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书，又称“讲圣谕”，群众也称作“劝世文”。清乾隆年间(1736—1796)善书活动已出现于原阳县。据乾隆九年重修《阳武县志》（札乐志）记载：“县城内各大乡镇，俱立讲约之所，每月塑望举行。其先期预示乡人夙兴集于讲约之所，至期俟官僚率绅衿耆行礼毕，众以齿分左右立设案庭中，多约向案面北立，朗声宣讲”。讲圣谕的场所，“在城者一处，在关厢者四处，在太平镇一处，在延州一处，在齐亦集一处”。每逢庙会，信徒们搭起蓝色布棚，形状为前高后低。棚口，放一讲台（大马踏凳上平放一块木板，凳高五尺半），宣讲人手拿铃铛不断的摇响，听众聚拢后，即站在木凳上，再置宣卷本，照本宣科，有说有唱，到关键之处，再摇铃铛，以引起听众注意。清乾隆五十年(1785)在卫辉府万善堂出现“宣卷”活动，万善堂还设有木版印刷，专印善书册子和经卷，并在庙会上出售。宣讲的曲书目以《宣讲释义》为主，另外还有“三言”（《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二十四孝的故事。卫辉市的宣卷活动，至1930年前逐渐消亡。长垣县的善书活动，是在明末清初。老艺人王云瑞，逢会必筑台说善书，特别是县城一年一度的二月十九大会，王在县城南街书场宣讲圣谕，竞连说数十日，听众座无虚席。封丘县的善书活动，多见于二、三十年代，每逢农历初—和十五，在县城隍庙内举行。
   
    封丘县的善书活动以设圣谕棚为主要方式，即由领棚的主事者，组织人员赶庙会宣讲。据崔连登（城关乡南崔庄人，91岁）回忆：其祖父热心于讲圣谕，不识几个字，逢会总是带领几个人推着装有圣谕棚的小车子赶庙会。其祖父谢世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寿70余岁。崔连登三十岁时投师于王洪勋（王村人），王至今有一百四十来岁。王三姑娘（王洪勋之妹，至今有一百余岁），终生未嫁，致力于说善书。每逢庙会，王三姑娘便通知有关人员，携带布棚及锅灶赶会设棚宣讲。圣谕棚由白粗布制成，可容纳二百来人。棚后用布再搭一间房子，专供住宿用或作聚会用，随棚者三五人不等，但四乡赶会的众多来人中，并不乏吃斋好善的虔诚者，在随棚人员说唱后，他们在后边屋内经过交谈、结合和准备，便纷纷登台，说唱自己熟悉的故事曲目。一般三天的庙会，他们也就轮流说唱三天。宣讲方式一般是两个人按照善书上的内容，一说一唱。每约二十余分钟更换人员继续宣讲。在“圣谕棚”劝善者，不收钱财。其费用，从虔诚者平时的集资捐献中开支。除了赶庙会之外，领棚者和随棚人员，则各自回家务农或操持别的行业。崔连登保存的一本《宣讲拾遗》系清同治十一年（1873年）由张岸登所选辑。此书分为六卷，四十五篇，绘有二十四幅插图，其中的曲目有《五元哭墓》、《爱女嫌媳》、《至孝成佛》、《仁慈增寿》、《南柯大梦》、《训女良词》等，宣扬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有的具有惩恶扬善的人民性。其唱腔简易，但有人也唱的如泣如诉，婉转动听。1949年后，赶庙会设棚的形式不复存在。但在一些地方的街头巷尾，仍有老人劝善说唱。“文化大革命“期间”卫辉府万善堂印制的善书本子和经卷均遭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