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衡故里焦作市李封村村民的传说中，许衡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许天官”。

　　“天官”是道教中的三元大帝——天官、地官和水官之一，其来源是远古时人们对天、地、水的崇拜。作为一位儒者，许衡一生虽然不很得志，大部分时间退居乡野课童耕田，但他时时不忘行大道于天下，和道家的思想是相去甚远的。

　　他为什么会被村民称为“天官”呢？

　　“一年秋收后，别人都忙着种麦子，许衡却种起了油菜。村上一位有经验的老农逢人便说：‘许衡先生教书还行，种庄稼可就不一定喽！瞧，墒情这么足，怎么能种油菜呢？等着瞧吧！’”焦作市中站区地方史志研究专家张娴征对记者说，“来年麦子抽穗时，天大旱，收成很差，而油菜抗旱性能好，却收得不错。”

　　油菜收后，许衡面对大好的太阳不晒，却躲起来。“哎，不知这老头中了哪门子邪？”村民不解。不料，黄昏时分，刮起大风，因天旱刚浇过的麦子片片倒伏，许衡的油菜却安然无恙。

　　于是，乡民们都跟着许衡学起种庄稼来——他种啥，村民就种啥。人们认为许衡能识破“天机”，所以世代相传称其为“许天官”。

　　其实，“许天官”在农耕文明时代应诏领军编修《授时历》“敬授人时”，又何尝不是道教中宣扬的赐福百姓的天官呀！

　　尽管许衡不是道家的人，但这样称呼他，想来也是贴切的。

    谋划指导 修历总体方向

　　皇帝敕立的许衡神道碑计有5000多字，可谓洋洋洒洒，其篇幅之大是少见的。

　　但这么大的篇幅，说及许衡编修《授时历》者，只有简短的33字：“十三年，诏议改历法，仍拜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时历》成。”

　　如今谈起元代的科技成就，言必称《授时历》，而《授时历》又几乎为郭守敬所“独享”。

　　许衡是修历的“一线工作人员”，不是眼下流行的什么挂名的顾问。作为学界领袖，在《授时历》的编制过程中，他和后辈晚生郭守敬等是什么关系，在修历中又各起着什么作用呢？

　　“《授时历》是集体创作的，它有一个庞大的班子。在这个集体中，许衡把握着修历的总体方向，是宏观规划者，王恂是数学家，郭守敬是总工程师。修历离不开计算，所以需要有王恂这样的数学家；修历离不开测量，所以需要郭守敬这样的总工程师；修历更离不开深谙易学与历理的人，所以更需要许衡这样指引方向的理学领袖。”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说。

　　但李治安教授私下对记者说，他并不赞成其他专家的意见，非要给许衡戴上“科学家”、“政治家”的帽子。“那时的理学领袖就是学界领袖，说许衡是百科全书式的通儒是恰如其分的。再者，我认为蒙元一代称得上大政治家的只有成吉思汗、忽必烈，称得起政治家的，我看也就脱脱一人罢了。许衡在政治上并不得志，所以把政治家、科学家的头衔给他戴上，反而不好。说他是思想家、教育家就行了，孔子、朱子也就这两个头衔，说到历史人物伟大，也并不是给他的头衔越多，他就越伟大。”李治安教授补充道：“别说许衡是政治家、科学家，就是说他是文学家、诗人，乃至医学家，都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把这些头衔和思想家、教育家并列，是不合适的，因为许衡是元代第一号的思想家、教育家，其他方面的成就，他至少列不到第一号。”

　　1276年，忽必烈命令太子赞善王恂更造新历，枢密副使张易负责上下联络。张易、王恂接到任务后，马上奏请忽必烈：“今之历家，徒知历术，罕明历理，宜得耆儒如许衡者商订。”对这件事，《元史·许衡传》说“宜得（许）衡领之”，《元史·王恂传》说“（忽必烈）命（许衡）领改历事”，《元史·郭守敬传》说“许衡参与其事”，同一部《元史》，说法不一，是为什么呢？

　　经典陈述 引发测天行动

　　从史书上看，忽必烈是因王恂“精于算术”而命其为“更造新历”的首席专家的，而张易当时是忽必烈的“大红人”，在修历中起个上传下达的作用，顺理成章。张易是刘秉忠少年时的同学好友，王恂是刘秉忠的亲授弟子，而刘秉忠生前改历的遗愿交由他们来完成，也在情理之中。

　　王恂和张易受命之后的第一个建议或请求是请许衡出山领军修历，而王恂和张易所说的“明历理”或“知历理”也正是许衡较一般历算家、学者的高明之处。史书记载的在修历过程中“凡研究天道，斟酌损益者，悉付教领之”，说的就是许衡在改历过程中所起的极其重要的特殊作用。

　　改历之举和许衡的到来，促使当时政坛上十分活跃的学者张文谦加盟。张文谦不但是刘秉忠少年时的同学好友，也是许衡的崇拜者。张文谦“自初见先生（许衡），屡请执弟子礼，先生拒之而止。”

　　王恂、张易和许衡自然欢迎张文谦的加盟。“如果大家推举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一代学界大师许衡为把握历法改革正确方向的领军人物，那么张文谦则是协调历法改革行政事务的主管者，对王恂而言，可以摆脱众多具体的行政事务，专注于历法改革一系列具体事项的思考与安排。”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陈美东研究员对记者说。

　　郭守敬也是刘秉忠的亲授弟子，曾和王恂同学于邢台紫金山。修历开始后的次年3月，也就是1277年，张易奉忽必烈之命将修理宋代浑仪等天文仪器及相关测量任务交给郭守敬，这很可能是王恂、张易、张文谦和许衡共同举荐的结果。于是，如同《元史·郭守敬传》所说：“遂以（郭）守敬与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测验、推步天下。”

　　“刘秉忠、张易、张文谦、王恂、郭守敬曾于1248年前后聚于邢台紫金山，号称‘紫金山五杰’，刘秉忠为其首。在约30年后，其中尚健在的四杰都成为历法改革的核心人物，成了完成刘秉忠改历遗愿的重要执行者，而许衡则作为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正好弥补了刘秉忠离去造成的缺憾。”陈美东说，“许衡、张易和张文谦在改历中各有职责，他们三人组成了协调上下的指导、顾问及监管、行政管理系统，而王恂和郭守敬则相当于现今所说的首席科学家。”

　　许衡参加了从历法改革初始的人才调集到《授时历》颁行的全过程，其间有诸多历法思想的阐述、天文仪器的创制、测天验天的创举和历法术数的创新。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史料只有部分能够分清这些成果是某人所为，其中更大一部分只能说是这个创作集体的共同成果。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探知许衡的若干重要贡献。

　　所谓“明历理”或“知历理”，是指洞悉关于历法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关于历法的立法之本等。“（许）衡等以为金虽改历，止以宋《纪元历》微加增益，实未尝测验于天……”许衡等的这一说法，也正是随即开展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测天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

　　许衡又指出：“冬至者历之本，而求历本者在验气。”这是我们所仅见的明确属于许衡个人的经典论述。“首先，冬至是天地间循环往复、阴阳消长的一个转折点，值其时阴始尽而阳始生，所以，讲天道者无不重之，也当是治历者的立法之始；其次，冬至乃二十四节气之首（日影最长），该时刻测算的准确度也就决定了其余二十三个节气时刻的准确度，这对直接指导农时是极其关键的；再者， 冬至时刻乃是诸多天文、历法论题的重要基点，诸如每日昼夜长短、每日晷影长度、回归年长度、日月交食等计算，冬至时刻均是不可或缺的出发点。所以，把它视为‘历之本’是有道理的。所谓求历本者在验气，是说要通过晷影测量，才能确定冬至的准确时刻，这也就是要经过实实在在的测天以制定历法理念的表述。”陈美东说，“许衡的这一经典论述，得到了不折不扣的实施。关于高表与景符的创制，应该是郭守敬之功，具体的测量工作也应该是在郭守敬的指导下展开的，但是，问题的提出和指导思想的奠定，则非许衡莫属。至于郭守敬创制的简仪等10余种仪器及其所开展的相关测量，无疑也得到了许衡的支持与赞赏。‘鲁斋先生（许衡）言论为当世法。因语及公（郭守敬），以手加额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岂易得？！呜呼！其可谓度越千古矣！’这是许衡对郭守敬及其工作高屋建瓴的评价。”

　　1280年3月，许衡、张易、王恂、郭守敬、杨恭懿（1279年应召参与修历）等向忽必烈上奏新历法初成，忽必烈随即召见了他们。“公（王恂）与许公（衡）奏：臣等合司历官遍考历书四十余家，昼夜测验，创立新法……虽未至精密，而所差计亦微妙。比之前代……自谓无愧。伏惟陛下敬天时，颁正朔，授民时，不可不致精密，以为后世程式，必须每岁测验修改，积二三十年庶尽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职，永无改易。虽百世后，亦不复有先后时之弊矣……”

　　《元史·杨恭懿传》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诏独起司徒（许衡）及公（杨恭懿），曰：‘二老自安，是少年皆受学汝者。’故终奏毕坐，毕其说，亦异礼也。”

　　在听取许衡、王恂、郭守敬等人的汇报后，忽必烈十分满意，决定予以采用。“赐名曰授时，自至元十八年正月一日（1281年1月22日）颁行。”

　　至元“十七年（1280年）春历成，（许衡）八月辞归”，次年谢世，王恂也于1282年西去。至于《授时历》的后续整理与修订，由被许衡赞赏有加的郭守敬去完成，许衡自然也可以放心地走了。

　　编修《授时历》 与“奉天承运”

　　在登封观星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元代修历时在全国所建二十七个观测站唯一留存下来的。

　　《授时历》推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跟地球环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差26秒，跟目前世界通用的格里高利历的一周期一样，但比格里高利历早300年。另外，在中国的传统历法还必须求得月亮圆缺一次的时间，《授时历》推算一月为29.53593日。《授时历》所创新的弧矢割圆术、招差法等计算方法，在当时是遥遥领先的。“元朝幅员辽阔，为这次修历，在东到高丽（今朝鲜），西到滇地（今云南昆明市）和凉州（今甘肃武威），北到铁勒（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附近），南到琼州（今海南岛），建立了二十七个观测站，这也是成就《授时历》的原因之一。”李治安教授说。

　　但这毕竟是一次“皇帝下派的任务”，政治毕竟要“奉天承运”才能“皇帝诏曰”，这是中国传统君权统治的合法性源泉。这一套直接带来了政权本身的非世俗性与君王政教合一的权势。欧洲的君主需要旁人（主教）来加冕，中国的君王登基则自己向天下发布诏书就行了。所以“皇帝的诏书同时具有了教皇敕令的权威”。

　　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的做法，都有着伪科学的味道，这历史决定论的立国之基带着伪科学的嫌疑。

　　面对这种嫌疑，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前赴后继，而中国的科学家在那个时代就修编了那么好的历法，其基础是来源于科学观察的，他们对天的了解当不在哥白尼们之下的。

　　对“天”的迷信的打破，是现代科学发展起来的基础。修订《授时历》者不同于哥白尼们，因为他们受命于皇帝，自然不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最近有记者问丘成桐：陈省身获得过沃尔夫奖，您获得过菲尔兹奖，这两个相当于“数学诺贝尔”的国际数学最高成就奖，至今华人中仅有你们两位获得。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有第三个中国人获得这两项大奖？丘成桐说：这是个很难解答的问题，其中有中国文化的问题，不是一两个天才就能解决的。中国的环境、气氛现在很难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做学问不能毛糙，不能靠媒体和政府的炒作。

　　12月12日，在陈省身大师追悼会上，许多来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的数学学科的卓越人物，“冻僵了手指冻疼了双脚却只能眼看着官员领导的小汽车一辆辆驶入……” 据说，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先生看到科学家们被拦在门外不能参加吊唁活动，气得对执行任务的警察大声说：“你们怎么只顾领导，怎么不顾陈老的生前友好呢！”

　　何况，700年前，许衡等受命而为《授时历》，就是他们再知道“天”是啥样子，他们还是不敢说皇帝不是天的儿子——政教合一的力量要比政教分离的力量大得多，知识分子往往会和皇帝“同流合污”。

　　但哥白尼们说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教皇是光着屁股的。而郭守敬，却编了《二十四孝》——一年二十四节气，《二十四孝》又让郭守敬回到了“天人合一”、维护天子皇权的道路上。【原标题：“元朝一人”许衡墓系列之三 领军修编《授时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