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公元709年---公元785年)，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1]。作为中国书法史上艺术生命力强、影响深并使后世书家受益非常之大的颜氏书法，无疑是“正统书法”的代表。但随着敦煌、高昌遗书的出土，从敦煌、高昌遗书中的部分文书的书写风格，以及以中原书风为代表的民间碑刻和佛教书法与颜氏书风保持着风格相似、相近的情况来看，民间书法不但影响着颜氏书风，而且在其书风的形成与确立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敦煌、高昌遗书的特点与形成渊源

　　作为千百年来流行于市井阶层的民间书法，“狭义地指由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所书刻的汉字尚未规范化、雅化、艺术化的各种样式。广义通俗地则指社会下层各种身份的人所书写、刻制的各种汉字俗体”，而敦煌和高昌遗书当属民间书法的范畴。

　　1.敦煌、高昌遗书的民间性特点

　　敦煌遗书，又称敦煌写本、敦煌卷子、敦煌文书等。指敦煌出土4-11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包括官私文书，大概在5万件以上[3]。在这些遗书中，有题款纪年的近1000件，年代较早的是西晋永兴二年(公元305年)所写的《大般涅经》，较晚者为大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高昌遗书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出的汉字文书和佛经写本，共有2700多件。[4]其中最早的写于西晋泰始九年(公元273年)，最晚的写于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它记录了书法在高昌(吐鲁番)地区从晋到唐500年的发展轨迹。敦煌和高昌遗书大多由写经生或一般庶民完成，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民间性特点。由于其书体涵盖行、草、隶、篆，书写内容又多为佛教经卷，其书写风格，被习惯地称为“经书体”。

　　2.敦煌、高昌遗书见证了地域书法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敦煌地区的书法在魏晋时期曾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西晋草书所取得的成就，是从张芝到索靖的敦煌书派不懈努力的结果。……敦煌书派的努力实践，直接的结果是普及和推广了草书，使草书艺术真正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5]。张芝和索靖作为敦煌书家的代表人物，其对中原地区的书法创作以及对东晋王羲之的影响，体现了敦煌书家以及敦煌书法的历史价值。

　　由于地域文明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敦煌、高昌遗书的书写风格与中原书法风格一脉相承，中原地区对敦煌、高昌地区书法的影响也客观存在。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在中国与西域国家的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五胡十六国时期，高昌和敦煌地区在后凉、西凉、北凉统治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大批中原百姓、贵族、学者名宿逃亡该地区避难，更是带去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当然也包括中原书法)”[6]。

　　随着隋文帝统一全国，大批远徙充边的南朝贵族及其部落，让南北汉文化随着大批人员的进入而与该地区融为一体，深深地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从近年在该地区出土的大量唐代儒家典籍和部分官方文书，以及从敦煌遗书中发现的王羲之《十七帖》唐人临本和王羲之《兰亭序》等代表中原书风的法帖在敦煌的大量留存便可见一斑。因此，中原书风深深地影响着敦煌和高昌地区的书风，敦煌、高昌遗书中所反映的书法风格不仅是敦煌地区书法风格的反映，也是当时全国书法风格的反映。

　　二、颜氏书法与敦煌、高昌遗书的部分文书对比

　　初唐书风，以欧阳询和虞世南为代表的书家继承了“二王”传统，形成了点画遒劲、结体秀长的艺术风貌。而盛唐的颜氏书风，一改初唐书风清朗俊逸的特点，以结体开阔、点画浑厚的风貌而成为雄浑豪放的典范。范文澜曾有中肯评价：“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书体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

　　对于颜氏书法的渊源，历代书家、学者多从其继承“二王”传统，并具体师法张旭、褚遂良等初唐书家的事实进行梳理和探究。但随着敦煌、高昌遗书的出土，结合中原地区当时遗存的书法碑帖，将诸多体现着民间书风的作品与颜氏作品比较后，发现颜氏书法在继承“二王”书风的同时，与当时的民间书风有着极深的渊源。

　　1.《多宝塔感应碑》与《太玄真一本际经》的比较

　　颜真卿一生传世碑刻、拓本和真迹有7O余种之多。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颜真卿44岁时创作的《多宝塔感应碑》，系颜氏以“二王”、褚遂良、张旭为师，继承传统时期的作品，也是颜氏书法创作历经的三个时期以50岁以前为界定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还有《东方朔画赞碑》。近年在河南偃师县发现的颜氏在天宝八年(公元749年)41岁时所书的《郭虚已墓志》，其书风与《多宝塔感应碑》风格十分接近，是目前所见的颜氏最早的作品。

　　《多宝塔感应碑》作为颜氏书作早期的代表，其用笔沉着、雄毅，结体整密、端庄、方正，布白茂密的特点，通过与《太玄真一本际经》(伯二一七零)的比较，不难发现两者在下笔、收笔和结体等很多相似之处。“女官赵妙虚所写的《太玄真一本际经》(伯二一七零)就与《多宝塔》比较接近，斯二一五七号《妙法莲花经》题记的结体方正，全用外拓，已具备颜体行书特征。前者写于695年，后者写于691年，都比颜真卿早了好几十年，它们对颜体的形成一定很有影响。”[8]再综合颜氏《郭虚已墓志》和《东方朔画赞碑》的书风，可以见证，公元695年前后敦煌地区已出现《多宝塔感应碑》的书写风格。

　　2.《刘中使帖》与敦煌写经《草书残纸》的比较

　　从颜氏一生创作历经的三个时期来看，50岁至60岁是其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也是颜氏书法成熟的时期，同时也是颜氏走出“二王”和初唐楷体的藩篱，创立崭新的颜体的时期。这一时期颜氏的书作逐渐出现了行书和尺牍，其行书墨迹有《刘中使帖》《祭侄文稿》和《争座位帖》。

　　《刘中使帖》的创作时间，朱关田认为是“写于唐大历十年(公元775年)的十一月”。[9]其时，颜氏因得到平息叛乱的捷报，心情激越，奋笔疾书，忠义之气，跃然纸上。该作笔力遒劲，最后一“耳”字，渴笔直下，兴奋之情跃然纸上。对比敦煌遗书《草书残纸》的书风，其风格与颜氏《刘中使帖》十分相近，这充分说明在颜真卿时期，敦煌地区存在的大量写经书风，已经十分盛行，并非颜真卿一人所独有的面貌。再对比敦煌遗书《尔雅卷中》(伯二六六一)中张真写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字，其书风与颜氏《刘中使帖》极其相近，厚重与雄放之气直逼颜书，而且在书写时间上要早于颜氏16年。

　　在高昌遗书中，如出土于吐鲁番地区的《唐咸亨三年(公元672年)西周都督府下军团符》《唐东塞残文书》和现藏于日本有邻馆的唐开元年间(公元713年---公元741年)书写的《长行司马文书》以及出土于吐鲁番地区的北凉神玺三年(公元399年)《仓曹贷粮文书》等作品，可与颜书作比较。《仓曹贷粮文书》，其成书比颜书要早近400年，其行笔中虽带有很强的简牍笔意，但其用笔、结体，却同以上诸帖一样，不仅与《刘中使帖》十分接近，而且创作时间都要早于颜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在敦煌遗书中，具备颜书特征的还有写于公元691年的《妙法莲花经》(斯二一五七)，比颜真卿的行书至少早50年。可见，与颜氏近似的书风在当时具有普遍性。

　　3.《祭侄文稿》与《西周高昌县王渠堰堰头牒》《周易王弼注卷第三》的比较

　　《祭侄文稿》是颜氏于乾元元年(公元785年)为悼念其被叛军残杀的胞侄季明所作的祭文草稿。此稿的书写，颜氏起始心情平静，所书平缓、圆浑，及至“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时，随着颜氏愤恨、悲痛情绪的陡然升腾，其书在字里行间中顷刻间打破原本的内敛与矜持，行文忽大忽小，时滞时疾，激情之下，不计工拙。线条的粗细、墨色的浓枯、笔法的变换，皆无拘束，颜氏行书的厚重、雄放之气跃然纸上。

　　在高昌遗书中，与《祭侄文稿》风格相近的便是出土于吐鲁番地区的《西周高昌县王渠堰堰头牒》。与《祭侄文稿》风格相近的还有东晋玄学家王弼注释的《周易注》抄本以及《开元十三年征物残牒》等。《周易注》是王弼在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摒弃传统的象数，以《老子》思想解《易》，阐发的哲学观点，曾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但由于王弼于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因曹爽被杀，而受牵连丢职，并于同年秋天遭疠疾而英年早逝，年仅24岁。其著作《周易注》的抄本，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其成书及其流传于世的时间，当在其去世时间公元249年前后。以此推算，《周易注》的抄本(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p.c.2530)书风比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书风要早上数百年。

　　《周易注》抄本和以《西周高昌县王渠堰堰头牒》为代表的高昌遗书，二者在书写背景上虽与颜书有本质不同，但通观其书线条的粗细变化，墨色的浓淡对比，渴笔、飞白书的运用，以及行文中洋溢的厚重和雄放之气，与《祭侄文稿》颇多神似。而书写于武周时期的《西周高昌县王渠堰堰头牒》，其具体书写时间虽然不详，但以武周统治的年代计算，当在公元690年---公元705年之间，也要早于颜书80年左右。

　　古文字专家金祖同(1914---1955)所辑的《流沙遗珍》中有两件行草作品，属于私人文书。其用笔、用墨皆与颜氏《争座位稿》颇为相似，而其书写年代也与颜书相近。因此，“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与墓志书法中与颜氏书法特别是行书风格相似的不少作品来看，吐鲁番地区的民间书法一定是颜真卿师法的主要来源”。

　　颜氏于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颜时年40岁)曾任河西、陇右军试复屯交兵使，而在此期间接触敦煌和吐鲁番地区的人文历史和书法艺术，也在情理之中。

　　三、颜氏书风形成的其他因素

　　1.楼兰汉文书的出土佐证了颜氏书风形成的其他成因

　　楼兰古国，在历史上，曾是西汉时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张骞通西域后，楼兰成为东西方交通要道。魏晋之时，西域长史驻楼兰城，使之成为西域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而随之而来的大量汉文书便在楼兰出现。上世纪中外考古工作队陆续对楼兰古城的五次大小发掘中，大量汉文书的出土便是一个铭证。

　　楼兰汉文书正值我国文字书写载体由简牍向纸质过渡的交替时期，出土材料表现为木简与纸质并存生发的状态，其书写形式，已囊括了正、行、草等诸多书体。已出土的大量楼兰汉文书，其书写时间跨度自嘉平四年(公元252年)至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年)之间，这与东晋王羲之(公元303年---公元361年)所生活的年代相近。楼兰汉文书的出土，不仅见证了地域书法的相互交流，同时也佐证了与颜氏书风风格近似的书风已早于颜氏300多年便已在中原和中原控制的西域等偏远地区频频出现。

　　《李柏文书》作为楼兰汉文书的代表，共有三张纸，是一封信札的三次草稿，文稿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书写者李柏与王羲之同时代，大约生活在东晋咸和至永和年间(公元330年---公元350年)，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凉派遣到楼兰的西域长史，于公元328年到达罗布泊地区。《李柏文书》即李柏当时写给焉耆国王等的信函，其中两封是完整的，还有39片残片。还有些信是前凉张骏讨伐高昌(吐鲁番)的晋戊己校尉赵贞时，为了安抚与高昌邻近的各国而写的。该文书所写文字已完全具备行书面貌，虽仍带有隶书笔意，但笔画提按分明，尤其是第一稿，墨色较浓，笔画较粗重，篆隶意较浓;而第二稿、第三稿的书写比较随便，连笔增多，气势更加连贯畅达，行书的特点更鲜明。从大量遗留下来的楼兰文书残片来看，其中不乏有与颜氏书风近似的笔画与笔意。《李柏文书》的篆籀笔意，与颜氏的《争座位帖》，其用笔有颇多近似，对于《争座位帖》，米芾在《书史》中曾有“《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的中肯评价。这种近似虽有巧合，但即使颜氏无缘得见，而与颜氏近似的笔法、笔意，乃至书风，却早已在颜氏数百年前出现。

　　唐代的河西、陇右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一带，其位置处于蒙古高原和青海高原之间，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唯一通道。汉以后的历代中原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重视这一地区。因此，必要的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所积淀的文化因子便会在该地区传播开来。颜氏在任职河西、陇右军试复屯交兵使期间，完全有可能接触到河西、陇右地区以及通过该地区辗转到距离更远的西域地区的文化因子。由此可见，颜氏书风的最终形成，并非其个人在书写过程中自我独创的成熟面貌，而是一步步遵循着吸收、积累、反思，以及反复熔炼的过程。

　　2.中原书风对颜氏书风的影响

　　颜氏“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11]”，隶属于当时中原地区的齐鲁大地。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颜时年45岁)，颜氏在出任平原太守(山东德县)以后，其书迹一改《多宝塔感应碑》秀丽之态，50岁时所书的《金天王题名》及以后的作品皆为大气磅礴、雍容浑厚的书风所取代，而正是这种书风才真正确立颜氏书风的面貌。

　　颜氏书风的这种变化，与位于山东东阿县鱼山祠以掺杂篆隶、浑厚雄劲见长的《曹植碑》相比，可见其近似的面貌特征。《曹植碑》结体外密内疏，字心中正，捺画雁尾，基本具备颜氏书法的特征。而“此碑同徂徕山般若经摩崖(山东泰安县)及《般若碑》(山东宁阳县)的用笔凝重而迟缓，笔力雄壮，结体方正平稳，雍容大度，不故作险峻以求媚，丰润而厚实，以及《章仇禹生造像碑》(山东汶上县)的厚劲凝重，以拙为工，宽博浑劲的书风，均为当时的时代书风”。[12]

　　颜氏忠肝义胆，一生戎马倥偬，当地的那些笔势雄强、大气淋漓的石刻，与其忠正豪气的人生理想有着暗合的默契。那些氤氲着盛唐气象的中原民间书风，也必然会对颜氏书法形成影响，颜氏在承继时代书风的基础上，大胆革新，删繁就简，而最终形成其雄浑茂密、气势恢宏的书风面貌便在情理之中。因此，“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的石刻书法(包括石刻民间书法)才是颜体成熟的决定因素”[13]。

　　3.佛教对颜真卿书风的影响

　　科举制度是唐王朝选拔人才的一种必要途径，而佛寺教育作为唐代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教育特点是以儒为主，儒佛结合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主流。

　　“佛寺教育同科举制度密切相关，以儒为主，正切合了以儒传家，期以建功立业的颜鲁公心理。”[14]少时家贫的颜真卿如众多书生一样放弃官学，寺学教育便成为其首要选择。颜氏与佛教结下的缘分，从其诗《刻清远道士诗因而继作》“不到东西寺，于今五十春”[15]一句可得印证。“据黄本骥先生推测，鲁公13岁就到佛寺，也就是他迁居苏州之时，而且他25岁时也曾读书于长安福山寺。书学作为唐代取士的重要标准之一，理所当然在寺学教育之列。有丰厚的寺学经济条件，更有‘经坊’和大量人才的寺院是吸引颜真卿的主要原因。”[16]

　　颜真卿生活在唐王朝十分重视抄经的强盛时代，大量佛经在传播的同时，需要众多的经生抄写。而不同类型的书写风格的进一步汇集逐渐形成的佛寺书法，必然会对颜氏书风的形成影响。“佛寺书法风格丰富浩繁，颜真卿所受寺学书法的影响应该是多方面的，这是颜体形成前不可忽视的一个阶段。”[17]颜氏曾在永泰二年(公元766年)遭受权相元载的排斥，坐以诽谤朝政罪，出贬峡州别驾，未至任，改吉州别驾，自遭贬谪以来，其在公务之暇，已一改常态，开始沉湎诗文，依托佛道，以求解脱。再则，颜真卿崇重浮屠之说，本出自家教。“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18]乃为颜氏家训。“其交游皎然，相契严峻，友善上恒，褒异沈真乘之出家，敦慕谢灵运之释经，而且以‘深于禅味’为湖州佛川寺慧明法师‘菩萨戒弟子’。至于探胜访迹，撰文纪颂，写经书赞，刊石传布诸多佞佛之举，更是集中反映在此后十多年的贬谪时期。”[19]从颜氏依托佛道，寻求解脱的事实来看，其完全有更多的机会查阅由经生抄写的佛教经典，而受其影响便是不言而喻的。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屈立丰等人提出“颜体书风应主要来源于中原地区的寺学书法”[20]，“从颜真卿与僧人的广泛和密切的接触，以及当时佛教写经的流行情况，说颜真卿接触借鉴当时经生的书法是可信的”。[21]

　　4.颜真卿的平民思想对书风的影响

　　颜真卿出生在一个家学渊源的士大夫家庭，因其幼年丧父，伴随以家道中落，贫困的家境，“对颜真卿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下层人民”。

　　流行于下层人民中的民间书法，“由于民间书手更多地接近自然，更多地参与劳动实践，使他们在从事艺术活动中更多地凭直觉和淳朴的情感去表现自我，而毫无矫饰造作之风”。[23]民间书法中蕴涵的质朴情感，与颜氏所固有的平民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默契的可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颜真卿作为四朝为官的社稷重臣，不论他身居何位，他的平民意识和亲民思想一直跟随始终。其平民意识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下层人民，亦有机会接触流行于民间的书法”[24]。而民间书法，在一定程度上，便会自然而然地对颜氏书风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颜氏书法的“流俗”思辨

　　颜氏书法，在对后世书家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不断被后世书家讥讽为“俗体”。如米芾曾有云“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25]，而赵宧光的评价似乎较为中肯，“颜真卿严整第一，稍有一分俗气，唐人独推此公，亦以品第增重耳。”[26]从颜氏书法中，深刻认识到颜书取法民间写经书法的还是当代评论家。著名学者金开诚曾综合颜氏书风的阶段性变化，明确提出：“50岁(公元758年)以前属于前期。这是颜氏向古人和民间书法学习并消化吸收的阶段，楷书代表作有《千福寺多宝塔碑》和《东方朔画赞》。前者从笔法到结构都明显地受到隋唐某些民间书手的影响。”[27]对于颜氏书法，启功有言：“鲁公书，非独为有唐八法之宗，亦古今书苑之祖。其铭石之作，上下千年，纵横万里，莫不衣钵相沿。”[28]而对于颜氏的《多宝塔感应碑》，启功曾客观地指出其“书体结构严密，匀整，风格秀媚多姿，更多地保留了写经的书风”[29]。对于颜氏中年时期所书的作品《多宝塔感应碑》和《东方朔画赞》，现代书家朱关田也曾指出：“鲁公一一以方整之笔书之，几无性情可见。其铭石记事，实类似秘书省楷书手誊录善本。”[30]

　　历代书家对颜书流俗的评价，也是基于颜氏书法所表现出的民间书手和写经生的书写习惯和风气。对于俗吏书和经生书，丛文俊将孙过庭的《书谱》和米芾的《海岳名言》所批评的俗吏书与经生书定性为“阶层性或职业性的习俗与风气”[31]。而颜氏书法中所表现出的俗吏书和经生书的特点，也从侧面佐证了颜氏书法受民间书法的影响的客观事实。

　　从颜氏书法与敦煌、高昌遗书的比较，颜真卿朴实的平民思想和对佛教的密切接触，通过对颜氏书法流俗的辩证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颜氏书风的最终形成，决不限于一家一派或一石一碑，而是颜真卿在对民间书法学习与借鉴的前提下，博采众长、反复吸收和熔炼的结果。（原标题：颜真卿 民间书法对颜真卿书风的影响综述）