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李怡香严寺里潜心修行，显露远大志向
　　
    登基后，拨乱兴佛，励精图治，颇具太宗风范

    引子

　　唐宣宗为僧之事，唐代已有多种记载。五代时，《中朝故事》、《北梦琐言》等书都有光王李怡潜逃为僧，游方各地的记载，游方处不唯河南，还有江南诸地。

　　也有学者认为，唐宣宗为僧的传说，主要源于佛教中人，是因武宗灭佛而宣宗兴佛，僧人感激不尽，才大造舆论。

　　宣宗为僧说，随时间推移，流传日益广泛与神奇。到了明代，“宣宗随智闲禅师南阳学法说”占据上风。

　　智闲，晚唐名僧，曾为香严寺第六代住持，他性格严谨，言语简洁，聪敏过人，以“击竹悟道”成名。其成名地，就在香严寺外茂密的数百亩竹林中。

　　智闲是青州（今山东益都）人，先求学于百丈怀海禅师，后转投于沩山灵佑禅师。灵佑很喜欢他，要求严格。有一天，灵佑对智闲道：“我问你，当你还在母亲腹中时，你自己情形如何？”智闲无语。之后他渡长江向北云游，当他到达南阳淅川时，得知慧忠国师无缝宝塔和寺院仍在，就来到香严寺定居。他每日到慧忠塔前神游，反复想着那个无解的问题。

　　一天，他在香严寺外竹林里挖笋修竹，地上有片破瓦，他随手掷出，不料，破瓦碰到一棵竹子上，发出“哗啦”破碎声。智闲忽然顿悟。题诗一首：

　　“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

　　A

　　李怡香严寺“立志”“修心”

　　当年李怡在香严寺拜智闲禅师为师时，智闲“击竹悟道”，已很有名气。他想试试李怡的志向，就将李怡带到寺院周边游历。

　　他带着李怡来到香严寺龙王泉西边玄太沟口，此地有一瀑布，高约30米，从山口飞流直下，宛如一匹白布面朝东方朝阳，因而得名“白布朝阳”。美景至今仍存。

　　智闲指着瀑布说：“穿云透石不辞劳，地远方知出处高。”

　　李怡会意，应声道：“溪间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智闲点头。他已试出弟子的远大志向。

　　之后，智闲常派他除草、担水，并多次单独给他讲经说法。六年过去了，李怡逐渐成熟。智闲圆寂后，已登基为宣宗皇帝的李怡敕封他为“袭灯禅师”。

　　李怡于公元847年回长安登基，开始了他的“后香严寺”时代，但他的道德理想，可以说是智闲帮其打造完成的。

　　李怡承继大统后，成为晚唐罕见的明君，其统治十三年，成为晚唐罕寻的承平之世。在晚唐众多皇帝中，他声誉最高。《资治通鉴》评价：“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民爱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历史学家认为，宣宗的这些特质，与其早年流落民间有关。一个“口衔金汤匙出生”的皇子，民间经历使其明白了自己应承担的一些责任。

　　B

　　兴佛拨乱，争取民众支持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其中有三次灭佛事件发生在国家分裂时期的局部地区，只有唐武宗灭佛，发生在统一时期全国范围内，影响远超其他三次。武宗为何要灭佛？具体情况如何呢？

　　唐朝建立后，以道教为国教，但佛道斗争一直突出。武宗即位后，接受了道士赵归真“佛道不能并存”之说，政治上武宗“为使不杂中华之风”，把佛教和外来宗教都列入排斥之列。经济上则因为佛教太有钱了，“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会昌五年即845年，武宗下诏，“反佛毁寺”。

　　事实上，武宗灭佛从会昌二年就已开始，到会昌五年，灭佛行动大规模铺开，只有皇家恩设寺院，才能保留僧三十人，其余寺院全拆，僧人一律还俗。长安和洛阳起初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

　　武宗“大革佛教之命”，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私立僧居4万余所，26万余僧尼还俗，没收寺院长生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15万人。另外还强制从波斯传来的景教、摩尼教徒还俗，外国僧人送还本国收管。

　　武宗规定，拆寺的木料用来修缮政府公寓房舍，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铸铁佛像熔铸后制造农具，铜像、钟、磬等物熔化后制为钱币。灭佛行动使唐朝政府在财力、物力、土地等方面得到好处，增加了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经济来源。

　　灭佛的另一后果，是社会上多了一些“不安定因素”。日本和尚圆仁曾写亲历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著，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天下强盗皆为僧，令人咋舌。”

　　唐宣宗继位，对佛教是死里逃生的大事。可以想象教徒们对他的感戴之心。他声称，“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

　　他继位后办的头件大事便是兴佛。他下令，凡“会昌”所废寺宇全部修复。长安和洛阳除恢复原有寺院外，新增多所寺院，每寺置五十人。天下州郡，也都有所增添。五台山置僧寺四所，尼寺一所。劫后仍存的，加以修饰，每寺度五十僧人。

　　之后，他又下诏，京畿及郡、县，“士庶要建寺宇，村邑勿禁；兼许度僧尼，住持营造”。可见其复兴佛教之心之殷切。自他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不绝于耳”。

　　唐宣宗以牺牲政府夺取寺院经济之利，争取信仰佛教的朝臣及民众的支持，从而建立他的政治基础。政治基础打牢，他才能以自己的意志刷新政治。

　　需要指出的是，前皇灭佛，后帝兴佛，并非唐代佛教独具兴衰的特点。北魏太武帝灭佛，文成帝即位立即“初复佛法”。北周武帝灭佛禁道，周宣帝即位，很快“初复佛像及天尊像”。后周世宗灭佛，但他执政不到六年，就被宋太祖赵匡胤取代，宋太祖提倡拜佛之风，对佛教有效地加以利用。

　　四次灭佛都很快得到了恢复，究其原因，主要是佛教日益中国化，“本牢根大”，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作为精神力量，也有助于帝王巩固自己地位。

　　C

　　励精图治，成就“大中之治”

　　唐宣宗兴佛后，开始抑制挟持皇室的宦官集团。虽然大动作无法实施（他也是由宦官拥立上台），但还是尽了努力。

　　唐宣宗努力仿效唐太宗，将《贞观政要》书于屏风之上，每每正色拱手拜读。

　　鉴于前任晋升高官太滥，唐宣宗在整顿吏治上下了大工夫，对高官人数严格控制。官员各以品级授服色，当时衣紫色、啡色为高官，为三四品。唐宣宗的侍从官拿着紫、啡二色服相随，但有时半年宣宗也不会赏出一件。

　　对鱼肉百姓、作威作福的官员，唐宣宗一经发现，必予制裁。有个奉旨出外办事的使者，途经砍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投宿驿站，见所食之饼黑，鞭打驿吏出血。唐宣宗斥责使者：“砍石为深山所围，此饼岂是容易得来！”并将这个使者发配到恭陵（唐高宗、武则天长子李弘之陵)看坟去了。

　　淮南大饥，民众流亡，带宰相衔的节度使杜棕荒于游宴。唐宣宗知道后，将其调为虚职。

　　唐宣宗最重视地方最高长官刺史的任命，他认为这些父母官的政绩，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他规定，刺史必须到京接受他的当面考察，以定可否。

　　唐宣宗善纳谏的程度，仅次于唐太宗。凑巧的是，唐太宗纳谏，得了魏征；唐宣宗纳谏，得了魏征五世孙魏谟。唐宣宗拜其为相并感叹：“魏谟有祖风，我心极重他。”

　　唐宣宗临朝，对群臣如待宾客，从未有倦容。宰相奏事，他威严不可仰视。奏毕，他脸上放出微笑，让群臣闲语，或问里坊琐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经一刻时辰，复严肃告诫群臣：“卿等好自为之，朕常担心卿等负朕，日后难以相见！”显示出其恩威并施，御下有方。宰相令狐说：“我秉政十年，最受恩遇。然每次奏事，未尝不汗透脊背。”

　　唐宣宗“大中之治”落下帷幕后，历史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由于他的励精图治，使得我们时隔一千多年后，能够在当时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中，有幸瞥见一抹盛唐余晖。【原标题：唐宣宗的“后香严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