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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4日，《中华情 放歌山西》主持人说过一句话：“三千年看山西，五千年看陕西”。这一度是坊间的盛传，接下来是说“八千年看河南”。

    徐光春说：“一部中国史，半部河南史。”作为中原腹地的河南，无论从史学还是考古学的角度看，中华诸多源头文明均发端于此。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如果说“一万年看河南”，也绝非夸大其词。

    而在中原文化圈中，“商丘”作为火文明、商文明、思想文明的高地，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文化圈子的核心圈。换言之，“一万年看商丘”也绝非言过其实。

    当初卢展工书记到商丘调研，感受到这一方厚土深厚的文化底蕴，赞其为“华夏祖地”。商丘成为“华夏祖地”，到底有多少史学和考古发现的支持，有待国家级学术研究和权威论证。但在当下的商丘，作为“华夏祖地”的遗存就不一而足。

    造律台遗址就是一处。

    造律台遗址，位于永城市城西南25公里的古酂城内东南侧，现存椭圆形土丘，文化层上层为商代遗存，下层为河南龙山文化遗存。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造律台因萧何在此制定汉政府治理国家社会的基本大法《九章律》而得名。从其文化层次看，它至少昭示三种文化启示：汉文化文明、商文化文明以及华夏文化文明。

    一个大中原，幅员何其广袤，历史何其悠久，一万年的旷日持久，掩埋着多少历史之谜？这样的掩埋何等悲壮，而它给予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揭开地层、发现真相的诱惑，又是何等充满耐心，亘古不变。

    或许一座小小的造律台给不了我们更多，但探秘的脚步只要不停歇，每一步绝对都是向真相靠近。

    造律台上的“汉兴”之光

    造律台的光环属于萧何，但光芒属于汉刘邦。

    想想，历史还是眷顾商丘，虽没有大帝国的都城落地于此，但华夏众多拥有国家和民族影响的文化文明，无不与这儿血脉相连。这其中一脉，便是亘古闪耀在永城大地的“汉兴”之光。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化于任何一个地方，均不具备“国家唯一性”。但一个“兴”字，绝对彰显出一座永远之城无比深厚、无可替代的文化特质，以及无可穷尽的文化张力。

    永城注定与“汉兴”有着不解之缘。至汉高祖刘邦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这儿便被注入了“汉兴”的基因。大汉王朝长达412年的江山帝业，这第一步的确迈得坚实、有力。

    司马迁《史记汉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做沛县亭长的时候，为泗水郡押送一批农民苦役去骊山修陵，途中大部分人逃走了。刘邦自己度量，看这情况，即使到了骊山，也会按罪被杀，不如趁早放了他们。夜行至芒砀山，停下来饮酒，大醉的刘邦趁着夜色把剩余的农民苦役全放了，并对他们说：“你们都走吧，我从此也要逃跑了。”这些苦役中愿意跟随刘邦的有十多个。这才有了后来的“斩蛇起义”。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瑟汤恩比把汉刘邦与西方的凯撒大帝相提并论。他说：“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恺撒未能目睹罗马帝国的建立以及文明的兴起，便不幸遇刺身亡；而刘邦却亲手缔造了一个昌盛的时期，并以其极富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

    刘邦由平民登上帝位，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布衣将相”的局面，结束了“血统贵贱论”，代陈胜实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神话，虽为“一介武夫”，却开始了“文治天下、征用儒生、广泛求贤”的盛世之治。与暴秦“焚书坑儒”相悖的是，建立起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等；命萧何造律，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

    到刘邦末年时，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可以说，汉刘邦是汉始皇，是创造汉民族的人，是真正统一中国的人。他在汉初制定的英明国政，使得饱受战乱的中国得以休养生息。

    从当下的发展眼光看，“汉兴”绝不仅仅是一个“兴国”的概念。大汉王朝在这里迈开最为坚实的一步，这种“兴”不止是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的历史见证，更是居安思危、长治久安的立国启示。

    无疑，这道“兴”的光芒罩住了永城，同时也罩住了造律台。

    造律台上的“法治”启示

    汉刘邦的盛世之治中，便有“命萧何造律”。因为这一点，便有了今天的造律台。

    商丘师院历史学专家李可亭教授在他的《萧何与酂城造律台》一文中指出：所谓“萧何造律”，是指萧何制定的《九章律》，是汉政府治理国家社会的基本大法。据说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蜂起，萧何断定秦朝必亡，必有雄才大略之人再行统治天下。为此，他避开世尘纷扰，匿身于当时这座杂草丛生的高台之上，默默地为新朝撰制律条。后来萧何参加了刘邦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并像他预料的那样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汉朝。萧何当了丞相后向刘邦献出他为新朝撰制的治世律条《九章律》。

    萧何的《九章律》是在《秦法经》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而《秦法经》六篇又是在李悝《法经》六篇的基础上改造而成。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李悝《法经》六篇为《盗》《贼》《网（囚）》《捕》《杂律》《具律》。这里的“盗”是指偷盗、强盗，“贼”指伤害、杀人，“囚”指拘禁、断狱，“捕”即逮捕，“杂”包括诈骗、赌博、贪污、违反制度等各种犯罪行为，“具”是根据罪犯的表现或加刑或减刑，相当于现代的刑法总则。商鞅继承了李悝的《法经》，并用来治理秦国，收到了显著的功效。北齐刘昼《刘子随时》说商鞅之法：“行之三年，人富兵强，国以大治，威服诸侯。”但是，商鞅以后的秦统治者过于迷信法治，施行严刑峻法，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为所欲为，横征暴敛，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刑罚苛刻，人民稍有触及，就遭到残酷的镇压，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违法，邻里连坐，造成了如《史记李斯列传》所说的“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惨状。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并最终推翻了残暴的秦政权。

    萧何的《九章律》在李悝《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户》、《兴》、《厩》三篇。“户”指户籍、赋役和民事，“兴”指未奉诏旨擅自发兵及有关罪行，“厩”指牲畜饲养、管理和使用。《九章律》构成了汉代的法律主体。但《九章律》不能涵盖所有社会领域，所以叔孙通又制《旁章》十八篇，张汤定《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作《朝律》六篇，作为补充法。另外，还有由皇帝和各级政府下达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各种“令”，共同形成了汉代律令的法制体系，是汉帝国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其中以《九章律》最为重要，对后世影响也最大。

    李可亭教授很推崇萧何，他说：“在刘邦集团中，知道重视法制建设的唯有萧何。”在反秦战争中刘邦首先率军攻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军进入咸阳后，诸将皆争夺金帛财物，唯独萧何“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帮助刘邦制定了“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书刑法志》）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约法三章”是临时性的“约法”，不可能保证汉政权的长治久安。有鉴于此，萧何就在楚汉战争时，利用留守关中的机会，“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史记萧相国世家》），这可以说是萧何定律的准备工作。刘邦灭项羽，国家重新统一。萧何为适应国家长期法制建设的需要，于是“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

    萧何的《九章律》通用于西汉、东汉四百余年，对两汉的社会稳定，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不仅如此，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讲，萧何定律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所谓“承上”，即上承李悝的《法经》和《秦六经》；所谓“启下”，就是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法制建设，对中国律令法制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为丞相。曹参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如萧何，一切依萧何制定的规矩办理，这便是“萧规曹随”的典故出处了。

    今天的造律台原是古酂县县城的一座高台，名为酂台，为椭圆形，形如龟背，高约7米，底部南北长54米，宽34米，土呈黄褐色，土质坚硬，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当年，萧何随刘邦出生入死，功劳显赫。刘邦论功行赏，定萧何为首功，封他为酂侯，食邑于此，封赏最多。

    李可亭教授说，在多种版本的地方志中都记载了酂城造律台之名的来历源于萧何在此造律。世界萧氏也认为萧何是他们的祖先，酂城是萧氏祖地。萧氏宗亲会还捐款在造律台前为萧何建祠，为萧何塑像。这样，历史、传说和现实纠结在一起，更使得萧何和造律台的内容丰富多彩起来。

    历史上有两个酂县，都与萧何有关，一是永城的酂县，为萧何初封之酂；二是南阳的酂县，故城在今湖北光化县北，东汉光武帝刘秀封邓禹为酂侯，萧何的后嗣移封于南阳之酂。正是两个酂县都与萧何有关，于是不明底里者误认为萧何初封之酂为南阳的酂县，这才引起了萧何初封之地的分歧。

    “法治”是以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一种政治结构。当代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一是有优良的法律，二是有民众拥护。在这一点上，萧何的《九章律》既给了我们诠释，也给了我们启示。这启示属于萧何，也属于造律台。（策划\张浩哲 文/晚报记者 班琳丽）【原标题：造律台：一座高台的文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