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30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研究员致电记者，说“中国首届许衡学术研讨会”将于10月4日在许衡故里焦作举行，希望《厚重河南》能关注一下许衡，并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许衡，说实在的，这名字很陌生，他够不够得上《厚重河南》的分量？我心里在打鼓，但嘴上不敢说。

　　《厚重河南》写了两年多了，元代的题材很少涉猎，不是不想涉猎，问题是赵宋南迁后，把咱河南的厚重文化也带走了，《厚重河南》想“厚重”元代都不好“厚重”。

　　但万一是个如张新斌研究员所说的“很好的题材”呢？特别是错过有关元代的《厚重河南》题材，可是罪过呀！

　　就这样，记者前往焦作，踏上了拜访许衡的路途。

　　没想到，许衡把记者震了一溜跟头。

　　一个人与一个帝国的战争

　　10月3日深夜11点30分，郑州花园路北段，深秋的风吹过大街，带来阵阵寒意。

　　一个人孤独地站在街头半个多小时了，车还是没来——许衡到底值不值得写的“退堂鼓”开始在心中敲打，回家睡觉的念头渐渐萌生。

　　就在这时，手机响起：“车马上就到了，接的人太多，让你久等了！”焦作这位同志的电话，又把我“钉”在了马路上。

　　又过了20多分钟，一辆面包车终于停在面前。

　　上得车来，互致寒暄，竟然发现中国元史研究会的两大会长（南、北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治安教授、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所所长刘迎胜教授都在车上，另外还有中国蒙元史研究资深专家、中国元史研究会的原副会长、71岁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得芝等。

　　这真是一次难得的采访机会，但深更半夜，专家们也颇有睡意，怎么入手呢？

　　只好和李治安教授攀校友。“你是旅游系的？旅游系本来就是历史系先办的一个专业嘛！”几个来回，李治安教授兴奋起来，话题很自然地转到许衡身上。

　　“许衡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儒，是元代思想界的领袖，他是程朱理学的主要传播者、光大者、通俗者、认认真真的实践者。”李治安说，“他期望忽必烈用汉法治理天下，但困难重重。”

　　忽必烈来到中原的时候，大半个欧亚大陆都被蒙古人征服了。如果像许衡期待的那样，忽必烈全部实施汉法，整个蒙古世界就会分裂，他的大汗地位也将不保，何况全用了汉法，那就不是蒙古了，蒙古人的特权也就丢了——那时候，蒙古人是一等人，色目人是二等人，（北方）汉人是三等人，南人（南方汉人）是四等人。更何况还有成吉思汗的临终遗言：“不能放弃蒙古人自己的习俗和祖宗立下的规矩，不然你们就不是蒙古人的子孙，谁背弃祖宗的规矩，其他人都可以反对他。”

　　“这是蒙古人和别的民族绝对不同的地方，治汉地可以用一些汉法，但全用了，就不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了！”李治安说，“忽必烈不是不想用汉法，但他不能全用，而许衡则对他讲治理汉地‘必行汉法’，在这种矛盾中，两个人都很痛苦。”

　　“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以是论之，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面对许衡的陈述，忽必烈不可能不为之悸动。面对忽必烈，许衡也很清楚：“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窃尝思之，寒之与暑，固为不同。然寒之变暑也，始于微温，温而热，热而暑，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尽。暑之变寒，其势亦然，是亦积之之验也。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致治之功，庶几可成矣。”

　　许衡对蒙古人“改就亡国之俗”所列的时间表是30年。忽必烈也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许衡的建言，但总的来说，没达到许衡的期望。

　　让强大的征服者全面“改就亡国之俗”，是近乎不可能的。但由于许衡的努力等因素，蒙元表面上至少比满清要宽松得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是满清的“基本国策”，还有改穿旗袍、马褂等，而这对汉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破坏也是长远的——

　　“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夷其九族，是欲绝中国英雄之谋也。”（杨秀清语）

　　“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邹容语）

　　“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鲁迅语）

　　“虽然满人学起汉语来，有的比汉人都棒，但他们也搞双语教学。”李治安说，“蒙古人表面上没那么厉害，但和满人一样，搞的也是二元政治、二元文化，以蒙古的（文化、政治）为核心。他们只是跟许衡等人学了些官制、军制等方面的东西，其宫廷制度基本未变，表面上是皇帝，内部还是大汗，一进宫，都是蒙古的那一套，以此来跟汉文化相对抗。也因此，蒙古人不像其他征服中原的少数民族一样，回不去了，他们在明朝建立后，大部分又回到了草原上，除非个别被军事包围了的蒙古人，他们想回但回不去。”

　　虽然蒙古人最终又回到了大草原上，但忽必烈初来乍到中原，想来他还是不想让他的子孙再回去的。

　　也因此，许衡在他的手下终于谋到了一个国子祭酒的职位。

　　教化成吉思汗的子孙们

　　老子不可教，那就从娃娃抓起。

　　这话太过直白，料许衡也不会这么说，但却是这么干的。

　　不这样干，又有什么法子呢？他们太残暴又太强大了，必须把他们导上良知的道路。

　　《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的人口研究结果：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多万，那一大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只能是被杀，或因房屋、农田被焚烧，造成冻饿而死，或因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疾病大流行而死掉了。再加上蒙古人强奸妇女、绑架奴隶，不像汉人那么讲究孝道，不晓得成熟的庄稼、平静的村庄与繁华的城镇维系着人类的繁衍与繁荣，整个中原王朝积数千年建立起来的先进文化所面临的，是一次“大崩盘”——“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征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子，使他们所爱者哭泣。”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古老冲动。

　　中原文化在赵宋一代登峰造极，而后走向式微，这和蒙元的冲击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河南与整个黄淮海大平原，在朱元璋续正统的战争中再次受创（其实并不严重），只得在明初实施大移民，千里荒芜的中原文化腹地才有了袅袅炊烟，时至今日，这种影响还是巨大的。而在我们休养生息、医治创伤的时候，西方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

　　耶律楚材是站在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之间的调停人，他深知蒙古人的野蛮行径是出于无知，他不能阻止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战争。窝阔台成为大汗后，有一些蒙古人主张将汉人杀光，将中原的田地一律改为牧场，耶律楚材只能向窝阔台说：“汉人留下不杀，比杀了好，可以向他们抽税，何况大汗想渡江灭宋，正需要庞大的战费。”耶律楚材主张“附合汉法”，还把丘处机介绍给成吉思汗。

　　耶律楚材与丘处机救了黄淮海大平原千百万人的性命。而许衡向忽必烈建言“必行汉法”，是耶律楚材、丘处机等人教化蒙古人的继续与发展，挽救的是中原的传统文化。

　　为行大道，许衡再次与忽必烈合作，就任国子祭酒，教化蒙古贵族的孩子。“文明与良知至少可以弱化他们的野性，当他们改变信仰时，也就丧失了好战的本性，这也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铺平了道路。”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对记者说。

　　1271年，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等的建议，以燕京为大都，正式改国号为大元，忽必烈称元世祖，即开国皇帝，而大元盖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在《建国号诏》中，忽必烈称“绍百王而纪统”，开始以中原王朝而自居。是时，忽必烈创建国子监太学并选派蒙古官员子弟到国子监深造，许衡欣然接受国子祭酒的任命，高兴地说：“此吾辈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
　　许衡任国子祭酒期间，弟子都很小，但许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他用圣贤之道和汉文化教化这些蒙古诸王和七品以上朝官的子孙，“久之，受其教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

　　许衡的学生“致位卿相，为代名臣”者不胜其数，朝廷上下“彬彬然号称名卿士大夫者，皆其门人也”。“继往圣，开来学，功不在文公（朱熹）下”。明初程朱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薛瑄称赞许衡“其教人有序……朱子之后，一人而已”；《明史》主编宋濂则赞其为“百世之师”。

　　许衡在中统元年（1260年）第一次被征召入朝，就有人质问：“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他的回答是：“不如此则道不行。”

　　“许衡对质疑的回答也说明他是抱着‘行道’的志向应聘出仕的。在中原人民身处水深火热的情况下，许衡出山谋划太平之治，说明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是应该受到赞扬而不是责难的。”陈得芝教授说，“我想，许衡在经历了几次志在用其学的‘经邦治国’挫折后，终于在国子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发挥作用的位置，尽管这并不是他四度出山的初衷。他本是从事教育工作的行家里手，奉旨教育蒙古贵胄子弟，使他产生了一种实现其‘用夏变夷’和间接经世的构想，因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家事全然不顾，在学校时则拒绝接待亲友来访。”

　　然而，许衡以为可以避开权臣干扰的教育事业，仍然遭到“屡毁汉法”、极力推行“回回法”的权臣阿合马等人的攻击和压制，他们削减甚至扣发国子学教育经费，以致学生的廪食无以为继，有些人被迫退学。无奈，在国子监教书育人3年后，许衡以老病和先人葬事未办为由，请求辞职还乡，得到批准。但让这位汉法派的中坚人物稍感欣慰的是，他所信任的王恂接替了他的职务继续着他的未竟之业。

　　与许衡有着师生之谊的太子真金，在许衡返乡时亲遣东宫官员晓谕许衡：“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并请求忽必烈调许衡之子许师可为怀孟路（今焦作一带）总管，以奉养其父。

　　阿合马深得忽必烈信赖，“独当国柄”，太子真金虽为中书令，但无实权。史称“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最后于1285年陷身阿合马余党所制造的“禅位”阴谋中忧惧成疾，英年早逝。汉法与回回法之间的惨烈之争，由此可窥一斑。

　　1287年，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出任国子祭酒，国子学“大抵其教法一遵（许）衡之旧”，“儒风为之丕振”。

　　“呜呼，使国人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许衡）之功甚大也。”而许衡的亲炙弟子、丞相不忽木在元代政治上的业绩，就是个最为著名的例子。

　　据《元史·不忽木传》记载：1284年，阿合马余党向忽必烈继续兜售“国赋可增加十倍”的回回法，忽必烈征求不忽木的意见，不忽木说：“自昔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术以惑时君，始者莫不谓之忠，及其恶稔显著，国与民俱困，虽悔何及？臣愿陛下无纳其说。”忽必烈不听，不忽木愤而辞官。阿合马的这位余党任职一年，因罪被杀，忽必烈对不忽木说了句“朕殊愧卿”后，升不忽木为吏部尚书，掌管全国人事工作。

　　有元一代，汉法不绝，实赖许衡。2004年10月4日，陈得芝教授在许衡墓园散碎的神道碑前一把拉住记者，说：“许衡去世55年后欧阳玄奉元顺帝旨写的这神道碑上说忽必烈对他的‘必行汉法’等奏议‘嘉纳之’，是夸大其辞的。”

　　汉法的实施，是曲折的。不夸大其辞的是许衡墓园中的对联：

　　笔巨重疏河洛水

　　儒林再放杏坛花【原标题：“元朝一人”许衡墓系列之二 巨笔重疏河洛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