。朱家想叫他的子孙后代永远过好日子，就请了一个阴阳先生给他看宅院风水。因朱家对这个阴阳先生招待得不好，引起先生不满。先生灵机一动，给朱家出了一个“悦耳顺心”的主意，说你家要想子孙后代长久富裕，需在村东头路北不见红日盖一个龙王庙，就能保住朱家风水，达到世代家业兴旺的目的。朱家听了非常高兴，积极备料，连夜施工，在太阳出来之前果然在村东盖起一座崭新龙王庙。那时，朱屯村西头，原有龙王庙一处，朱家居住在朱屯街中间路北，两个龙王庙恰巧把“朱八卦”家夹在中间，形成一个“二龙吸珠（朱）”的局面。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把光宗耀祖、造福乡梓为努力目标；村名中关于他们的故事，令人扼腕。

    郑州西郊孙庄—孙氏“父子双翰林、一门三进士、四拔贡”

    孙庄，是郑州市中原区须水乡管辖一个自然村，原名梁陈庄、孙桩台，位于郑州西郊郑上路南与西绕城路交叉口东南侧。村中孙姓人家，原本不是该村土著，系清乾隆十三年（1749年）由孙坡村（在须水镇附近）迁移来此垦荒，繁衍生息至今，遂成为村中大户，村名由此而称之为孙庄。现在是一个近2000人口的大村子。

    从道光五年（1825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孙庄孙氏家族中先后有二十余人荣任清廷学政、道台、郎中、知府、知州、知县等官职，有七人受皇封，被乡邻誉为“父子双翰林、一门三进士、四拔贡”，是郑州西郊乃至省城颇有名气的名门望族。

    据查，孙氏家族中最早进入仕途的是孙树之。幼时因家贫，靠兄长卖豆腐供其读书。其深知兄长劳苦不易，勤学发奋，于道光乙酉年（1825年）获拔贡衔，后在山东禹城、菏泽县任县知事。因其为官清廉、体恤百姓，民众集资赠一匾额，上书“同仰慈仁”，悬挂在孙宅大门上方直至民国初年。孙树之长子孙钦昂，于道光己酉年（1849年）获拔贡，又于咸丰五年（1855年）中举，次年进士及第，钦点翰林院编修，甲子年调任广西学政，福建省兴、泉、永道道台，官居二品（其事迹在福建厦门地方志、荥阳地方志均有记载）；其四子孙钦晃亦是进士出身，同治六年（1868年）年任刑部主事，后又任广西庆远府知府、桂林府知府。孙钦昂之子综源，于光绪十一年（1886年）进士及第，亦被钦点翰林。因其父是翰林，为区别父子翰林，人们故将孙钦昂称之为“老翰林”，孙综源称之为“少翰林”，誉为“父子双翰林”；加上孙钦晃也是进士出身，故称孙氏“一门三进士”； 孙树之兄长孙均慥之孙亭民后也获拔贡衔，故又称“一门四拔贡”。为表彰孙氏一门为清政府所做贡献，皇帝加封孙树之为“资政大夫”，其兄长孙均慥加赠“中宪大夫”。

    因孙氏家族政绩卓著，清光绪皇帝钦批官银6万4千两，历时四年，在该村东占地18亩建造碑林；因其规模宏大，当地百姓称之为“大碑楼”。碑林计有碑楼四座、碑刻16通，碑文书法均出自名家之手，有曾国藩、翁同龢、杨佩璋、徐世昌、赵东偕、李鹤年等。其中孙钦昂自己就有碑5通，且碑楼规格最高最大：中间为圣旨碑，碑首为二龙戏珠，碑座为赑屃，称之谓“龙首龟趺”；碑身正面刻有“钦赐二品衔、通政司资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内宫侍讲、福建兴泉永道孙钦昂”等字样，笔意灵秀，端庄厚重；碑林解放初期尚存，文化革命中销毁殆尽。

    孙氏老宅位于孙庄东，占地一二十亩，由五座成套院落连成一片。每套院落均由大门→厢房→山屏→厢房→过厅→厢房→山屏→厢房→主房→裙房组成。房屋皆青砖青瓦，主房均二层。主楼房顶最高处的正脊，在其两端与垂脊交界处使用的是正吻（吻是一种龙头形装饰，其形象为张开龙口含咬正脊。吻的上方有扇形的剑把），在垂脊上还安装走兽，共有五脊六兽，气势磅礴，让人震撼，是典型的中原官居形式。现仅存二层主楼三座，其余拆旧翻新。

    天王寺—郑州须水地区新文化的发祥地

    天王寺位于郑上路北侧，须水西北隅5华里，解放前原属荥阳县，1953年划归郑州市郊委，1987年又划归中原区，现属中原区须水乡管辖的一个自然村。

    天王寺村的村名由来，是因为与天王寺古刹为邻，因寺名得村名。

    据该村保留的古石碑记载：天王寺村是由两个村庄合成的，一个叫大刘村，一个叫谷新庄。由于与两个村子相邻的天王寺建筑宏伟，规模宏大，香火旺盛，远至河北彰德、卫辉等地都有人来此上香许愿，久之，人们就把天王寺代替了大刘村、谷新庄村名，原村名逐渐被遗忘。

    天王寺建于唐朝贞观年间（627—650年），占地面积15亩。寺院建筑为古代宫殿式，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红墙绿色琉璃瓦，庄重典雅。院内建有天王殿、石佛殿、火神殿、关公殿等十一座殿堂；各殿堂佛像威严逼真，栩栩如生；各种传说壁画，人物形象各异，姿态传神。寺院还建有碑林，立碑20余通，记载着建寺时间、地方传说故事及乡绅撰写的纪念碑文。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须水镇小李庄(在天王寺南1公里)人，清末“拔贡”李舒锦、李德固等热心新潮教育，积极活动倡导，在该寺办起了“须右书院”，即须水地区第一所初等小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复建“蚕桑学校”，传播种桑养蚕科学知识；民国六年（1917年）又建立“纺织学校”，并开设实习工厂；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再建“须右中学”。新中国成立后，“须右中学”更名为“荥阳县第一初级中学”，1960年又更名为“郑州市21中学”沿用至今。

    天王寺办学造福乡里，须水周边许多村庄乃至荥阳的人家，都送孩子到此学习，为须水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因此，天王寺被誉为须水地区文化教育发祥地，新文化的摇篮，也是庙宇房产为民所用的榜样。

    天王寺在办了学校后，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神像、壁画逐渐被毁，寺院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然废之，现今徒余天王寺村名。

    （七）

    解放初期，郑州市郊和城关原有村庄622个，以姓氏命名的村名，在其后缀“寨”字的，数量上占1/6强。如刘寨、徐寨、张寨、马良寨、陈五寨、韩寨等。另有一些村庄，虽村名中没有寨字，但村有寨墙，如齐礼闫、黄岗寺、大岗刘、祥营、杲村等。

    保吉寨—郑州市目前唯一中原土寨

    保吉寨位于中原区中原路中原大桥北侧大约800米处，坐北朝南，村内住户不足百，是中原区须水镇管辖的一个自然村，也是迄今郑州市保留的唯一一个存有寨墙、寨门的都市村庄。

     据《荥阳县志》载，保吉寨始建于清咸丰九年（1852—1861年），是在时任鲁山县教谕宋应午倡议下修建起来的，算起来已有150年历史。

    保吉寨面积大致有60亩，板筑土寨墙底宽10米、上宽5米、高10米左右，墙上遍植酸枣圪针。南侧筑有寨门，门为青砖劵拱，门板木制，上面用铁条和宝盖钉加固。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因寨内驻扎冯玉祥的一个连队，而受到对方枪击炮轰，至今寨墙上仍可发现弹孔。1958年，公社修建水库，把寨门摘走使用，水库修成后，又被当时村干部要回。保吉寨现存寨门，2000年曾进行修缮，修缮时仍用部分老砖；门顶复加盖一小庙；门内西侧修有1米宽的水泥阶梯，可直达门顶。现存寨墙皆与寨门相连接：南侧完好；东侧还保留有700余米，有部分因年代久远垮塌，近年新补修10余米长；西侧原寨墙长度大致与东侧相同；北侧塌垮部分开了个口子，与墙外新建别墅区相通。

    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郑州作为中原腹地，历史上更是兵祸连年。郑州地区，一马平川，无山可藏人，无沟可隐物。平民百姓为了避祸，就在村子周围用土夯筑成高达数丈的围墙，墙上种上酸枣刺，这墙就叫寨墙；通大路的地方，留一大缺口，垒上砖石，装上巨大的寨门；寨内修房建屋，供人们居住；白天寨门打开，方便出行，夜晚或遇战乱兵祸，寨门紧闭。鸦片战争后，国运日衰，群雄遍起，捻军驰骋中原。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为镇压捻军，督促黄河以南各府州县官绅组建乡勇赶筑寨堡，河南各地一时寨堡遍地（《河南通史•第四卷》39页）。保吉寨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后，郑州市开始了大规模建设，一些村寨迁并别处，村名亦不复存在；还有一些寨堡经过都市村庄改造后，建成了社区；另有一些寨堡因人口发展，寨墙逐年被拆，划成宅基地盖房，寨墙、寨门损毁殆尽。

    保吉寨是郑州市目前唯一一个基本保留中原土寨风貌的村落。

    （2009年冬，作者到保吉寨进行调查拍照后整理出上述文字在河南博物院志愿者团队博客发表，被多家网站转载。2016年保吉寨被直评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祥营村俗称“三不管”

    祥营，又称祥符营，位于郑州西绕城公路与郑州高新开发区科学大道交汇的丁字路口西侧，属郑州高新开发区管辖。

    祥营村在民国时期是旧郑县（现郑州）、荥阳、荥泽（现古荥镇）三县交界处，村中十字路口处就是当时的分界线：路西南即荥阳，西北连荥泽，东边是郑县。

    祥营村邻古（古荥镇）须（须水镇）大路（现古须大路与郑州西绕城公路相连，亦是郑少公路西入口），又是三县连接处，地理位置优越，自古商业贸易兴盛，逢单日有集。旧时村中有店铺40多家，其中有粮行、杂货店、银匠楼、饭店、药店等。村东有龙王庙（现村小学即为龙王庙旧址），规模宏大，雄伟异常，庙中的五龙盘柱胜景，至今令村中老人津津乐道；村北永安寺（现郑州58中学即为永安寺旧址）香火鼎盛，方圆数县人都来此进香。庙宇多，庙会自然就多，一年有六次庙会：分别是农历正月初七、二月二、四月初四、八月十五、八月二十七、九月十三。因此，旧时祥营是周边乡村重要的商业贸易、农副产品集散地和祈神拜佛、文化活动场所。

    因为祥营村在三县交汇处，百姓俗称“三不管”，故村中百姓传说的趣事、怪事、奇事亦多。

    趣事：村中若发生命案，县官来此验尸，让衙役将尸身翻个个到本县界外，就不属本县范围，于是就不予审理。

    怪事：“三山夹一井，村北有龙坑”，该村地处平原，周边没有山脉。但为什么有“三山夹一井”之说呢？原来，村中的一口水井毗邻三座房子，三座房子的房山于是被村里的秀才们被戏称为“三山”；“村北有龙坑”是因为村子北边有一半亩大的水坑，坑中之水常年不干，村中老人就杜撰出坑底有龙之说。

    奇事：该村村东街口有一大坑，水深数丈，村中人说坑中有“紧嘴蛤蟆”，入坑不鸣叫，出坑到别处才叫。近几年，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坑中之水渐已干涸，坑址上现在是一排楼房。

    祥营村原有土寨围护，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寨外还有壕沟，筑有四个寨门，寨门为砖石构拱券式，其中东西两个寨门上撰刻有“祥符营镇”匾额。后因人口发展（村中解放初期人口为1千余口，现为4千余口），寨墙逐年被拆，划成宅基地盖房，上世纪70年代后，寨墙损毁殆尽。

    都市村庄林山寨——折射郑州发展的脉络

    郑州西郊与市委一墙之隔的西邻，原有一个村子，村名叫林山寨。

    林山寨历史悠久，在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就有先民居住。在“问鼎中原”的金戈铁马声中，这里几度兴废。清初，朱姓人家从山东迁徙至此居住，村名遂被称为“朱临山寨”，后又有肖、郭、魏、赵、王等十八姓相继迁入。清末，村名更为“林山寨”。

    林山寨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阡陌相连，人杰地灵，民风淳朴。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村民以种植粮食、蔬菜、加工豆制品为生。特别是蔬菜种植和豆制品加工，自清末民初就蜚声郑州城乡。

    自1953年起，在国家实施的一个个五年计划中，先后征用林山寨土地3000余亩修路、建厂、盖机关、团体、学校，建市委和家属院时将林山寨村东半部迁到伊河路和工人路交叉口西南侧，林山寨自此分为“新村” 和“老村”。

    1961年，政府相关部门根据林山寨具体情况，将村民中没有“走工人”的村民由吃自产粮转成了吃商品粮，村民转成市民，林山寨成了郑州最早的都市村庄。

    随着土地的被征用，村中的大姑娘小媳妇青年小伙儿强壮劳力“走工人”进棉纺厂、砂轮厂、电缆厂等大厂或小厂；剩余的土地不再种庄稼，全部种了蔬菜；生产队办起了副业厂：磨豆腐、生豆芽；冬闲时间，社员们去修路工地挖土方……

    村民步入都市村庄后，生产、生活、思想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传统农业文明观念开始发生裂变。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衣着上，渐及语言、行为、思想，商品意识随着步步增强，尊师重教的思想在村民思想中逐步扎下根，村中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逐年增多，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解放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村民中，成长起地厅级、市级、县团级领导干部，涌现出以郭梅穗为代表的全国劳动模范、省市先进生产者、新长征突击手；第三代村民大部分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其中还有硕士、博士。

    改革开放后，碧沙岗市场在村北友爱路建纺织品市场。村民立即从中悟到商机，家家户户扒了自家宅院中的猪圈、鸡窝盖出租房，出租给卖布商户；有的添置打卷机、印码机，有的办起小饭店、小商店为商户服务；从中挖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桶金。自上世纪80年代后，村民将平房翻盖成楼房，除自己居住外，多余的对外出租。进城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把这里称为“都市寻梦人的避风港”。村委会、党总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大胆求变，特别是“林山寨农业科技园”的建立，开都市村庄跨越式发展开先河，成为郑州市典范。村内的企业下岗工人“失业不失志”， 办午托部、开饭店、办工厂，或利用一技之长到民营企业打工，涌现出以魏玲为代表的下岗再就业模范，受到政府表彰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富裕起来的村民不忘国家，在南方遭大水灾、汶川地震时，踊跃捐款，体现了新时代农民的新风貌。孝敬老人、家庭和谐，邻里团结，助人为乐，互相帮助成为新的村风民俗。林山寨村两委会先后获得“中原区先进基层党组织”、“郑州市文明村镇”、 “全国敬老爱老模范村”等荣誉称号。

    1994年，林山寨老村整体拆迁改造。

    1995年，郑州市委建人大办公楼，征用林山寨最后26亩土地。

    2011年，都市村庄按区划改制，林山寨村划归林山寨办事处管辖，从此结束了林山寨数百年村落的历史，融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发展的激流中。

    结 语

    郑州西郊村名的故事，大多隐藏在各村老人们的记忆里，少部分记载于县志、区志、村志中。新中国成立后，郑州西郊最先列入国家重点工业基地建设，后又随着城市框架不断的拉大，村庄或被整体拆迁，或就地改造成社区，原有的村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某某花园，某某王府，有的甚至是外国名字，孩子、年轻人，甚至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忘却了村名的来历，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代，甚至是异化。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只有通过历史，一个民族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郑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是一个小县城。郑州周围村庄村名也是城市发展的编年史的一部分，村名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有关联。保留下村名的故事迫在眉睫，抢救性的发掘、收集、整理郑州市城中村历史文化，弄清楚脚下这块土地曾经发生过什么，弄清楚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更是对后世不可推卸的责任。

    【附】作者简介

    郭桂兰：郑州市人，女，汉族，生于1950年，大专学历。1968年下乡，1970年参加工作，退休前任郑州电缆集团北方实业公司工会主席。退休后，2005年被聘为河南博物院志愿讲解员，期间，曾任河南博物院志愿者团队副秘书长、副团长等职，先后多次被评为河南博物院优秀志愿者、志愿者之星、功勋志愿者等。

    2009年荣膺“首届中国博物馆十佳志愿者之星”、“河南省十大杰出志愿者”称号。

    为深入了解郑州周边村庄的历史，，作者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调查，足迹郑州周边数十村庄走访几十位村民，撰写出有关郑州村庄历史风俗民情逸闻趣事文章，搜集郑州抗战史料，曾在《河南日报》《大河报》《郑州晚报》《古城郑州》等主流媒体发表文章百余篇，并主编、执笔《中原区林山寨村志》，整理出郑州抗战田野调查资料《郑州·一九三八》《郑州·一九四一》《郑州·一九四四—一九四五》。

    2015年，被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聘请为特约撰稿员，参与编撰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反映郑州人民在统一战线指引下英勇反击外来侵略的郑州抗战史巨著《郑州抗战纪事》。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同年，作者作为顾问之一，参与郑州市文化局与河南电视台合作拍摄的文献纪录片《郑州抗战纪事》，此片获得郑州“五个一”工程奖。

    2016年郑州市有关部门将作者申报的《中原区村名的传说》评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