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茫茫永城大地上，酂城的历史和文化是值得一书的。翻阅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我们甚至可以说，酂城文明是商丘文明的曙光和源头。

    位于古酂城的造律台是一处古代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证明，该文化层厚约9米，分为两层，上层是商代堆积，下层为河南龙山文化遗存。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在时间上为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样算起了，造律台的历史至少在4000年以上。从这一点上说，造律台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

    造律台原是酂县县城的一高台，名酂台。只因西汉丞相萧何被封为酂侯，食邑于此，又相传萧何在此台上制定了汉政府治理国家社会的基本大法《九章律》，故名造律台。

    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说，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循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史记》里所谈到的符离在今安徽宿州符离集，蕲在今安徽宿州东南，铚即今安徽宿州，苦为今鹿邑县，柘为今柘城县，谯为今安徽亳州市。酂即今永城市酂城镇。

    酂城位于永城市西南24公里处，今为酂城镇所在地。酂城是中国历史上也是永城市境内最早设置的县之一。秦朝建立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在今永城市境内设置了两个县，一是酂县，二是芒县，皆隶属于砀郡（今安徽砀山）。芒县在今芒山之南、永城东北18公里的芒山、陈集一带。到了东汉刘秀建武年间又增设敬丘县（后又名太丘县，治所在今永城市西北15公里太丘集），三县皆隶属于沛郡（今安徽沛县）。两汉之间的王莽时期改芒县为博治县，酂县为赞治县。隋朝时酂县属于谯郡（今安徽亳州），元代至元以后并入永城。由此可见，酂城的历史已有2300多年。但甚为可惜的是，“文革”前还保存完好的酂城老城墙，现在除了西南角和西北角还有一些迹象外，其余的几乎没有了。据当地老人说，大多数是近年来村民建房、垫路时自行毁坏的。

    造律台为一椭圆形高台，形如龟背，高约7米，底部南北长54米，宽34米，土呈黄褐色，土质坚硬。造律台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有两个酂县，都与萧何有关，一是永城的酂县，为萧何初封之酂；二是南阳的酂县，故城在今湖北光化县北，东汉光武帝刘秀封邓禹为酂侯，萧何的后嗣移封于南阳之酂。正是两个酂县都与萧何有关，于是不明底里者误认为萧何初封之酂为南阳的酂县，于是引起了萧何初封之地的分歧。

    造律台之名源于萧何在此造律的传说——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蜂起，萧何断定秦朝必亡，必有雄才大略之人再行统治天下。为此，他避开世尘纷扰，匿身于当时这座杂草丛生的高台之上，默默地为新朝撰制律条。后来萧何参加了刘邦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并像他预料的那样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汉朝。萧何当了丞相后向刘邦献出他为新朝撰制的治世律条——这是流传至今的美丽传说，而且版本不一，但都与萧何造律有关。

    众所周知，萧何与曹参都是刘邦的同乡，曹参是沛县的狱吏，萧何则是主吏，为刘邦建立西汉立下了汗马功劳。萧何“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为“汉初三杰”之一（余为张良、韩信）。刘邦论功行赏，定萧何为首功，封他为酂侯，食邑最多。由于萧何被封为酂侯，故民间认为萧何造律在酂城造律台。

    所谓“萧何造律”，是指萧何制定的《九章律》，是汉政府治理国家社会的基本大法。萧何的《九章律》是在《秦法经》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而《秦法经》六篇又是在李悝《法经》六篇的基础上改造而成。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李悝《法经》六篇为《盗》、《贼》《网（囚）》、《捕》、《杂律》、《具律》。这里的“盗”是指偷盗、强盗，“贼”指伤害、杀人，“囚”指拘禁、断狱，“捕”即逮捕，“杂”包括诈骗、赌博、贪污、违反制度等各种犯罪行为，“具”是根据罪犯的表现或加刑或减刑，相当于现代的刑法总则。商鞅继承了李悝的《法经》，并用来治理秦国，收到了显著的功效。北齐刘昼《刘子·随时》说商鞅之法：“行之三年，人富兵强，国以大治，威服诸侯。”但是，商鞅以后的秦统治者过于迷信法治，施行严刑峻法，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为所欲为，横征暴敛，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刑罚苛刻，人民稍有触及，就遭到残酷的镇压，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违法，邻里连坐，造成了如《史记·李斯列传》所说的“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惨状。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并最终推翻了残暴的秦政权。

    萧何的《九章律》在李悝《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户》、《兴》、《厩》三篇。“户”指户籍、赋役和民事，“兴”指未奉诏旨擅自发兵及有关罪行，“厩”指牲畜饲养、管理和使用。《九章律》构成了汉代的法律主体。但《九章律》不能涵盖所有社会领域，所以叔孙通又制《旁章》十八篇，张汤定《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作《朝律》六篇，作为补充法。另外，还有由皇帝和各级政府下达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各种“令”，共同形成了汉代律令的法制体系，是汉帝国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其中以《九章律》最为重要，对后世影响也最大。

    在刘邦集团中，知道重视法制建设的惟有萧何。在反秦战争中刘邦首先率军攻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军进入咸阳后，诸将皆争夺金帛财物，惟独萧何“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帮助刘邦制定了“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书·刑法志》)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约法三章”是临时性的“约法”，不可能保证汉政权的长治久安。有鉴于此，萧何就在楚汉战争时，利用留守关中的机会，“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史记·萧相国世家》)，这可以说是萧何定律的准备工作。刘邦灭项羽，国家重新统一。萧何为适应国家长期法制建设的需要，于是“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

    萧何的《九章律》通用于西汉东汉四百余年，对两汉的社会稳定，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不仅如此，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讲，萧何定律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所谓“承上”，即上承李悝的《法经》和《秦六经》;所谓“启下”，就是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法制建设，对中国律令法制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萧何月下追韩信”应该说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俚语。韩信欲谋反，萧何设计将其除掉。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为丞相。曹参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如萧何，一切依萧何制定的规矩办理，这便是“萧规曹随”的典故出处了。

    在多种版本的地方志中都记载了酂城造律台之名的来历源于萧何在此造律。世界萧氏也认为萧何是他们的祖先，酂城是萧氏祖地。萧氏宗亲会还捐款在造律台前为萧何建祠，为萧何塑像。这样，历史、传说和现实纠结在一起，更使得萧何和造律台的内容丰富多彩起来。

    如今的造律台花草繁盛，风景宜人，茂林修竹之中的萧何祠堂和萧何塑像，虽经风雨剥蚀，但依然昭示着历史的厚重和时间的跨越。置身于此，对话萧何，丝丝感触萦绕心间。（ 李可亭）【原标题：萧何与酂城造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