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在书法艺术史上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书法境界，是继王羲之后，在兵荒马乱中创造的能与其抗衡，风格截然不同的又一座中国书法的高峰。颜鲁公书法既以卓越的灵性系之，境界自然瑰丽，又以其坚强的灵魂铸之，境界自然雄健，是其丰富的人生、博大的胸怀所蕴育出来的，境界自然阔大、坚若磐石。他的书法艺术风格的成因，成功的取得，是其在承继前人的基础上加以个人的审美追求，融入时代的文化风貌而形成的。
     
     一、孜孜不倦、鸿鹄志向
    
     颜真卿的书学可谓家学渊源，颜氏一族，自西晋迄唐代，以儒雅传家，重在学识，尤以训诂、书法见称于世。其九世祖颜腾之，因草书有风格，在梁武帝《草书评》中有记载；六世祖颜协，以工草隶而闻名于荆、楚间。曾祖颜勤礼是我们熟悉的，亦以能书名世；祖父颜昭甫有硕儒之称，擅长篆、隶、草书，与内兄殷仲容齐名；父颜惟贞自少失怙，寄养于舅氏殷仲容家，与其兄元孙一起研习殷氏笔法。家贫无纸笔，便用黄土饰墙，以木石为笔，画而习之，后来俱以草、楷擅名。从殷氏系统而来，母亲殷氏，亦出身于陈郡名门望族，她的曾祖闻礼、祖令言、伯祖令名及其父亲子敬都以儒学、书法闻名于世。殷氏世代与颜家联姻。颜真卿三岁时，父卒，由舅家殷氏养育。殷氏一门书法以殷仲容最著名，对颜真卿影响也最大。殷仲容是颜真卿的舅祖父。唐人窦　《述书赋》记殷仲容、王知敬榜书齐名于武则天朝，有“殷公、王公，齐名兼署。大乃有则，小非无据。麒麟将腾，鸾凤欲翥”之称。颜真卿也说：“仲容以能书为天下所宗。”(《颜鲁公文集》卷九)
      
    这样的家学，让颜真卿耳濡目染，少年立志。颜真卿十分推崇张旭，诚挚地师事张旭，深得其教诲。他特别注意学习张旭的用笔之法，以及“得齐于古人”的攻书之妙。故颜真卿定下要在书学上“齐于古人”的目标，有其多方面的思考，其中包括对颜氏一族书学传统的光大。颜真卿说：“真卿早岁，常接游居，屡蒙激昂，教以笔法。”但又悔恨自己“资质劣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以无成。追思一言，何可复得”(怀素《自叙》引言)。其实，颜真卿勤学苦练，既学了张旭的笔法，也领悟了张旭的灵性。这是颜真卿立志书史留名的鸿鹄志向，为书学心声。在接受张旭的笔法后，颜真卿欣喜地说：“自此得攻书之妙，于兹五年（或作七年），真草自知可成矣”。因此，从天宝五年以后的五年（或七年）时间，可说是颜真卿依照张旭的指引，刻苦再磨砺的阶段。果然在天宝十一年后，颜真卿书碑渐多，在社会上已享有一定的声誉。
      
    二、顺应时代、推陈出新
    
    1、书学大环境
     
     初唐和中唐的几代帝王，都酷爱书法。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笃好王羲之书法，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语，又拓《兰亭序》以赐朝贵，独尊王书，天下风从。武则天用笔刚柔相济，结字谨严绵密， 有飞白书《升仙太子碑》传世。唐玄宗李隆基， 也是个有革新精神的书法家。“临轩之余，留心翰墨，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作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宣和书谱》)玄宗书法“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凤，笔为海而吞鲸”(《述书赋》)，终于“开草隶之规摹，变张王之今古”(《书断》)，一变初唐格局，由硬瘦走向丰茂，成一代流风（类似今天的流行书风），天下同趋。 在皇帝对书法的身体力行下，研习书法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书法理论亦高度发展，书法文章如李嗣真的《书后品》、孙过庭的《书谱》、张怀鹳的《书断》、蔡希综的《法书论》、窦　的《述书赋》等大量涌现，从而标志着人们对于书法实践的认识，空前深广。唐代科场开科取士，极重视应试者的身材仪表、言语谈吐、书法楷式、判语判词等四个方面，叫“身、言、书、判”。考生即使身、言、判三方面无懈可击，但只要书法不合楷式，也会被无情地淘汰。

    这样的大环境为颜真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创立一代新书体，不作“奴书”，真正化出雄浑的“自我”来，颜真卿是先觉者。他是唐代社稷之臣，又是书艺世家的后裔，对于书法的演变，无不瞩目关注。韩愈曾讥“羲之俗书趋姿媚”者，其片面处是未能正确评价王书，而其本意则在于从自己时代出发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审美观。因此杜诗、韩文、颜书，无不以新的时代为背景自立风貌。“逮颜鲁公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之衰者，于是始卓然成为唐代之书”（《书林藻鉴》）。颜书的尚骨、尚肥、尚法，崇端庄、阔大、豪放，重气势、魄力、雄风，都可以从唐代社会中找到时代的折光投影。颜真卿造就了在书法中的盛唐之音，这便是颜书的恢宏境界。
     
    2、个性的好恶
    
    王羲之一生没有写过碑，从其流传下来的摹刻作品来看，均属书卷小作，又以信札居多，通过最实用的表现形式，表现洒脱、空灵、飘逸、自由的境界，达到老庄的哲学中艺术化、自然化的高妙人生境界。在这里谈王羲之的书法是为了说明，王氏书风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结晶，是东晋散淡书风的杰出人物，正所谓时代造人。那么颜真卿书法艺术的产生是他自己闭门造车，完全靠自己的超凡悟性得来的吗？答案是否定的。颜真卿是个天才，富于创造性，但时代的气息才是他天才得以成长的土壤。我们纵观盛唐时期的其他艺术门类，就不难发现了，绘画、雕塑、舞蹈、服饰等无不体现壮美、宽博的审美取向，这是时代的大环境。颜真卿书法的结体宽博、内疏外密，视觉上给人向四周膨胀的暗示是正好应和了时代。所以颜真卿的字放的越大越有壮美之感，王羲之的字就不宜放大，愈小愈精美。颜真卿多为铭石之作，既取决于他的个人喜好（《书林记事》记：（鲁公）性嗜石，大几咫尺，小亦方寸。晚年尝载石以行，砻而藏之。遇事以书，随所在留其镌石。）又与当时的实用——碑刻再兴有关。颜真卿深晓铭石之法，“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是颜真卿的理解，以篆隶厚重之笔，变唐处的瘦硬，而形成篆籀体势，字距、行距小增加了其气势磅礴。擘窠大字的出现让我们感叹颜真卿的天才。
   
    3、民间的博取
    
    十九世纪末以来，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汉文文书和佛经写本。它们对于研究古代新疆的历史文化，新疆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以及丝绸之路诸方面具有重要历史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我们更要认识到这是一千多年前的书写墨迹，也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宝贵资料。

    汉字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块瑰宝，随着汉时对新疆的统一，汉文化亦传入新疆，但是新疆地处西北边陲的多民族地带，因而也具有不同于内地的发展特点，其出土文书的书写者并非名家名士，我们多称为民间书法家，但他们所达到的艺术水平，甚至有个别的并不亚于传世的名家，很早以前就被汉人崇尚了。下面就颜真卿书法艺术与吐鲁番出土文书试作论述。
      
    中唐时期，颜真卿异军突起，开一代书风先河。其雄浑豪放为后人景仰。其书结体宽博，点画雄迈浑厚，全然不似初唐欧阳询和虞世男继二王发乳，独辟异境，完成了书风变革。但这种变革决不是无所依托的，在吐鲁番文书中我们发现了不少与颜氏书风接近的作品，如《武周军府帖为领死驴价钱等事》、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唐西州蒲昌县下赤亭烽帖为牛草料事》、阿斯塔那7、8号墓出土《唐西州都督府牒为便钱酬北庭军事》、阿斯塔那188号墓出土。从这几件文书看用笔转法多于折法，隐通篆意，墨色淳厚，结体外拓开张，信守而成又气脉贯通，尤其渴笔的运用更增雄厚磅礴之势。这三件作品均早于颜真卿无疑。颜真卿的书法变革决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广泛吸收前人又融入时代精神的结果。关于颜鲁公书艺的师承前人有过多种说法，都围绕名家阐述，苏、黄认为颜真卿书法出于王羲之；米芾认为颜丛楮出；清代碑学大盛，又有人认为从魏碑出。如果说这些看法用来解释颜氏楷书仍显得有些隔靴搔痒的话，那么对颜氏行书风格形成的历史渊源则无人论及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颜真卿行书主要是广泛深入民间，吸取民间书法精华提炼而成的。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与墓砖书法中与颜氏风格相似的不少作品来看，吐鲁番地区的民间书艺一定也是颜真卿师法的重要源泉，书风的深刻改变往往先导源于民间，作为否定旧的经典形式有力武器和创造新形式之基本雏形，民间之法常常是促进中国书法发展的源动力。颜氏书法应是以二王为根基（黄庭坚《山谷题跋》说：“颜鲁公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书家多不到此处，故尊尚徐浩、沈传师尔。”又说：“鲁公书独得右军父子超逸绝尘处，书家未必谓然，惟翰林苏公见许。”《山谷集》；明代董其昌也认为颜书学习了“二王”笔法，深得灵和之致：“余近来临颜书，因悟所谓折钗股、屋漏痕者，唯二王有之，鲁公直入山阴之室，绝去欧、褚轻媚习气。”“唐时欧、虞、褚、薛诸家，虽刻画二王，不无拘于法度。唯鲁公天真烂漫，姿态横出，深得右军灵和之致，故为宋一代书家渊源。”《画禅室随笔跋自书》）结合时代的产物。
  
    4、继承与创造
      
    初唐书法的“四家”（欧阳询、虞世男、楮遂良和薛稷）他们也在努力继承以往的优秀传统，又在积极地追求创新，以期体现出一种独特的风骨与个人性情，但终未形成一个时代的标志，但颜真卿作到了，颜真卿书法笔笔出自“二王”，但精神实质上的变种，也是有渊源的，有人说颜从楮出，那种运用毛笔的笔性，中锋用笔，既不为法度所窘，又能随机应变的艺术效果，得益于楮遂良的《房玄龄碑》和张旭所传的“锥画杀”和“印印泥”。其自悟能力所的“屋漏痕”使他积极创新。
    
    三、 文才学识、书艺根基
 
    颜真卿似乎是不以文名世，应该是为其名德与书艺所掩。其实，他家学渊源深厚，二十六岁便进士及第，纯属正宗儒士文人，而且议谥褒美，定以“文”字，依朝典论，他更是当时第一等文臣。《新唐书》本传称颜真卿“博学，工词类”。平生与颜真卿有文字往还的著名文人约有：李白、岑参元结、卢纶、戎昱、诗僧皎然、道士吴筠、处士陆羽、隐士张志和等，大诗人杜甫号称“诗史”，与颜又为同时代人，集中却无一语及之。据前人考证，杜甫因疏救房语涉狂悖获罪时，颜真卿曾以刑部大员会审其案，是则颜于杜无恩，故不通往问，杜以诗作史，于颜也就隐而不书了。颜真卿在官喜与文士接游，公务之暇，每以主持诗文酒会为乐，修《韵海镜源》周围网罗了济济多士，被时人视为一代文宗，亦非虚誉。他本人能诗善文，笔耕不辍，志存不朽，所作在生时即已结集为《又庐集》(又作《庐陵集》)、《临川集》、《湖州集》、《礼乐集》各十卷，此外尚有《颜氏家谱》一卷，《历古创置仪》五卷等，合《元陵仪注》及《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可谓洋洋大观(详黄本骥《颜鲁公著作考》)。惜至宋代已散佚大半。《颜鲁公文集》记载；政尚清净，长孤养耆，彻备浚隍；式廉明，进吏事，特责大旨而已。郡人悦之。立碑颂德。而耽嗜文籍，卷不释手。初在德州，尝著《韵海镜源》，遭难而止。至是，乃延集文士，纂而成文，古今文字该于理者，摭华撮要，罔有不备，为三百六十卷。以其包荒万汇，其广如海，自末寻源，照之如镜，遂以名之。又著《吴兴集》十卷《庐陵集》十卷，《临川集》十卷，并行于代。大历末，奸臣伏诛，宰臣杨绾、常衮举公旧德，宜在中朝，征拜刑部尚书。公乃奏上所著《韵海镜源》，帝嘉之，藏于集贤书院及秘阁。是以善观人者，必先节义而后文章。文章之轻重在一身；节义之轻重在国家。存而为节义，发而为文章。尽之于一身，推之于国家，汉、唐以来，鲁公一人而已。公之忠烈，始卒不渝，穹宙昭明，凛凛如在。深厚文学修养是其书艺的创新的关键。
  
    四、境由心生，字如其人
   
    颜真卿的书法都是其学贯古今后的融会贯通，不是在某一家（或某几家）的阴影下的亦步亦趋，是其个性、精神用书法的手段进行流露与宣泄。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以及其后接二连三地被黜，使他一次又一次拓展了心灵的空间：书生——斗士——统帅，立朝——外黜——立朝，生活方式频繁转换，人生阅历更多，艺术体味也就更深。这些，颜真卿将其“一切寓于书”，将前期的“颜体”反复锤炼，炼形炼神，从而神形兼备，终至成熟。可以看到，他加强了腕力，中锋运行，取篆籀方法，圆转藏锋，如印印泥。笔画形成蚕头燕尾，直画则成弓弩蓄势之形。笔画之间采取横细竖粗的对比错综方法。在钩末、捺末挑踢出尖锋，耀其精神。其捺笔表现出一波三折的节奏。其直钩、平钩、斜钩，饱满取势，弯度均匀，圆劲有力。其折笔则提笔暗转，形成斜面折下，以“折钗股”拟之。从结体上说，方正端庄，稳健厚重，中宫宽绰，四周形密，不以重心欹侧取势，不以左紧右松取妍，而像篆隶以对称的正面形象示人。在布白上，字间栉比，行间茂密，以形密取气势，不以疏宕取秀逸。
　　  
     既至此境界，颜真卿已一扫初唐以来的那种楷书风貌：前者侧，后者正；前者妍，后者壮；前者雅，后者直；前者瘦，后者肥；前者法度深藏，后者有法可循；前者润色开花，后者元气淋漓。真可谓变法出新意，雄魂铸“颜体”。同时，经历的丰富，境遇的起伏，使其风格多变，特别是行书作品，每一帖各个面目不同，各具神采，绝无雷同，《祭侄文稿》的纵笔豪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间以流丽，是其情感的宣泄、《争座位帖》的创新，连对颜体楷书持否定态度的米芾也认为“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海岳名言》) 、《裴将军诗》的第一奇书书之称，“篆隶并列，真草相间，观其提弩顿挫处，有如虎啸龙腾之妙”、《刘中史帖》的矫健奔放，纵横开阖，如万丈瀑布，将喜悦心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这和“书圣”王羲之流转下来的帖一样，各具风神，每一帖都能让我们领悟到当时书写者的心态、精神境地，产生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从而让阅读者、欣赏者与书写者心灵相通，这才是书法的高妙境界。“书之妙到，神采为上”，书法是“书”情绪，非单纯的“书”技法（普通书家往往是程式化的，千帖一面的，看了他的一篇作品，就不用看其他的了，因为都一样，这样再是技法高超，也会让人感到乏味。）
      
    颜真卿一生，忠君爱国，鞠躬尽瘁。其忠烈之辑，凛然正气，为后世所称道。史赞颜真卿“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秋霜喷空，长虹贯日”。所谓“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划”，“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余谓鲁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故虽其残缺，不忍弃之。” 这正是书如其人说的观点。（原标题：颜真卿书法风格成因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