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是众所周知的生活在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与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被后世史家誉为“谋圣”“良相”，但其故里何在，却因《史记》《汉书》没有留下明确记载而成了一个谜。
 
    一、张良应该有个故里
 
    在我国，与个人密切相关的地理概念有三个，它们是祖籍、籍贯、寓居地。祖籍指一个人的祖先、祖辈出生和长久居住的地方。籍贯、故里、故乡、老家是指一个人出生和幼年居住的地方。寓居地是指一个人成年以后离开故里、老家出外谋生所居住之地。今天是这样，历史上生活过的人物当然也是如此。
 
    记载秦汉之际历史的正规史书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称：“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基本上照抄《史记》言：“张良字子房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少，未宦事韩。”说他的先辈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只说明了他在战国时的国籍，或者说是他的祖籍，而其本人成年之后是生活在秦汉大一统的郡县制之下，他是何郡何县之人，明显缺了一笔。而《史记·留侯世家》前的《萧相国世家》“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曹相国世家》“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书二人籍贯甚明。《陈丞相世家》“陈丞相平者，阳武户（乡人也”，于陈平的籍贯更是具体到“乡”。《绛侯周勃世家》“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于周勃更将祖籍与籍贯分开载明。《汉书》是将张良与陈平、王陵、周勃同置一卷之内的，陈平、周勃二人所书与《史记》同，于王陵也曰：“王陵，沛人也。”
 
    这样一比较，就清楚了，张良不仅仅有祖籍，也应该有籍贯、故里才是。
 
    二、对张良的故里，早在东晋学者就开始关注了
 
    东晋史学家袁宏（约328~约376），文笔典雅，才思敏捷，搜集史料作《后汉纪》三十卷、《正始名士传》三卷、《竹林名士传》三卷、《中朝名士传》若干卷。《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流传至今。袁宏在《后汉纪》中记载：“顺帝永建四年秋八月丁巳，太尉朱宠、司空张晧以阴阳不和免。朱宠字仲威，京兆杜陵人也。初为颍川太守，以正月岁首宴赐群吏，问功曹史郑凯曰：‘闻贵郡山川多产奇士，前贤往哲，可得闻乎？’对曰：‘鄙郡炳嵩山之灵，受中岳之精，是以圣贤龙蟠，俊乂凤集。留侯张良，奇谋辅世，玄算入微，济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于父城……”郑凯是出身颍川本地的文化官吏，对颍川的人文历史了若指掌，其中父城县是颍川郡治下的一个县，父城县出过一位名扬千古的历史人物留侯张良。朱宠是一位优秀的高级官员，他任职颍川太守之前就知道颍川地灵人杰，历史上“多产奇士”，到任之后，详细调查颍川的“前贤往哲”，了解留侯张良的故里所在。袁宏作为优秀史学家，深知这一史料对解决历史悬案“张良籍贯”的价值，所以特意详细地予以引用。除了袁宏《后汉纪》关注张良籍贯，同时代的谢沈《后汉书》和袁山松的《后汉书》也都留意到这个问题，使用了朱宠这一材料。
 
    到了唐代，史学界依据东晋人的说法，对留侯张良的籍贯、故里已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先是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曾任起居郎兼修国史的著名史学家顾胤作《汉书古今集义》，引用东晋谢沈《后汉书》和袁山松《后汉书》所载“张良出于城父”。后有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就《留侯世家》所言“张良者，其先韩人也”称：“良既历代相韩，故知其先韩人。顾氏按：《后汉书》云‘张良出于城父’。城父县属颍川也。”司马贞，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同时，有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郏城县东南三十里，韩地也。”《括地志》系由“好士爱文学”知名的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于贞观十二年（638年）根据司马苏勖的建议，奏请获准编撰的，极具权威性。《括地志》原话为“汝州郏城县东南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
 
    从东晋到唐代，经过几百年多代史学家的努力，已基本弄清了留侯张良的籍贯在战国韩国之城父邑，汉之颍川郡父城县，而汉之父城县就是在战国时期先属楚后属韩的城父邑上设置的。
 
    三、张良故里在河南郏县张店
 
    上世纪七十年代，严谨的历史学传统遭受“文革”破坏之后，新版《辞源》《辞海》“张良”词条的撰释者受学力所限，弄出了不应有的错误。新版《辞源》“张良”条于张良籍贯谓：“张良，汉韩人。”“汉韩人”，其义含混不清。新版《辞海》则谓：“张良，汉初大臣。字子房，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撰释者不知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个“城父”：一为“上城父”，在西，其故城在今河南宝丰东四十里李庄乡古城村，初属楚国，后属韩国；一为“下城父”，在东，其故城在今安徽亳州东南四十里城父镇，初属陈国，后属楚国。秦统一天下施行郡县制，于两城父均置“城父县”，汉承秦施行郡县制，为了便于管理将在上城父设置的“城父县”改称“父城县”，在下城父的“城父县”仍用秦旧名。张良家世代都是韩国人，而位于今安徽亳县东南的“城父”故城却从来都没有为韩国所有过，张良怎么可能“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呢？而汉改称父城县的“城父县”，在战国时期则一直是韩国的城父邑，且距韩国的早期国都阳翟及后来的国都新郑都不算太远，所以应该说袁宏《后汉纪》称张良乃“父城”人是确凿无误的。
 
    因《辞海》的权威性，使张良“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的说法流布甚广。进入八十年代，史学工作者开始针对《辞海》张良“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之误，进行研究考辨，相继出现了张良故里“山西屯留”说、“山西襄汾”说、“河南禹县”说及“河南襄城”“河南宝丰”“河南郏县”诸说。
 
    用研究张良故里的珍贵史料袁宏《后汉纪》“留侯张良出于父城”及顾胤《汉书古今集义》所引“张良出于城父”来衡量，山西屯留和襄汾与韩国之城父邑及汉颍川郡父城县毫不搭界，二地不可能是张良的故里，至多是张良的祖籍地，且是远祖的隶籍地。而“河南禹县”说虽也以袁宏《后汉纪》和顾胤《汉书古今集义》为据来证明张良故里在今河南禹州，但忽视了在韩国国都阳翟与城父邑之间隔着郏邑的客观史实。我们说只要肯定张良故里在韩国之城父邑或汉朝之父城县，那么禹县就不可能是张良故里。至于“河南襄城”“河南宝丰”“河南郏县”三说，实为一说，只是参照地不同而已。以襄城为参照，张良故里所在之韩国城父，在襄城紫云山西二十余里；以宝丰为参照，在宝丰东四十里；以郏县为参照，则在郏县东南三十里。
 
    张良故里既在韩国城父邑辖区之内，那么它具体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它在郏县张店，原因有五：
 
    其一，今郏县张店位于战国韩国城父故城东十里，不仅在战国韩国城父邑也即汉父城县治下，而且为其近郊，山水形胜。在汝水以南、紫云山以西、滍水以北、今宝丰县城以东这片战国韩国城父邑也即汉之父城县所辖地方内，仅今郏县张店有张良故里的遗迹可考。
 
    其二，张店原有一座汉代所建张良祠，具备历史人物故里祠庙的诸多特征。祠内两株汉柏是其历史的最好证明，虽在上世纪50年代被毁，但目睹其状的老人健在者尚多，明清《郏县志》也留有记载。尽管各地汉以后所建留侯祠庙多有，但均无法与郏县张店汉代所建张良故里祠庙的特征相抗衡。
 
    其三，近年张店出土有诸葛亮《留侯祠铭》刻石，更给张良故里在张店增添一重证据。刻石残文可见：“亮携元直，建安六年春。踏贤踪，观地势不巗，然清静秀逸，乃龙凤之地；拜留侯，仰其像不威，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帝王之师。吾辈叹之！敬之！效之！”诸葛亮与友徐元直少有大志，二十岁专至张店张良故里拜谒张良祠。徐庶是颍川人，他知张良故里在父城县境。诸葛亮少年时代曾随父祖流寓昆阳之北平顶山之阳，世称诸葛遗墟，与张良故里仅一山之隔，相距也就十多里，诸葛亮应是熟知张良故里张良祠所在的。
 
    其四，清道光咸丰年间，鲁山进士潘业将长孙女嫁与张店进士张崇为妻。张崇曾亲邀妻祖至张店观张良祠壁《博浪椎图》。潘业观后作诗一首：“孺子报韩志已奇，天涯更有莽男儿。纵然不尽祖龙寿，也是从来第一椎。”蕴含着清代地方文化人认可张店是张良故里的信息。
 
    其五，张店有丰富的张良遗迹和民间世代相传的轶事，也可资张店是张良故里的证明。
 
    韩国从周威烈王二年（韩武子元年、公元前424年）韩武子参与分晋自立为侯国，到韩王安九年（秦王政十七年）为秦所灭，共享国194年。在这194年中，初都河南宜阳韩国故城16年，韩景侯迁都阳翟（今河南禹州）32年，韩哀侯再迁新郑146年。以“大父（祖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少，未宦事韩”计，张良家是从祖父辈走上辉煌的。应该说，在张良的祖父开地出任韩昭侯相之前就已隶籍于城父邑了。即便在祖父、父亲任国相的数十年间，张家仍以城父故里为家。从“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良年少，未宦事韩”看，父亲张平逝世时，张良尚在少年，即12—18岁之间，少年张良虽到过父亲为相的韩都新郑，但更多的时间是在家乡生活。父亲卒后二十年，秦灭韩。这二十年张良仍未宦事韩，当然是以居家为主的。只是到了30岁以后，立志为韩报仇，张良才离开了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