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在1937年8月9日闭馆，结束了其不光彩的历史。
 

  1936年年初，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再度开馆。

  从外交层面看，中日官方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在中国国内，“抗日救亡”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是在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全国各地积极响应，郑州也不例外。根据档案记载：郑州扶轮中学地下党党员段超人联合全市爱国师生，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鼓动学生投入爱国运动。当年12月19日，郑州成立“学生联合会”，发布宣言声援北平学生，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抗日；12月28日，“学生联合会”组织2000多名学生，冒着纷飞大雪在陇海体育场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集会结束后，学生们举行了游行示威，冲破国民军警的封锁，用砖头、石块袭击日本驻郑州领事馆……12月30日，在郑州中正学校爱国学生张璋的带领下，数百名学生再次游行，并猛烈冲击日本驻郑州领事馆……”

  郑州的商会、团体和有志之士也行动起来，拒绝和在郑的日本公司进行贸易；工人们也在工会的号召下，拒绝为日本商人服务。可以说，日本人以“商贸”为幌子进行间谍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日本人间谍及其招募“眼线”就打着“游历”、“考察”等各种旗号，在河南境内从事各种地图测绘、地理拍照等间谍活动。

  根据档案记载，国民政府在豫各个机关部门也对日本人的各种非法活动提高了警惕，不仅采取各种办法限制日本人在豫的经商、游历的路线和范围，而且军政机关派出大量暗探，对在豫各个日本机构进行秘密监视和跟踪。这一点，从日本人的电文“郑州中国官厅之监视压迫”，造成谍报活动“简直无法施展”中得到印证。

  中国政府反间谍活动的深入终于有了硕果——1937年1月，河南地方当局成功破获了郑州日本特务机关间谍案，不仅当场将间谍擒获，而且缴获了大量秘密文件。铁证如山，日本政府被迫承认其从事间谍活动，并向中国政府道歉，此案成为抗日战争前中国政府对日外交活动中为数不多的胜算之一。

  间谍赵龙田

  被送进警察局

  据档案记载，1936年下半年，由天津的“中国驻屯军”方面策划，日本特务机关决定向中国各地增派特务组织，尤其是向黄河沿岸各省发展，成为军部的共识，中原腹地由此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重点目标。

  日本方面派来的是志贺秀二、田中教夫、山口忠勇三个特务。这三个人来到郑州后，在大同路通商巷9号百花银楼后院租了几间房子，以“文化研究所”的名义作掩护，设立了特务机关，行动范围涵盖豫陕甘三省，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收买汉奸。

  这个“文化研究所”一成立，立刻引起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河南一区专署（辖郑州及其周边地区）多次派人向驻郑州日本领事馆提出口头质问。

  日领事佐佐木义夫一再声明该所纯属文化机关，并无其他作用。中国有关部门是听其言观其行，暗中派人予以监视。

  1936年9月，志贺秀二收买到了汉奸赵龙田（自称山东人），让其在豫北道清铁路沿线和黄河沿线，对当地驻军和要塞工事情况进行调查。

  据日方电文记载，日方给赵龙田以大量酬劳：“九月十四日，付赵龙田一百五十元，充黄河沿岸、陇海沿线之排除调查费。九月二十七日，付赵龙田一百五十元，为天津来回及携带物资之差旅费……”

  10月，日方派赵龙田到西安侦查：“十月一日，付赵龙田二百元……十月份津贴及经费一百元。十一月九日，付赵龙田一百元——十一月份津贴、经费。十一月九日，西安派员通信办法——为预谋西安间确实通信规定及注意事项……”

  但赵龙田在西安的活动不太顺利，11月25日，赵龙田在西安被有关部门拘捕，但“西安事变”发生后，赵龙田趁乱逃出了西安。

  虽然赵龙田在陕西的活动失败了，但志贺秀二派给他一个新任务：让其与山口忠勇赴天津与土匪刘桂堂的参谋长接洽，准备招集刘在河南的旧部伺机暴动，并准备从天津带一些朝鲜人来郑州，开办一所胶皮厂，贩卖海洛因。

  1937年1月4日，志贺秀二与赵龙田、山口忠勇商谈完行动计划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发觉门前仍有中国暗探监视，志贺秀二命赵龙田和山口忠勇不要走正门，从后阳台跳出去。

  或许是赵龙田和山口忠勇迷了路，居然跳进了隔壁郑州商会救火队的后院。救火队员以为是来了盗贼，将两个人捆绑起来，送到警察局。

  中日战事紧张，日领事馆降旗闭馆

  一到警局，赵龙田就全盘招认了为日本人从事间谍活动的全部事实。

  此事被立刻上报给有关部门，中国政府判定：通商巷的“文化研究所”为日本特务机关，随即照会日本驻郑州领事馆，会同检查。日本领事馆拒绝同去检查。

  中国当局立刻展开搜捕行动，当警察冲进“文化研究所”时，里面浓烟密布——志贺秀二和田中教夫分别手持枪支和刀具抗拒警察搜查。经过警告，志贺秀二和田中教夫才放下武器，警察冲进屋内，抢救没来得及焚毁的文件、资料、照片等物品。

  随后，志贺秀二、田中教夫连同赵龙田和山口忠勇被专人押往专署看管。

  1月6日，日本领事佐佐木义夫携日本驻华使馆派驻郑州的秘书佐多平井一同来到河南一区专署，向专员阮藩侪当面表示道歉，并提出对志贺秀二、田中教夫等人的引渡要求。

  在这起震惊国内的日本间谍案中，中国方面缴获了大量日本特务机关文件，主要内容包括：策划河南黄河以北各县独立的计划与活动；勾结土匪，供给其枪械，预谋暴动的计划与活动；编印反动口号，造谣迷惑民众；搜集到的中国军事秘密文件、地图等；组织特殊无线电班，妨害或窃取中国电讯的计划和活动情况等。范围涉及豫陕甘三省，尤以黄河沿线和豫北地区为多。

  在这些文件中，有6份特务机关的电文发文登记簿，记载发送有关情报130多份，其中一部分注明是由领事馆转发的。这证明，在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内有以外交人员为掩护的间谍人员。

  赵龙田一案被《河南民报》、《申报》、《大公报》等报纸披露后，迅速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民众对日本特务的活动表示愤慨，要求中国政府积极交涉，严惩涉案人员，取缔与特务机关有通谋的日本驻郑州领事馆。

  1月8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25日，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向日方照会提出严重抗议。经过交涉，志贺秀二等人被驱逐出境。

  在此期间，郑州当局查封了与日本特务机关有联系的福胜洋行和广仁医院，先后在禹县、郑州、沧石铁路保管处等处逮捕了与此案有关的汉奸多人，并于1 月13日将汉奸赵龙田处决。

  由此，日本在郑州的特务机关遭到毁灭性打击。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战事紧张，中方对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限制和监视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奉日本外务省的训令，于1937年8月9日降下旗帜，正式闭馆。1937年8月10日，《河南民报》援引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对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撤离如是报道：“日驻郑领事佐佐木高义，九日晚10时率馆员大泽等四人离郑赴汉，转轮渡回国……”

  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就此结束了极其不光彩的历史。 （原标题：“七七事变”后日领事馆正式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