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世上哪种石头承载了最多的文化重量，答案无疑是碑刻。

　　优美遒劲的汉字镌刻在一块块光滑平整的石头上，字里行间充盈着清晰的画面，流动着或昂然澎湃或温婉细腻的情绪，不仅反映了历史上特定时刻、特定事件的真实片断，还因其集文辞、书法、章法、刀法及石碑造型等于一体，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档案——这是在石头上书写的历史，这也是石头的历史言说。而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许昌历史悠久，人文渊薮，留下的各类碑碣灿若繁星，其中既有对帝王将相、乡贤楷模的赞颂，也有对捐修桥路祠庙者的褒扬;既有对乡里良好风俗规范的倡导，也有对丑恶行为的禁诫约束……而在这数目繁多的碑刻之中，有三处碑刻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而享誉四方。在历史的长河中虽久经岁月的剥蚀，但它们对许昌文化的浸润深入而持久，成为品味许昌文化精髓与人文风格的文化胜景。

　　在金石文化中，人们习惯把文章、书法、镌刻皆出自名家的碑刻称为“三绝碑”，而这三处碑刻作为许昌碑刻的优秀代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成为闻名遐迩的文化符号。故此，这三处绝妙的碑刻，被称为“许昌‘三绝碑’”。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和《受禅表碑》

　　这两通古碑位于许昌市西南17公里处的繁城镇汉献帝庙内，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公元220年(建安25年)，曹丕在许昌以南的繁城筑受禅台，并举行受禅大典，正式代汉称帝。受禅结束后在此立有两碑，分别是《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和《受禅表碑》。曹丕代汉称帝，是汉魏之际发生在许都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唯一一次不发生战争和流血和平过渡式的政权交替，从而结束了两汉400多年的统治。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从此开始。这两通碑刻，正是汉魏政权交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高3.22米，宽1.02米，厚0.32米，碑额有碑穿，篆书阴刻“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八字。碑正面22行，背面10行，每行49字，碑刻内容为华歆、王朗等40多名原汉室文武大臣奏请魏王曹丕代汉称帝的《劝进表》。奏章称“汉帝奉天命以固禅，群臣敬天命以固请”，意为汉献帝让位给曹丕是顺应天命，大势所归，故又名《劝进碑》。

　　《受禅表碑》，高3.22米，宽1.02米，厚0.28米，额题篆书阳文“受禅表”三字，碑文22行，每行49字，隶书阴镌。碑文首先阐明禅让乃自古之美德，“上稽仪极，下考前训，书契所录帝王遗事，义莫显于禅德，美莫盛于授终”;接着颂扬曹丕“齐光日月，材兼三级”，有“尧舜之姿”“伯禹之劳”“殷汤之略”“周武文明”“洪恩洽于区夏，仁声播于八荒”;在公卿将军固请下，他“回恩千虑，至于再，至于三”，才在繁阳筑灵坛举行受禅大典。碑文主要记载了魏王曹丕代汉立魏、创建魏国的历史事实。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四“受禅碑”条：“《受禅碑》云是司徒王朗文，梁鹄书，太傅钟繇刻石，谓之三绝碑。”“劝进碑”条：“《劝进表》亦云钟繇书，结法与受禅略同……遂与日月相照映。”据《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载，王朗，字景兴，东汉东海郡郯县人(今山东郯城北)。他文博富赡，博识多才，擅书奏疏，与钟繇、华歆“诚皆一时之俊伟”。以《受禅表碑》为例，从尧舜禅德，史有前例，到魏王德高望重，远近臣服;由汉室气数已尽，理当代汉，到献帝主动让贤，曹丕谦逊再三，文辞婉转巧妙，论述深刻有力，气势磅礴雄健，层次井然严密，而且语言简洁流畅，详略得宜，增字则余，去字则损，不枝不蔓，无懈可击，可谓字字珠玑，将当时的历史完整而又深刻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书丹者为尚书梁鹄，两碑并称，同出一手，字体均甚方正，渐开唐隶之门，笔法遒劲，如斩钉截铁，实为我国书法宝库中的珍品，也是研究隶书发展的重要资料。镌刻者钟繇被后人称为“楷书鼻祖”，由他镌字，更是锦上添花。梁武帝萧衍谓钟繇作书如“舞鹤游天，群鸿入海”。两碑镌刻，刀法圆润，字形方整峻厉，刻写精美，风格独特，是我国碑刻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两通碑刻不仅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书法艺术价值。综观两碑碑文书法，字体圆劲厚实，用笔遒劲有力，干净利落，结构端庄凝重，章法严谨规矩。而两碑在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上承汉篆隶风骨、下启魏晋隋唐楷书风范，是我国字体、书法史上的一次大革新。南朝书法家庚肩吾在《书品》中称其“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真可谓“繁城两碑真书现，雄伟冠绝誉古今”。

　　《敬史君碑》

　　现于长葛市老城镇第一中学内，是书法艺术由魏碑向唐楷转型的代表性作品。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无论思想、文化，还是文学、艺术，均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而书法艺术作为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当时现出千姿百态的风貌。其中，北朝时期的魏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立于长葛市的《敬史君碑》，更是一通有着重要价值的珍贵碑刻。

　　《敬史君碑》全称是《禅静寺刹前铭敬史君之碑》。该碑高2.5米，宽0.8米，厚0.6米，青石材质，碑身分为上下两部分。碑额雕刻蟠龙倒首，正面雕刻释迦牟尼、观世音、飞天及供养人等浮雕造像。下部为碑文，共26行，每行51字，全文共1264字，保存基本完好。据记载，《敬史君碑》原立于颍川长社县(今长葛市)禅静寺前，后不知何故被长埋于地下，清雍正六年(1728年)农民耕地时发现，才得以重见天日。乾隆十四年(1749年)，时人将其移至陉山书院，建碑亭予以保护，并被清人辑入《金石萃编》。从碑文上不难看出，该碑主要记载的是东魏时期敬显俊的主要生平、履历和功德。据碑文可知，敬显俊，平阳泰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人，早年为布衣，后解褐奉朝请，任职地方，为晋州(州治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别驾，有功，赏泰平县开国子，除晋州别驾，后从渤海王大将军高欢(即后来的北齐高祖)，扫平胡人之乱，因功勋卓著，晋封为永安(今山西霍州市)侯，食邑千户，拜车骑将军度支尚书，随即升迁为督官尚书。其在任上克己奉公，后被派职秦陇(今甘肃省附近)。当时，戎虏扰边，民受其毒，朝廷于是任命敬显俊为汾州(今山西省汾阳市)刺史，不久转为晋州刺史，在任期间，荡平戎虏，使百姓安居乐业。后来燕地(今河北省中北部)爆发农民起义，敬显俊奉命讨伐，以功拜仪同三司(即司空、司徒、司马)。后被任命为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刺史，治理地方，使民风大改，百姓安居;并带领部下，于兴和二年(540年)在颍川长社修建禅静寺七层宝刹，以教化当地民众。

　　《敬史君碑》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它真实、完整地记载了当时的历史。我们一般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多从《魏书》《齐书》《三国志》等历史文献着手，其中不乏一些空缺和不可尽信之处，而碑文的存在则填补了正史的部分空白，为我们更真实地了解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敬史君碑》中所包含的丰富史料，如各种官职称谓、当时历史事件的详细描述、敬显俊的生平往来好友等的记载，对于我们研究北朝时期政治、军事、经济等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就书法艺术而言，《敬史君碑》更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魏晋南北朝不仅是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亦是美学、艺术自觉的时代。从曹魏开始到南北朝，书法家可谓名家辈出，有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卫恒、陆机、陶景弘等，更出现了一些书法世家，如钟(繇)氏父子、王(羲之)氏父子、庾(信)氏父子等。这些书法世家的出现，促进了书法艺术的交流与创作，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创新与艺术个性的发扬。《敬史君碑》虽无明确记载为何人所书，但是其书法婉雅淳厚，气势雄健，上承魏体之精华，下开唐楷之先声，从整体上看，全文隶书的痕迹已经相当微弱。当代著名书法理论家侯敬昶在《书学论集》一书中，把《敬史君碑》和《张玄墓志》列为“秀劲派”的代表，称其是难得的“品(龙门二十品)外之精品”。2013年5月，该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其迷人风采必将吸引更多世人。

　　《尹宙碑》

　　现保存于鄢陵县第二中学校内(原文庙戟门内)，是汉隶鼎盛期的碑刻之一。

　　《尹宙碑》全称《汉豫州从事尹宙碑》，又名《尹宙碑额》，立于东汉熹平六年(177年)，碑高2.09米，宽96厘米，共14行，每行27字，主要记载了汉代豫州从事尹宙的家世及其功绩。

　　东汉刻碑之风的大兴，与当时厚葬及求名的社会风气密不可分。它除了显示死者的荣耀外，还成为一种社会交往的方式，一方面寄托了亲人的哀思;另一方面友人、门生、故吏等也借此表达称颂之意。此碑就是尹宙的功德撰铭。尹宙，字周南，河南鄢陵人，其先祖“世作师尹，赫赫之盛，因以为姓”。到了秦王嬴政的时候，“秦兼天下，侵暴大族”，尹氏宗室开始流亡迁徙，移居各地，其中一支从三川郡迁至颍川郡，也就是尹宙的先人。尹宙家族世代为官，他是东平相的玄孙，会稽太守的曾孙，富波侯相的孙子，守长社令的长子。他有“温良恭俭之德”“贞贤是与”，熟读《春秋》，“博通书传”。尹宙先后曾任职主簿、督邮、五官椽、功曹、守昆阳令、辟州从事等官职。在为官期间，他“进思尽忠，举衡以处事，清身以历时”，身居高位不骄不躁，身处低位亦不顾影自怜，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对待生活和工作，因此得到了很高的赞誉。《尹宙碑》上并无撰文者的姓名，也未提及何人镌刻，但据《受金堂石跋》一文考证，《尹宙碑》的撰文及书写均出自东汉的大学者蔡邕之手。蔡邕(133—192年)，字伯喈，三国时期著名女诗人蔡文姬之父，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和历史学家。其平生于学无所不窥，几乎在各个领域都登峰造极，而尤以隶书著称。梁武帝萧衍赞蔡邕书法道：“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蔡邕参与编刻的中国第一部书法范本《熹平石经》，成为后世各代石经、书法的垂范。蔡邕的书法“任情恣性，随意所适”，这在《尹宙碑》的碑文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综观《尹宙碑》全文，字体风格俊逸洒脱，有秦小篆之遗风，体势却与楷书相近，结构内紧外拓，字划浑厚有力。清代著名书法家王澍在其《虚舟题跋》中有此评论：“汉人隶书，每碑各自一格，莫有同者，大约多以古劲方拙为尚，独《尹宙碑》，笔法圆健，于楷为近。”该碑的书法风格于工整中透出洒脱，在统一中富于变化，行笔一波三折，笔势要妙入神，若飞仙舞鹤，不愧为汉碑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