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意表达方式。古史记载，尧舜时，朝前树立旌幡，民众对政务有所建言，都可来旌下陈述。各交通要道都竖立“谤木”，让大家在上面书写情况，反映对施政者的批评。到了西周，谤木古制依旧，又添了路鼓与肺石。有冤无门者击鼓申诉，可将冤情直达于上；另在朝门外挂一块形状如肺的石头，凡“穷民”“孤独老幼”等弱势者有申诉，可以到肺石下投诉。
 
    两者后来慢慢演变成登闻鼓制度—“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譬如汉代，将登闻鼓悬挂在宫门口的公车署里，《汉书》记载：“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这种绕过层层政府机构而直达最高当局的直诉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民告官”的重要渠道，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越级上访”。宋代直诉制度不断完善，设立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来处理“越级上访”，类似于现在的信访办，接待上访群众，处理上访事务，不得截访，不得代看进状，必须呈大内，由皇帝直接审阅。
 
    此外，古代的“越级上访”还有诣阙和拦舆。诣阙亦称叩阍，即直接向最高当局请愿投诉。如汉代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朝廷把他押解到长安拘禁起来。太仓令生了5个女儿，没有儿子，临行时悲伤地说：生女儿无用，关键时候帮不上忙。他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随父进京，上书天子，说害怕父亲受肉刑，愿以自己入官府为奴婢，来抵偿父亲之刑。汉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废除肉刑。缇萦的这次“越级上访”，可谓功德无量。
 
    拦舆，亦称遮道、邀车驾，也是直接诉诸最高当局。西汉初，刘邦征伐英布回京，关中民众纷纷遮道挡驾，投诉相国萧何以廉价强买田宅数千万，刘邦将诉状全部收下，回宫后当面交给萧何，要他亲自向民众谢罪。
 
    这三种“越级上访”的方式固然好，但全国这么多百姓，哪怕只有极少部分越级上访，皇帝一件件处理起来也吃不消。清代道光皇帝刚继位时，面对纷至沓来的越级上访，就曾抱怨说：“现在来京申告的人络绎不绝，朕不可能都派大员查办，不得不仍交本省督抚处理，待奏报结果。”越级上访大多被打了回去—其结果可想而知，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当地官员敷衍以对，老百姓的声音到达皇帝那里也作用有限。
 
    有些朝代确实也限制越级上访，如唐代法律《唐律疏议》规定，普通民众如果想去击打登闻鼓，必须经过以下程序：由县经州，达于三司，如不服，听上表；如不理，方可诣登闻鼓院而邀车驾。这其实就是明确规定，不受理越级上访，如果不按照此程序上访，就构成了“越诉”之罪。
 
    不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似乎是个特例。这个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夺得天下后，非常看重来之不易的大好江山，唯恐官吏们为了自己的私利把朱家天下搞败搞垮。他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里苦口婆心地对官员说：朕设立地方各级官员，本是为了治理百姓。然而所任命的这些官员，都是些不堪之徒，到任后就与当地吏员、皂隶以及泼皮无赖一起残害良民。这等贪官污吏，若不惩处，民何以堪！为了防止官吏贪污腐败、残害良民，他编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帮官员算经济账：譬如官员所得俸禄多少，折合成稻谷多少斤，按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以此向官员说明，尔禄尔俸，乃民脂民膏，当思来之不易，你们要本着良心做官，切不可贪赃枉法。
 
    为了监督官吏，防止他们坑害百姓，朱元璋认为光靠苦口婆心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鼓励“民告官”，鼓励老百姓“越级上访”。他在《大诰·民陈有司贤否》中说：“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许境内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意为如果官吏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上访；甚至对那些被同僚排挤、诬陷，实际上很清廉的官员，老百姓也可以集体进京上访，为其昭雪：“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为了畅通越级上访渠道，防止地方官员截访，殴打上访者或是把上访者关“小黑屋”之类的事情发生，《大诰》中专门有“阻挡耆民赴京”条，说的是淳化镇巡检何添观等刁难上京告状的农民，索要钱财，结果被处以刖刑一事。以此警示地方官员，切不可阻挠打击越级上访者。老百姓控告贪官污吏，或为本地受冤屈的地方官申冤等进京上访，手持一本《大诰》，就可一路畅通无阻，各地均不敢拦截。
 
    更有意思的是，朱元璋不仅允许老百姓“越级上访”，还允许“越级绑缚”。“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将贪官污吏直接“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其中清楚地规定了哪种情形可以将官吏“绑缚赴京治罪”，说明朱元璋是真心想严肃吏治。
 
    朱元璋期望通过“越级上访”和“越级绑缚”的办法，给官吏以压力恐惧，达到监督和规制官吏违法乱纪的事。为此，他还专门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常熟县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陈寿六，被县吏顾瑛欺压迫害，陈寿六与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县吏，携带《大诰》赴京面奏。朱元璋对其赏赐有加，“赏钞二十锭，三人衣服各两件”，并免其杂役三年。为了保护这个典型，朱元璋知照下面官吏，以后即使陈寿六犯法，也不许地方处理，而是由朱元璋自己审理。
 
    朱元璋以为如此“落实政策”后，“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却不料出现了他意想不到的情况—民众借机公报私仇，有的地方民众“响应”号召，将衙门胥吏豪强绑缚起来，勒索其财物，还将其绑到京城去。有的地方非但没有动静，甚至还有恶吏欺虐良民，几成祸害，却鲜有人“越级上访”或“越级绑缚”的。以至于朱元璋很纳闷：老百姓“何不依《大诰》擒恶入京，一则受赏，二则立良民之名于一郡，使有司畏惧”？
 
    其实他不知道，民斗官何其难，历来是胜少败多。官员尤其是胥吏，在当地都是“地头蛇”，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一般新任的官员都畏惧几分，何况普通百姓。除非是大姓宗族，人力、财力雄厚，才敢越级上访，甚至“旁入公门”。把有士兵保护的胥吏、官员抓走，绑缚京城，一般的贫苦百姓，哪里有这力量？就算响应皇帝的号召去上访、去绑缚，也担心被胥吏、官员秋后算账。
 
    其次，过去交通、通讯不发达，涉重山万水去京城越级上访或是将官吏绑缚上京，需要不少费用盘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路途漫漫，虽说皇帝答应了不许各地阻挠，但所谓“官官相护”，难免想方设法刁难，普通百姓一想到种种困难，大约也要视之为畏途了。期待人人做陈寿六是不现实的，朱元璋的如意算盘落空尽在情理之中。
 
    朱元璋的困惑，正是他自身无法克服的政治体制本身的弊病所在，他越是要加强朱家王朝的专制皇权统治，越是无法真正让民众监督官吏，朱元璋的做法不为后来的帝王所采用，个中原因大约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