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流域,远古时代气候温暖而湿润。在黄河长江流域地区,到处生长着中国特有的野桑和以野桑叶为食料的野蚕。大约在五、六千年前,华夏祖先就开始利用野蚕茧抽丝,织造原始的绢帛。之后把野蚕驯化,进行户内喂养,将野蚕驯养为家蚕,结茧缫丝织绸,从此出现了原始的蚕桑丝绸生产。
浩瀚的中国古籍中,载记了很多有关蚕桑丝绸起源的神话和传说。
神话有“蚕神献丝”、“天神化蚕”、“公主结茧”等。“蚕神献丝”说的是有一回黄帝率领本部族的人打败了九黎蚩尤族,正在开庆功会时,突然,一位美丽的姑娘身披马皮,从天而降,手里捧着两束丝,一束黄得像金子,一束白得像银子,前来献给黄帝。这个献丝姑娘就是“蚕神”。黄帝从未见过这样珍贵的东西,赞叹不已,忙叫人把它织成绢帛。这就是绢帛的最早来历。“天神化蚕”是说有个叫“元始天尊”的天神,看见凡人没有衣被御寒,十分可怜,于是化为“马鸣王菩萨”,而外形变成蚕儿,并让它的女儿托生人间,成为黄帝的元妃,教人养蚕。“公主结茧”的神话则是说,古代有一个公主爱上了一个富家公子,后来公子突然失踪,公主骑着马四处寻觅,但始终没有找着。她伤心之极,不想再回皇宫,就在桑树上栖息,久之结一大茧,于是有了蚕。
“蚕神献丝”和“天神化蚕”两个神话,都把养蚕的创始人说成是黄帝及其妻子。“蚕神献丝”说黄帝叫人将丝织成绢帛后,看见绢同云彩和流水一样轻柔、美丽,就由元妃嫘祖亲自养蚕,并把养蚕方法传授给民众,养蚕业就此得以推广。“天神化蚕”也是说养蚕始于黄帝元妃。
嫘祖,历代史籍均记载为“黄帝元妃”,又记载她“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称颂为中国蚕桑丝绸之祖。嫘祖,又写作 絫 祖、累祖。早在先秦青铜器铭文中,就有 姓,孙治让认为 字为嫘祖二字合文 ( 《古籀余论》 ) 。从字形结构分析,嫘、 纍 由 得声,且字为古文祖字,从女表示性别。因此, 字读为嫘、 纍 、累,其实为嫘祖二字合文之省 ( 省去所以之系 ) 。 陈直先生认为:“传说之黄帝元妃嫘祖事或有征。” ( 《史记新证》。在《左传》里,我们可以读到 纍 姓,应劭《风俗通》、郑樵《通志·氏族略》均以为嫘祖后代。从姓氏学的角度考察,“女生曰姓” ( 《释文》 ) ,“因生以为姓” ( 《说文》 ) ,“姓谓子也,” ( 《释文》 ) ,因此从春秋往上追溯,从《左传》记载的“ 纍 虎”往上推,其始祖为嫘祖,这完全符合中国上古所谓“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 ( 《通鉴外纪》 ) ,而“姓千万年不变,’ ( 顾炎武《源姓篇》 ) 的原则。
一
传说中的黄帝族,姬姓,与炎帝族共同出自于少典氏族,《国语·晋语四》云:“昔少典娶于有 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大戴礼记·五帝德》引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这里所记黄帝为少典所生,意即为少典族的后裔或其分支,并不是父子关系,前人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如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云:“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黄帝即少典氏后代之子孙。”郭璞《山海经·大荒东经注》亦云:“诸言生者,多谓其苗裔,未必是亲所产。”就是说少典氏和有 蟜氏原是两个互通婚姻的氏族,而结成一个原始的部落。随着人口的增加,从该部落又分出黄帝族和炎帝族,以后由于这两族分居两地,年长日久,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的差别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两个不同的部落。
像一切原始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一样,黄帝族最早当以熊为自己崇拜的图腾。茆泮林《世本·帝王世本》宋衷注:黄帝“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 熊国君之子故也,亦号轩辕氏”。张守节《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案:黄帝有 熊国君,乃少典 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这里所谓“号有熊”,“有 熊国君”,实际上应当是指黄帝最早是以熊为图腾名号的氏族。《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列子·黄帝》云:“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驱、虎为前驱,雕、鶡、鹰、鸢为旗帜。”这 10 种不同的鸟、兽,实际上就是十个氏族所崇拜的图腾,也是他们的姓氏或名号,他们结成以有熊氏族为主体的部落联盟或部族,而黄帝就是这个联盟或部族的首领。
黄帝族的最早活动地域,文献记载较少,历来说法不一。《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同书《正义》又云:“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兖州曲阜即今山东省曲阜县。比较可信的说法是黄帝族当发祥于今河南西部的嵩山周围地区。《国语·晋语四》云:“昔少典娶于有 蟜氏,生黄帝、炎帝。”是知黄帝族与有 蟜氏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蟜为虫名,梁晓景考证 蟜虫就是现今所称作的蜜蜂,因此她认为有 蟜氏族就是以蜜蜂为图腾的氏族,也是以蜜蜂为名号的氏族。有 蟜氏族最早当生活于平逢山区,《山海经·中次六经》云:“缟羝之首曰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 虫。是为螯虫,实惟蜂蜜之庐。”“平逢”即“蜂”之缓读,平逢山也就是蜂山,今称北邙山,位于嵩山西北洛阳市北郊,有 蟜氏族因居于此山而得名。黄帝族既出于有 蟜氏族,显然该族最早也应活动于这些地区。后来该族沿伊河、洛河东进而到达今新郑地区,《白虎通义·号》篇:“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郑条下刘昭注补引皇甫谧曰:“古有郑国,黄帝之所都。”《括地志·郑州》条下也说:“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唐代新郑县即今河南省新郑市,位于嵩山的东麓,这里至今仍被世人称作“黄帝故里”,而且保存有不少传说性的黄帝族活动的遗迹。黄帝号“有熊”,另外又号称“黄自然”,《白虎通·溢》云:“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万世不易,名黄自然也”新郑县也有自然山,《水经·洧水注》:“洧水又东与黄水合……黄水出太山南黄泉。”熊会贞疏:太山“今日自然山,在新郑县西北二十五里,黄水河所出也”。后人或以为黄帝曾到过这里因而改称为自然山。
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当时是由炎、黄二族合并而成的一个强大部族,所以这个历史时期又称之为“炎黄时代”。
黄帝被推为首领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工作,《史记·五帝本纪》云:“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间。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通过这些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促进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安定了社会秩序;创建了“部族”这一当时最高社会组织形式的机构,它被赋予军政、民政、财政管理和监督等多项职能,加强了部族机构和黄帝个人的权力,从而为未来以王权为核心的我国古代国家政权机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推动着中原地区的历史迅速迈向文明时代的门槛。黄帝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促进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加强了自己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类似于后世的国王,但是他与后世的国王又有着本质的不同,他未脱离生产,未脱离群众,而是亲自参加劳动生产,为群众排忧解难,因而仍然受到群众的讴歌赞颂,加以美化,加以神化,并且把许多发明创造都加在他的身上,可见他仍然是一位受到广大部族群众衷心爱戴的人物,他是我国古代文明社会的伟大奠基者之一。
二
华夏织造的肇始,本于绩缫术的发明。而丝帛文化有其丰厚的人文内容。关于桑蚕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见于《尚书》。《禹贡》所载九州贡物,凡六州皆有织造材料,其中东部之兖州、青州及河洛之豫州,均有丝 之贡。《书》谓“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可见,桑蚕的开发,是先民走出洪荒安居乐业的重要基础和显著标志。所谓“桑土”指宜蚕桑之土 ( 《禹贡》郑注 ) ,所以本属象形之桑字,在远古史话中即系于地示,如三皇五帝时代的空桑、穷桑之地,而在殷商卜辞中,“桑”则概为地名,是商代东部之地。《说文》 在 部, ,汤古音同。在商代开业之主成汤与桑树、桑土之间,似存在着某种可寻诸历史迹象的文化联系:汤之贤相伊尹生于空桑,辅佐伐夏;汤得天下后,遇天大旱,即身祷于桑林。又据《史记·殷纪》及《竹书纪年》等,太戊 ( 汤四代孙 ) 时,商道始衰,有“祥桑,” ( 预示吉凶之桑 ) 生于亳都,一暮之间大可合拱,太戊修德,此桑乃枯死而去。桑的生长之异常情况成为国运衰微的凶征,可见桑在商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桑林、桑社与桑中、桑间,以及植桑制度,养桑之法等文字记载在先秦典籍中的泛可见示,不难想见,上古先民的各种现实活动,与桑蚕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国仰韶时期文化中,已发现有野蚕丝。然而对于蚕桑之为业,即人工养蚕的发明情况,《后汉书·礼仪志》上提到了“先蚕”,其所谓“祠先蚕,礼以少牢”,是史籍中关于养蚕始祖的最早记载。在上古时代人们是把“先蚕”与“天驷”联在一起的,天驷,为房星之名。“蚕为龙精” ( 《周礼·马质》郑玄注 ) ,而“龙为天马” ( 《尔雅·释天》 ) “天驷,房也”,《义疏》曰:“房者,言万物门户也。”万物门户,指万物之所由出。《礼记·月令》载:立春,兆“天之生育盛德在于木位” ( 孔颖达《正义》 ) ,太 为东方之帝,句芒为主木之官,故祀太 句芒于东郊,以祈一岁生育之盛。天驷为上天主育之神。先蚕——天驷概念的确立,实乃体现了原始生育观念。
嫘祖被历代视为“先蚕”,汉代以来,历代皇室有“祀先蚕”的大规模祭祀仪式和活动,目的在于通过这些仪式和活动“以劝蚕事”,推进养蚕栽桑事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农业的兴旺,带动经济的繁荣。所以,在中国古代,嫘祖其实已经化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激励农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一种动力,含有经济的、科学技术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因素。同时,作为黄帝元妃,嫘祖受到历代皇室包括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高度尊崇,因而又被赋予了中华民族人文女祖的崇高形象,和中华民族凝聚力源头所在的文化内涵。
三
嫘祖对华夏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世本》“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产青阳及昌意。”《史记·五帝本纪》亦如此说。嫘祖被后世敬为蚕神。《隋书·礼仪志》云:“皇后乘以翠辂,率三妃,三 、御媛、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刘恕《通鉴外纪》云:“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华夏大地黄河长江流域桑林漫布,何处是嫘祖故里,众说纷然。窃以为当以河南西平境为宜,其据如下:
1 .西平在古时曾称作西陵。《水经潕水》:“潕水又东过西平县北。”郦道元注:“县,故柏国也。……其西吕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杨守敬疏:“ ( 西陵 ) 亭当在今西平县西。”
2 .西平古有房国,乃西陵氏后裔。《国语·晋语》:“青阳,方雷氏之甥也。”韦昭注:“方雷,西陵氏之姓。声,雷。嫘同也。”方雷一姓后世简称为方姓,应劭《风俗通》云:“方,方雷氏之后也。”按房,从方得声,方与房音义相同,故相通也。《释名》:“房,旁也,室之两旁也。”《诗经·小雅·大田》:“既方既阜”郑玄笺:“方,房也。”《史记·殷本纪》云:伊尹“复归于亳,入自北门,迂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方姓后世又称为“房姓”,即古时的房族和房国所在。古房国亦即古方姓乃方雷氏后裔,古房国位于西平西陵,显然是方雷氏族即嫘祖母家西陵氏的故居。
3 .西平西陵与黄帝族所居河南新郑,南北相距 120 公里,两族相距近捷,互通婚姻较为方便,两心相惜,合情合理。
4 .黄帝与嫘祖所生的子息,居地皆在新郑地区,距西平不甚相远。《水经·洧水》:“洧水出河南密县西南马岭山,东南过其县南,又东过郑县南……”。古代洧水当即《诗经》中的洧水,《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郑玄笺:“溱、洧,郑两水名。”《汉书·地理志·颖川郡》阳城县下班固自注:“阳城山洧水所出,东南至长平入颍。”郦道元注:“亦言出颖川阳城山,山在阳城县之东北,盖马领之统目焉……洧水又东径新郑县故城中……皇甫士安《帝王世纪》云:‘或言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矣。’”阳城即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密县即今河南省新密市,新郑即今河南省新郑市,新郑、密县、告成三地东西相连。
中华之母——嫘祖,不仅仅是“先蚕”之神,而还是一位巡行天下观览山川的“道神” ( 旅游之神 ) 。《汉书·律历志》引崔 《四民月令》云:“祖者,道神。黄帝之妃嫘祖,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之以为道神。”马骕《绎史》引《轩辕本纪》云: ( 黄帝 ) 周游时,元妃嫘祖死于道,帝祭之以为祖神。”道神、祖神意义虽一,但对嫘祖获此尊称之由,则不尽同。比较两引,马骕引较为合理。
嫘祖黄帝之联姻,催生了中原华夏族,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基础。成为上承洪荒下启文明的伟大的历史巨人。后世称颂“轩嫘”为“父德巍巍,母德煌煌”,其功德“万世昭彰”、“日月同光”。
注 释:
[1] 袁珂:《山海经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2] 杨守敬:《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3]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2 年。
[4]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 1987 年。
[5] 上海师范学院整理组:《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6] 《诸子集成》,世界书局,上海书店影印, 1991 年。
[7] 《泷川资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8]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 1999 年。
[9]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 19685 年。
[10] 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11] 赵青春、秦文生:《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年。
[12] 梁晓景:《炎黄母族有 蟜氏考》,《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 1996 年。
[13] 夏鼎:《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 1972 年 2 期。
[14] 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 1987 年 5 期。
[15] 李模:《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原文物》, 1996 年 1 期。
[16] 许顺湛:《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中原文物》, 1996 年 1 期。
作者简介:
彭清深,男,( 1949 年 ~),汉族,甘肃兰州人。大学文化。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文献中心主任、研究员。系甘肃西北史研究会理事、甘肃中青年社科工作者协会理事。先后参编出版专著 2 部,发表论文 80 多篇,并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二、三等奖各一次。专著《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雪球汉氏族的人类学分析》由上海出版社出版。主要论文有《藏学重要文献研究述评》 ( 载《图书与情报》 1996 年第 1 期 ) 、《郑振铎文学文献研究述评》 ( 载《青海民院学报》 1996 年第 2 期 ) 、《马克思的科研方法探赜》 ( 载《西北民院学报》 1996 年第 3 期 ) 、《道教的第一部经目》 ( 载《中国道教》 1996 年第 3 期 ) 、《甘肃藏传佛教研究述评》 ( 载《图书与情报》 1997 年第 2 期 )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