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顾名思义，是一个歇脚的地方。

 

　　上一个千年来临之前，被战乱折磨得破败不堪的中原文明，在一个叫陈桥的驿站歇了歇脚，抬腿就迈出荒芜，走进了一段为期160多年的繁华之旅。那段辉煌的岁月，至今仍让人赞叹、怀念，也让人扼腕叹息2002年12月24日上午11时许，记者乘车出了开封市，沿平整宽阔的柏油路奔向东北方向。过了黄河大桥，汽车折而向西，没多长时间，就透过车窗望见了新乡市封丘县的陈桥镇。看了看表，不到一个小时，我就从“东京汴梁”来到了“陈桥驿站”。

 

　　一个半小时前，我还在喧闹的开封市大相国寺车站门口，四处打听怎么到陈桥镇。但被问的人基本上都一脸的茫然，这让我很有点意外。一位烟酒店的老板茫然过后，忽然眼睛一亮，挠了挠头(似乎是为自己的“没文化”不好意思)说：“你说陈桥兵变的地方啊？！知道知道！”对于开封来说，陈桥是个不应该遗忘的地方。“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等流传千古的词语，都和它有关。

 

　　一千零四十三年前，陈桥驿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历史的事。没有这件事，或许中国就没有一个叫做宋朝的繁荣朝代，没有《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东京的繁华，或许也没有苏东坡“我欲乘风归去”的浪漫、岳飞“怒发冲冠”的豪情、辛弃疾“栏杆拍遍”的郁愤。那一天，延续320年的大宋王朝在陈桥驿“呱呱坠地”，中国再一次由乱到治，开始了数百年的繁华之旅。而作为北宋的京城，在上一个千年开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开封成为全世界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到现在，凭着古都的美誉，凭着潘杨湖、包公的传说，开封还吸引着熙熙攘攘的游人。

 

　　记者到达陈桥镇的时候，天上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远远望过去，坐落在辽阔平原上的这个小镇很朴实也很平和，让人无法把它和兵变之类的事联想到一块。

 

　　正是中午，又下着雪，陈桥镇非常安静，进村后记者几乎没遇到人。在封丘县博物馆馆长李天锡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陈桥驿纪念馆。纪念馆不大，房子也比较朴实，只有一个正殿两个配殿，都不是宋代建筑。据说纪念馆里只有那棵著名的系马槐是宋代的，它就是陈桥兵变惟一的见证了。那棵槐树老态龙钟，树皮呈黑褐色，有三人合抱粗细，约三四米高。李天锡说，这棵树1983年就死了，现在树干里面的空洞里竖着水泥杆，外面有钢管撑着。管理人员当时专门从系马槐上找到了一些树籽，育苗成功后栽在旁边。现在，这一棵“克隆”的系马槐也已经长到碗口粗细。

 

　　在陈桥镇，关于赵匡胤的传说很多，我听到的最生动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要回师开封，急着渡过黄河。他派人去河边查看：“封河(河面冻结)了没有？”当时正是“五黄六月”，哪里会封河？去的人回报：“没有封！”赵匡胤下令把这人杀了，又派人去看，再问：“封河了没有？”“没有封！”结果第二个人又做了冤死鬼。第三个被派去的人一想，反正是个死，就回报：“河封了！”结果大队人马走到河边，第三个人目瞪口呆：大河封了个结结实实！部队过了河，大家回头一看，河面上一片通红，原来是鱼鳖虾蟹搭了个桥，让“真龙天子”赵匡胤过了河！

 

　　历史专业“科班”出身的李天锡推了推眼镜，对记者说，民间的传说不但神化了赵匡胤，时间和环境也没弄对。陈桥兵变发生在公元960年大年初三晚上，并不是夏天；陈桥驿那时也不在黄河北岸。那时的黄河从郑州往东北方向流去，封丘、原阳、滑县、长垣等县都在“大河之南”，从陈桥驿向北走几十公里路，才能到达黄河。据省社科院研究员单远慕介绍，一千多年来，黄河在河南曾改道很多次，有段时间黄河逼近开封仅有几公里，在船上就能望见开封城。大概三四百年前的一次改道，把陈桥从开封“割”到了北岸，后来就归了新乡市封丘县。看样子，一千年的时间太久远了，事发地有鼻子有眼的传说竟然全是“合理想象”。

 

　　因为是“龙兴之地”，北宋时陈桥驿地位显赫。宋初时，陈桥驿被改为“班荆馆”，作为接待契丹使者、过往官员和举行国宴的地方，不再单纯是一个交通通信机构。

 

　　据说“班荆馆”规模宏大，建造讲究，陈设华丽，设施很是周全。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班荆馆”又改为“显烈观”，以“显扬祖烈”，成为宋朝皇族宗室经常活动的场所。后来，“显烈观”毁于金人铁蹄。岁月沧桑，那时的辉煌如今一点踪影也找不到了。

 

　　黄河改道后，陈桥驿紧邻大河北边的大堤。这样的位置没让陈桥驿萧条，反而让它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黄河渡口。86岁的张彦恭老人说，他小的时候，陈桥镇有“72座庙，72条街，72眼井”，规模很大。当时的渡口有几十条船，街上旅栈、饭店、仓库都有“大字号”。冬天封河无法行船时，客人在陈桥一住就是好几天。但那时已经修了铁路，有了黄河桥。随着铁路的日渐兴盛，渡口就慢慢“不中了”，整个陈桥逐渐繁华不再，萧条冷落了。在三四十年前，陈桥还有一些废弃的大宅院，房子都塌了，只留下一地的砖头瓦块。

 

　　1960年前后，李天锡在开封师院(现河南大学)上学时，还时常从这里坐船回家。他说：“和长江不一样，黄河的水浅，河道变化也很大。顺的时候，一袋烟工夫就能渡过河去；可要搁浅了，就得慢慢地活动船，找水深的地方绕过沙滩走，有时要折腾10多个小时。”有一次李天锡上午9点上船，晚上10点才到对岸。李天锡感慨道：“以前陈桥这儿是交通要道，往濮阳、往北京都从这儿走，可一修铁路，陈桥就不中了。”

 

　　从“安史之乱”开始，中国由治到乱。到公元960年，中原文明已经在持续的动荡中煎熬了200多年。

 

　　是有人出来收拾残局、重整山河的时候了。于是，历史选择了赵匡胤，历史选择了陈桥驿……

 

　　陈桥是这样一个驿站，偶然的机会让它“一夜成名”，不管它现在和将来多么普通，历史也永远不会把它遗忘。

 

　　“赵匡胤拴马时是将军，解马时就是皇帝了！”指着老槐树，陪同我采访的李天锡说，“五代时国无宁日，人民饱尝战乱之苦。陈桥兵变是那时中国由乱到治的转折点，这棵树可是个见证。”尽管陈桥驿早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有这棵老槐树在，就可以肯定，一千多年前那个戏剧性的“黄袍加身”正是在这附近。

 

　　1043年前(公元960年)的那个大年初一，都城在开封的后周朝廷再次接到边防急报：契丹和北汉合兵来犯。年轻的皇太后和7岁的小皇帝柴宗训召集大臣计议后，决定派掌握禁军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兵出征。初三早晨，33岁的赵匡胤带领紧急集合起来的6万大军，出开封陈桥门向北出发。

 

　　俗话说：“兵上一万，没边没沿。”6万大军浩浩荡荡塞满了官道，望不到边的旌旗猎猎作响。寒风在旷野上刮过，士兵们身上的盔甲、手里的刀枪等铁家伙冰冷坚硬。大过年的，却要背井离乡去远方拼命，他们的脸色想必好看不到哪儿去。

 

　　一千多年前赵匡胤的士兵走过的原野上，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阡陌纵横和麦苗青青。那时候，这一片大地上荆棘丛生，衰草连天，狐兔出没，人烟稀少。

 

　　从“安史之乱”开始，中国由治到乱。到公元960年，中原文明已经在持续的动荡中煎熬了200多年。从唐末到五代，战乱、兵变频仍，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是军阀混战厮杀的主要战场。富庶的田野，成为血流成河的战场；繁华的都市，沦为狐兔出没的废墟。战争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中原地区人口锐减，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河南、山东、陕西的千里沃野都成了荒凉地带。在最凄凉的时候，昔日繁华无比的洛阳城宫阙尽毁，“城邑残破，户不满百”，惹得司马光后来感慨万千：“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史料显示，当时中原一带百户以下的县不在少数。即使是到了宋朝建立十几年后的宋太宗时，开封周围二十三州的数千里沃野上，得到耕种的土地仍然不足三分之一。

 

　　数十年的战乱，使得老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翻开史书，这一段的历史让人震惊：五代初年，朱温为了阻挡李克用的骑兵南下，先后3次掘开黄河堤防，导致河南、山东变成沼泽水国；为了让士兵卖命，将军们攻下城后，都纵兵肆意屠杀、抢掠百姓；在一座被围的城中，粮食全部吃光，结果“人肉每斤百钱，狗肉每斤500钱”……

 

　　短短的50多年中，中原经历了5朝8姓14君，在南方和山西，也先后出现了10个割据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之一。

 

　　赵匡胤就成长于这样一个时代，也正是这样的时代成就了赵匡胤。

 

　　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大年初三，赵匡胤率6万大军北征，当天夜宿陈桥驿。小镇来了大兵，搭起了千百座营盘，数不清的旌旗在寒风中飘舞。

 

　　随着夜幕的降临，一种骚动的情绪在寒风中蔓延，开封城“点检做天子”的流言在军中迅速传开。这一夜在陈桥都发生了什么，隔着千年时光，我们已无法知晓。宋人司马光编纂的史书记载说：第二天凌晨，“将士皆擐甲执兵仗集于驿门……太祖(赵匡胤)惊起，出视之。诸将露刃罗立于庭，曰：‘诸军无主，愿奉太尉(指赵匡胤)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众皆拜于庭下，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

 

　　一个声威赫赫的王朝就这样诞生了。

 

　　史学家大都不相信天上能掉下这么大一个“馅饼”，认为所谓“黄袍加身”，是一个精心的策划。不少古人写诗对官方史书的记载表示不屑：“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千古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

 

　　一般认为，选择陈桥发动兵变，是因为在京城之外集结军队，兵变更容易成功。用“黄袍加身”的方式，是脸皮比较薄的表现，也更容易为各方接受。以前史学家多认为赵匡胤是欺负后周的“孤儿寡母”；但现在史学家多认为，不能太关注对一家一姓的忠，天下久乱，人心思定，后周7岁的小皇帝难以承担历史使命，这个任务只能由赵匡胤来完成。

 

　　披上黄袍的赵匡胤被将士簇拥着回师京城，他和士兵“约法三章”：“近代帝王起兵，初入京师都纵兵大掠，今天你们不能侵犯少主、太后和文武百官，不能劫掠开封民众。服从命令的有重赏，违反者杀无赦！”赵匡胤的这道命令使得这次兵变与五代时其他频繁的兵变有了本质的不同，使得这次兵变成了天下由乱到治的转折点。

 

　　大军去而复回，兵变的消息传进开封，当即满城风雨，人心浮动。10年前后周太祖郭威发动兵变，杀进开封后纵兵大掠的一幕，人们还记忆犹新。开封百姓如惊弓之鸟，无奈地等着头上的刀子落下来。但赵的部队进入开封后秋毫无犯，开封城“市不易肆”，秩序很快安定。于是，赵匡胤赚足了民心。

 

　　对后周的大臣、少帝和太后，赵也采取了很温和的办法——举行了一个“禅让”大礼，少帝将帝位“禅让”给了赵匡胤，而后周的大臣统统留用，改朝换代的大事在平稳中完成。

 

　　33岁的赵匡胤可以说出手不凡。他竭力减少兵变产生的震荡，展示了将国家带出灾难、领上坦途的远见卓识和非凡能力。在此后体制改革、国家统一的大业中，赵匡胤宽容、稳健的作风又屡屡显示魅力。最终，他将当时的中国带出了长达数十年甚至可以说数百年的战乱时代，整个中国终于结束始自“安史之乱”的混乱，重新走向稳定和繁荣。

 

　　这位生于洛阳，在战争中崭露头角、控制军权的年轻将军从陈桥驿返回后，定都开封当上了皇帝。因曾任治所在宋州(今商丘)的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定国号为宋。

 

　　应该说，在历代帝王中，赵匡胤是个比较直爽的人。他用一种简单而又直接的方式，仅仅是破费了几杯烈酒，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懂得用酒去解决问题的人，比喜欢用血解决问题的人当然要更聪明，也更值得尊重。

 

　　赵匡胤的几杯烈酒，奠定了宋朝繁荣稳定的基础，但也种下了赵宋王朝覆灭、崩溃的基因。

 

　　陈桥驿，肯定是当上皇帝的赵匡胤经常要回头望望的地方。33岁的他在陈桥圆了皇帝梦，那样的一夜，恐怕不管是谁，都会将无数细节珍藏心中，陶醉、回味，没事的时候偷着乐。但陈桥驿不光值得他陶醉，更让他警醒：会不会出现另一个陈桥，黄袍加在了别人的身上？如何让宋朝长治久安，不会成为五代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唐朝中期以后，特别是五代时，“主弱臣强”、“兴亡以兵”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掌握重兵的将领们左右着国家的局势，他们一旦反叛，国家马上就摇摇欲坠。赵匡胤本人就是这样当上皇帝的，他当然不能让这一幕在自己身上重演。

 

　　陈桥兵变一年半后的一个夏夜，赵匡胤设宴招待他手下掌握重兵的将领。这些人都是他昔日的结拜兄弟，陈桥兵变的功臣。席间，赵匡胤做出闷闷不乐的样子，对兄弟们说：“当了皇帝之后，我从来没有好好睡过觉。我知道你们对我都很忠心，可是如果有一天，黄袍加在了你们的身上，你们能有什么办法呢？”此话一出，将领们当即吓得跪了一地，求赵匡胤指条生路。赵匡胤表情诚恳地说：“人生如白驹过隙，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出守大藩，多买好房好地，多买一些歌儿舞女，每天饮酒相欢，好好享受人生。这样咱们君臣之间上下相安，该多好啊！”

 

　　第二天，石守信等禁军将领“集体辞职”，交出了兵权。赵匡胤把这些职位空缺起来，权力就归了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就这样，赵匡胤既不杀功臣、不伤兄弟和气，又解决了问题。应该说，在历代帝王中，赵匡胤是个比较直爽的人。他没有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费尽心机屠戮功臣，而是用一种简单而又直接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对于战争中被他俘虏的各地割据政权的首领，赵匡胤也很宽厚，一般都予以优待。赵匡胤是职业军人，直到当上皇帝之前，他还是高级将领，但他好像并不嗜杀。倒是一些其他身份出身的帝王(刘邦当过亭长，是个基层小吏；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后来又当过和尚)有时候表现得十分残暴。这个现象，实在耐人寻味。

 

　　“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又推出种种体制改革措施：分离掌兵权和发兵权，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推行文人政治，逐步剥夺节度使的兵权、财权和人事权，创建了“强干弱枝”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

 

　　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使赵宋王朝走出了五代时频繁兵变、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阴影。在300多年中，兵变从没有成为宋朝的致命威胁。

 

　　赵匡胤坐镇中原，调兵遣将，先后打败不少割据政权。除了山西太原的北汉和南方的几个小国，大部分地区都入了赵宋王朝的版图。随着天下初定，赵匡胤实行了一系列适当的政策，使经济、文化、科技迅速恢复和发展。后来宋朝在这几个方面的繁荣程度甚至超过唐代，达到了新的高度。宋代的造纸、造船、炼钢、火药制造等技术非常发达，其出产的瓷器、丝、茶叶和漆、铜、金、银、铁器等各种物资远销欧亚大陆的诸多国家。

 

　　以开封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同样展现了巨大的活力。开封除了是政治中心外，也是全国的交通中心和经济中心，其交通地位基本上相当于现在处于铁路十字交叉处的郑州。开封最初是春秋时郑庄公所建，起名开封，即“开拓封疆”之意。这里地处平原，陆路交通发达。更重要的是，汴河自隋唐后就是中国南北水运的交通干线，而开封正处于汴河的中枢，往西接黄河、渭水直抵洛阳、长安，往南可直通江淮、荆湖，并联系岭南、川蜀，“半天下财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

 

　　依托得天独厚的条件，宋代的开封百业昌盛，城内有早市、夜市，昼夜喧闹，繁荣异常。

 

　　当时的开封甚至有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作坊，火炮、“手榴弹”、毒药烟球等火药武器花样百出。

 

　　开封居民衣食丰足，普通人家穿绫罗绸缎是寻常事。在这座千年名城里，苏东坡父子受到欧阳修的激赏而踏上仕途，而柳永则失落地徜徉街头“奉旨填词”；王安石在宫廷推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变法”，司马光则在官衙埋头写作《资治通鉴》……看看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你就知道当年的开封文化，是何等的群星璀璨，是如何的光彩夺目。

 

　　随着经济发展，开封的人口很快达到100多万。同时期世界上的城市，日本的京都约20万人，西亚的巴格达有30万人，而欧洲最大的城市不超过10万人。前苏联《大百科全书》“城市卷”认为，当时的开封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最富庶和最美丽”的城市。

 

　　在上一个千年来临前后，摆脱战乱的中国，以强劲的上升势头，快步迈向世界的巅峰。

 

　　当然，“强干弱枝”的政治体制，“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军事体制，在后来逐渐显露出弊端。尽管宋朝经济实力强大，但在面对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的战争中胜少败多。对于军事上的失败，宋朝的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当然难辞其咎。有人说，让宋朝走向稳定繁荣的因素，也正是有宋一代政治、军事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100多年后北宋的灭亡和开封的衰落，已经隐含在宋初勃发的兴旺中。也可以说，赵匡胤的几杯烈酒，奠定了宋朝繁荣稳定的基础，但也种下了赵宋王朝覆灭、崩溃的基因。

 

　　一个能征善战的职业军人凭借武力建立起来的王朝，在军事上的成就偏偏极差，这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赵匡胤把“右文抑武”当做基本国策，逐步建立起一套文人政治的官僚体系。文人政治的确立，使赵家的天下有了长治久安的保障。不管赵匡胤的主观动机如何，大批文人从政的客观结果是，官员的文化素质和处理政务的能力大幅度提高，社会更趋于文明。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首宋朝儿童入学时诵读的《神童诗》，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

 

　　从唐代中期到宋初的200多年里，原来只管军事的节度使将辖区内的军事、财务、民政大权集于一身，形成了一套“军政府”的政治体制。在那战乱频仍的年代，重武轻文成为风气。五代时，对文人的轻视更是达到极致。武将们把读书人蔑称为“措大”，将文人们使用的毛笔称做“毛锥子”。他们认为，安朝廷、定天下只需长枪大戟，“毛锥子”根本没用。宋朝初年，陈桥兵变的功臣王彦升曾带兵半夜闯入宰相王溥的家，吓得王溥“惊悸而出”，好酒好菜招待，然后还双手送上一笔银子。贵为宰相还受到武将的如此欺凌，其他文官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改变五代以来武人左右政局的状况，消除大宋政权的隐患，赵匡胤开始重用文人，把“右文抑武”当做基本国策，逐步建立起一套文人政治的官僚体系。在他看来，文臣“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随着文化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上层社会，宰相、地方官员大都由文人充任，甚至军事首脑和边防重镇的长官，也开始委任儒士。

 

　　在宋朝，文人的社会地位全面提升。后来，武将见到文臣时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趾高气扬，而是恭恭敬敬地唱喏问候。当时有武将心怀怨恨地说：“状元及第，虽将兵十万，恢复燕云，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矣。”就政治自由、环境宽松以及待遇优厚来说，宋代知识分子的景况在中国古代绝无仅有。

 

　　到宋仁宗之时，全国上下几乎成了文人的天下，“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

 

　　文人政治的确立，使赵家的天下有了长治久安的保障。不管赵匡胤的主观动机如何，大批文人从政的客观结果是，官员的文化素质和处理政务的能力大幅度提高，社会更趋于文明。

 

　　对文人的重视，也使宋代学术昌明，文化繁盛。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宋代学术，最为完善。”而有宋一代的文学成就更是有目共睹。

 

　　尾声 中原文明的起起落落与河南人南迁

 

　　刚进陈桥驿纪念馆，所长唐洪龙就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前两年来过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游客，说自己是浙江苍南人，叫赵子来，是赵匡胤的35代孙。他到陈桥驿，是专门来寻根的。

 

　　通过赵子来，纪念馆又联系到了其他宋皇室后裔，他们遍布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台湾等省，在东南亚、韩国、美国也不乏他们的踪迹。这些赵宋后裔修有族谱，还组织了宗族研究会。

 

　　其实这些赵宋后裔，只是北宋末年大量南迁的河南人中的一小部分。随着中原文明的几起几落，河南人先后有过多次大规模的南迁。

 

　　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原本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但历史上残酷的战乱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一次次阻断了文明的发展。为避战祸，中原地区的人民数次大规模南迁，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因而中国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迁，到后来形成南方远比中原发达的格局。

 

　　东汉末年的战乱和“五胡”十六国，曾把西北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弄得残破不堪，造成“千里无鸡鸣”的凄凉。“永嘉之难”时，匈奴人刘渊、刘聪打进西晋首都洛阳后，中原的林、黄、陈、郑四大家族都逃到了福建。所以现在福建姓陈姓郑的特别多，而福建的开化也就是在林、黄、陈、郑四大家族到达后开始的。

 

　　唐、宋两代，国家安定的时候，黄河中下游再度辉煌。但在五代的混战和北宋灭亡后的战乱中，中原文明又两度衰落。

 

　　五代时，迁往南方的中原人数量相当庞大。当时湖南最早的割据政权“楚”，就是由“许州鄢陵人”马殷创立；割据四川的前蜀，则是“许州舞阳人”王建所创；南汉的刘氏皇帝，祖籍是河南上蔡。这些人都是五代战乱时带部队到南方称王的。由此可见当时中原人南迁之多。

 

　　北宋的灭亡引发了又一轮的逃难潮，从中原南迁的人口难以计数。李清照之所以感叹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就是因为当时渡江逃难的人太多了。

 

　　据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任崇岳介绍，在全国3000多个常见姓氏中，有1800多个起源于河南。杭州等地的节日风俗、穿衣、饮食等，“都是北方带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