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国后，为拱卫中央和确保朱家天下能够万世千秋，“封建诸子，期在藩屏帝室”。同时，还让藩王掌握一定的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以燕王朱棣为首的几个藩王更是手握重权，并由此形成一整套的宗藩制度。

　　朱元璋把天下分给皇子王孙，让他们当地方藩王，到全国各地去建立“千秋业绩”，以共同来“夹辅皇室”。

　　出身底层的朱元璋，太知道人的重要性了，一口气要了40余个子女，按他的理解，至少，这几十个子女可以信得过，把天下分给他们，再怎样也亏不到哪儿去。

　　按照明朝的制度，其宗室分为八等，即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皇子封亲王，亲王封号均用古国名或地名，如“秦”、“晋”、“荆”等。亲王死后，按例谥一字，如“恭”、“献”、“定”等。亲王嫡长子年至十岁可以立为王世子：授金册金印，嫡长孙为世孙，冠服等制度同一品官，他们是亲王位号的继承人。

　　但朱元璋这样做，副作用也很明显，正所谓“明之亡国，其半亡于宗藩”。

　　到明后期宗藩人数庞大，造成了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就像清初“天下赋半耗于三藩”一样，各地的宗藩消耗了明朝大量的赋税收入；宗藩占有和兼并大量的土地，一方面削减了政府的收入，另一方面又引起社会的动荡；宗藩依仗特权横行不法，特别是自万历年间允许出仕后，更是恣意妄为，激化了阶级矛盾；宗藩与皇统之间的特殊问题造成的政局动荡，弱化了明政府的统治机能，如嘉靖时的“大议礼”和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导致神宗数十年不朝等。

　　给人的感觉，一部明史就好像朱元璋皇子皇孙纷纷攘攘的争吵史。嘉靖年间还出现了“大议礼”风波。明武宗死后无嗣，群臣商议后请示太后，立兴献王之子朱厚为帝，年号嘉靖。嘉靖帝即位后，提出为其亲生父母加尊号，为其父上号曰“皇考”。而当时的大臣认为，世宗以外藩子弟入宫继承皇位，实际上已经成为正德皇帝的过继儿子，称兴献王为“皇考”与礼制不符，当称其为“皇伯考”。君臣之间在这件事情上各持一端，双方相持不下，争执不休。

　　客观来说，作为文化人的朱，在意识到自己政治上没有前途后，并不想过多地介入到皇室之争，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皇子的他，为这种皇室的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身为皇子走的却是坎坷路

　　如果不是周定王墓的发现，也许朱这个名字慢慢会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因为在有明一代，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作为。

　　在中国，衡量一个人价值高低的标准，就是能不能让历史记住你，而政治标准尤为重要。

　　就拿现在来说，即便你学问再高，名气再大，一般场合，如果有政治人物在场，话语优先权总在他那里；而主办一个活动，也往往会为能否请到某一级别的官员而成为活动是否成功的关键。

　　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周定王朱生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七月初九；其时，正是朱元璋在红巾军里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的时候。

　　朱元璋出身贫苦，逃过荒，当过和尚，后来投奔到郭子兴的红巾军，走对了路子。在郭死后，他主掌兵权，于1368年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尊号太祖，年号洪武，定都南京。

　　朱这个原本叫花子的儿子，从此也一步登天，成为皇子，过上了衣食无忧的优裕生活，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按史料记载，朱是　妃所生，由孙贵妃抚养，从小就仁慈孝顺，很受太祖器重。养母孙贵妃去世，朱服孝三年，主丧事，应该说当时是备受朱元璋怜爱的，曾敕儒臣作《孝慈录》，以教育别的皇子们。

　　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刚刚9岁的朱就被封为吴王，因为他年龄尚小，当时吴王只是一个封号，并未前去王府料理事务，仍留在宫中接受正规教育。

　　为了让朱担当起保护京师的重任，当朱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太祖朱元璋有意让他较多地接受了军事训练。洪武九年(1376年)十月，朱15岁的时候，就接受父命，与秦、晋、燕、楚、齐诸王一起治兵凤阳，熟悉军事生活。

　　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朔日，朱17岁，改封周王，但是朱并未离开凤阳，随即又受命与燕、齐、楚三王领兵驻守凤阳，一年后，四位皇子从凤阳赶回京城，朝见父皇。这是他出任方国后第一次回见父皇。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月，20岁的朱正式就国开封府，左参议张景翔被任命为周府右长使，朱从此开始了他一“国”之君的政治生涯。

　　要说作为朱元璋的爱子、一“国”之君，朱该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但他这个“国王”，前行之路并不如意，甚至充满了坎坷。

　　这话说来有点儿长，早在朱元璋建国之初，为了国家安全，“择名城大邑，尽王诸子”。当时分封的藩国遍及东部、东南、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形成了一个拱卫南京的屏障。朱元璋的如意算盘是，让藩国、让自己的嫡子嫡孙担起“外卫边陲，内资夹辅”的任务。

　　朱在凤阳治兵三年，能够受到良好的军事训练，也能够培养起较强的军事指挥能力。实际上，将其封国开封，也就是要他担负防范和镇压中原地区内乱的使命。但朱“生不逢时”，当他赴国就藩的时候，历经元末战火摧残的中原，境内一时无乱民之忧，身处中原，朱失却了像秦、晋、燕三王那样“分道北征”的机会，这样，纵有再大的军事才能，他也没有施展的机会，而“天下乐雍”的和平局面，更让他失去了获得政治资本的机会。

　　一个政治家，其机遇和根基大多是在乱世成就的；一个纵有通天大才的人，如果没有施展的舞台，那充其量也只是燕雀而已。

　　一个人的才能发挥，需要天、地、时、人诸方面因素，失却了这些条件，你只有哭天无泪。

　　按照史料记载，朱一生参加的军事活动只有三次，一是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与晋王朱一起，率河南、山西诸卫军，出塞筑城、屯田；第二次是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率师巡视北平关隘；第三次是跟随朱元璋北征至黑山。

　　而这一次，也是因为“胡党之案”。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这一重大政治案件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起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终于洪武二十五年的这个案件，把明朝有能耐有势力能起风浪能抵挡风浪的大臣差不多杀绝了。

　　这个时候，用上朱了。但用上又能怎样呢？跟随的是父亲朱元璋，一个很会用兵打仗、打下一个天下的人，朱照样没有显摆自己、施展自己的机会，所以最终大部分时间仍在固守开封，很少参与朝政。想想吧，开封到南京，多远啊，怎么可能参与朝政？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一生只做一方国之君，一生都没有进入明代中央政治的决策中心。

　　人生四十载恍若梦一场

　　建文帝朱允当上皇帝后，面对林林总总立了一大片儿的长辈，心中很不安，想想吧，自己何德何能，能够镇住这些握有重兵又大权在握的父辈？

　　因为有心事，建文帝常常一个人唉声叹气。翰林院学士、建文帝的老师黄子澄见他心事重重，就问他有什么事儿。建文帝就说：“现在我的叔父们手里都握有兵权，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管住他。”

　　黄子澄听后便说：西汉吴楚七国诸侯非常强大，但是他们发动叛乱时，汉景帝刚一出兵，便纷纷垮掉了。削藩应是当务之急，放心做吧。

　　建文帝听了很高兴，就在登基后，先拿朱开刀，把自己的五叔周王削去王位，并发配到云南蒙化。

　　实际上，建文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除掉燕王。

　　但燕王可不是吃素的，哪会任由建文帝摆布，一怒之下，朱棣带兵直入南京，吓得建文帝仓皇之中打开朱元璋留下的小匣子，但匣子里只有一把剃须刀。

　　建文帝遂逃入深山，削发为僧，保得一条性命，燕王朱棣就此登上皇位。而朱至此才得以恢复王位。

　　人要是倒霉了，喝口水都硌牙。仿佛命里注定，无论朱家哪个人做皇帝，朱总是靶子、是敲山震虎的料儿。

　　朱棣当了皇帝后，也没有放松对朱的戒备，为啥？中原之地，中国腹地，富庶之地，有成就事业的诸多条件和基础，因此，朱棣时常也会“关照”一下朱。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明成祖朱棣赐书给朱，以其“擅调军队及用箭镞烧无罪之人，凌厉有司，疟害百姓”，提出戒饬。此时，朱已44岁，正忙于著书立说，哪有谋权之心？府内事务，均由府人办理。很有可能的是，府人借其无暇顾及府中诸多事宜，依仗王权，做了一些越轨之事，但若说周定王敢有“飞扬”之举，可能性不是太大。

　　但既是皇帝怪罪，必有该检讨之事，况且自己毕竟是在人家屋檐下，虽然是兄弟名分，但在政治问题上兄弟算什么呢？也只是君在汴水头，吾在汴水尾，出了事最担待不起的。

　　事发后，朱不敢怠慢，于冬十月戊辰日“遣使赍奏，深陈悔罪改过之意”。见朱如此恭顺，其兄朱棣大喜，重重赏赐一番，并以此教训屡有不轨的齐王朱。

　　从这个事情上，朱吸取到了教训，并以此为戒，今后凡遇事多请示多汇报多讨教，这个时候的他，终悟出了一个根本原则：当下属的，就要听上级的，上级不让办的事儿，你即使觉得该办、火烧眉毛必须办，那你也不要办，天塌下来大家顶着，管他呢。再者说了，你要真不管不顾办了，是何居心啊？就你能是不？你想怎么着啊？你知道上级有什么安排？你知道大局是什么？一边歇着吧。

　　这样的事儿还真来了。永乐四年正月，朱想调遣护卫三千人到皂君山搜捕“逃亡”，先奏皇上，皇上不准，他只好算了，任他们为非作歹去吧。

　　实际上，在此后余生中，身为一方国之君的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日，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月，“丁俺三告王(周定王)不轨”，“明年二月召进京，亦以所告词，顿首告死罪”。为了却兄长朱棣的疑虑，也为了自己能安度晚年，避免节外生枝，近花甲之年，朱从京城回到其封地不久，便“献还三护卫”，不再要军队了。

　　这也许就叫政治。

　　朱死后谥号“定”，这其实不无精确地涵盖了他的一生。

　　他虽为皇子，却不敢风流倜傥，恣意纵情，因为有着文人情怀的他生怕被怀疑有夺位之嫌疑，更不想卷入政治漩涡而难以自拔。他想呈现一种守势，躲进小楼，怎奈别人信不过他，往往浇他一头鸡血。以致每逢一些小“过”，他必然要叩头谢恩，在政治的路途上把本来一个大大的人字，低低地弯下来，甚至倒过来。

　　应该说，走上皇子之位、过着富足生活的朱，其精神、尊严却跌落到了乞丐的地步。

　　政治总是能泯灭人性，虐杀人性，总是能找些无辜者来肆意践踏蹂躏。

　　实际上，朱只想好好地做一个皇子、一个兄弟、一个老公、一个父亲、一个百姓眼里的好王爷，没有丝毫的皇位之想。早在洪武年间，朱就表明心迹“彼声色与畋游兮，固非我之所尚，既神仙之杳冥兮，多徒劳于梦想。文宴以容，不减梁园故事”。

　　但搞政治的人，没人信他。

　　谁知道你想什么呢？

　　正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能不防着点儿。

　　因为政治，朱成为皇子；也因为政治，朱被压迫了一生，玩了一生。

　　他虽然安分一生，但却被不安分的政治搅和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